赵国林回忆录《回眸》之“我的父亲”
发布时间：2016-03-02 15:3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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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振波
父亲留给我的记忆是严厉而慈祥。时至今日，高堂虽已谢世三十九年，每每思念依然觉得其严尚在。
父亲七十一年的人生，磨难中成长，磨难中历练，磨难中成人，磨难中成才。
三岁丧祖，七岁丧父，弱冠之前基本上是在我的伯父微薄的收入与祖母帮人缝补洗浆的劳作中艰难度日。十岁方勉强入南学，最终依然因贫穷在六年级毕业前缀学。因此，我的父亲幼小的心灵便深深镌刻上“憎恨”有钱人又“羡慕”有钱人的烙印。
十六虚岁正月（1919）便随兄长在“永和信”学商，是年四月转而到太原红市街“宝源兴”杂货店学商。1921年8月又转到曲沃县西凝村“谦德亨”烟厂当店员。1925年（24岁）升任会计。1929年第一次以劳力股顶“三厘”生意。1932年升任业务主管。其间，与兄长一起买了“安贞吉”大院，同时又先后购得土地几十亩。1939年36岁升任烟厂经理“谦德亨”经理直到公私合营。时，1955年，52岁。
一直极贫的烙印深深地刻在我的父亲心头。于是从1932年顶上生意到解放前夕又陆续购土地达到36亩。在“谦德亨”陆续入股。公私合营连本带利算下987元人民币，按当时的政策，全部投到“太原福利专业公司”（后改为“太原市服务公司”）。土改时献出土地21亩。到“人民公社”时剩余15亩土地连同所有的农具一齐投入到“火箭公社羊头寨生产大队”。
股金，至今也没有政策退于本人。土地却不断新政。今日承包，明可流转。大户兴起，差距依旧。而今只有父亲与伯父的血汗钱买的当时破产地主的一处“安贞吉”大院依然原样。不过历史见证而命运如何，不得而知。偌大的三进院常住者只有一耋耋空巢老人——我的胞兄国英在守望。
父亲一生外不秀而内聪慧。年幼贫穷读不到高小毕业而缀学。以智却几次参加寿阳县的知识竞赛而获奖。现存的一个黄铜质“压字圈”上刻着“寿阳县第二次观摩奖品”的奖品给后人传递读书传家的信息。
为摆脱极贫，年幼奔波于江湖，为致富而一生任劳任怨。自幼岐嶷，青年拼搏，锤炼了父亲坚毅的性格和节俭的作风。父亲苦中作乐，苦中小富。“满足”了“憎恨”富人（没钱被赶出学校）又“羡慕”富人的心理。在家人都未能享受其“富有”时，却又以不大的差别回到了原点——1955年公私合营被破格录用至“太原市烟草专卖公司”第一批发部任保管员。工资26.50元/月，次年工资改革变为48.50元/月，退休时以70%比例改为33.95元/月。
除却那所“安贞吉”，老年又回到“半贫如洗”。
父亲对子女的爱，是一种特别的爱。一年到头在家的日子并不多，也就是企业生产淡季和春节方可在家安居两三个月。因而，对子女的爱便压缩到这可数的日子里。每年的春节总和孩子们一起点“旺火”，放爆竹，把孩子们天真快乐的心绪调动到极致。那个时代的爆竹很简单，只有叫“草圪节”的小炮和最普通的“二踢脚”。因采用最原始的黑火药而经常发生爆竹“瞎捻”。每遇此，父亲的“拿手戏”来了——将瞎捻的火药倒出装在一个高射机关枪的空弹壳里（解放太原时我在街上捡的），从其它地方剪一小截药捻装入稍微压紧便制成了“锅子火”。“锅子火”点燃时，一股眩亮的火焰冲天喷出，十分壮观。每当此时，孩子们总连蹦带跳齐声喝采，为节日凭添了几分欢乐气氛。
只要父亲在家，“黎明即起，洒掃庭除”便日复一日“严格执行”。所以，只要听父亲咳嗽一声，孩子们立马起床各司其职。这在平时是需母亲连叫几次方奏效的。我想，这与父亲年幼走上商道当小伙计的习惯有关，坚守了一生直到病休为止。
责任是父爱的浓缩，责任是父亲撑起家的一片天的“丈夫气质”。
在战乱不断的年代，父亲当机立断接家人到太原以避。记得是一辆铁轮大车，两家人坐在车上（刘长玉一家三口）取道黄岭，阳曲一直到太原大南门前的“德顺店”歇脚。一路长途父亲硬是与车把式徙步，那怕是让车轮轧了脚依然一瘸一拐不肯坐车。
因为读书，我在父亲身边的时间算较长的。父亲从不婆婆妈妈，只有一句话让我牢记一生：“你的事靠你努力，别人替代不了。”
1965年冬，市专卖公司的孔经理几次与父亲商量要我当他的通讯员。父亲深知儿子坚心读书的想法，婉言谢绝了。当我手持二哥为我办好的铁路招工手续决定放弃想读完初中时，父亲依旧尊重了我的选择。
父亲的收入养活一家人已属不易。但只要是我提出的要求，总会设法满足。心仪一双蓝白相间的球鞋，父亲忍痛卖掉了他多年喜欢的晋胡（5元），我生平第一次穿上了运动球鞋。读中专时需几本工具书，父亲把他珍藏的一套十本《清史演义》让我卖到柳巷北口的古籍书店以10元换得了两本急需的工具书：《四角号码新词典》、《数学手册》，陪伴我一生至今不忍丢弃。
特别的父爱还表现在一些细节上，表现了老人的良苦用心。
对于我当教师，父亲并不满意，以为当教师没出息。1970年春节放假回家探父期间，父亲给孙儿振波讲了一个故事暗喻了此意。说的是一家祖孙三代去赶集市，儿在前，孙在中，爷在后，儿子无意回头看了一下，爷爷说，不用看，他老子不如你老子。儿子扭头“哼”了一声，爷爷又说，不用哼，我小子不如你小子。言外之意非常清楚：儿子最差。
长久以来，我经意不经意间总会思考着这个看似笑话的故事，也在几十年后的岁月里印证这则笑话的结论。
父亲的苦心，正在被一一对应。
假如说中国历史上没有公私合营这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的父亲的人生轨迹以及家人的命运，全然不会是这样，父亲的落点也绝无当时的落差。
而我呢，含辛茹苦为国家奋斗了一生，平淡无奇，不过一个享受正科级的公务员待遇。
两子两媳都接受了高等教育，进入高级知识分子行列，事业有成。
孙儿赵哲一直勤奋读书，初中毕业考入“山西省实验中学”，又一次参加高考进入“西北工业大学”这所国家211-985重点高校。孙女虽幼年却表现出很强的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长大后定会与哥哥并驾齐驱。
我追求的“书香门第”正在全家人的奋斗中成为现实。我终生期待的“读书传家，诚信做人”的宿愿，正一点点实现。这正是父亲所企盼的结果。
我的父亲耿直的品格和虔诚的敬业精神体现在一生的足迹中，成为后人值得承袭和学习的精华。
一个出生于小山村仅读过不到六年私塾小学且一贫如洗的小青年，十六岁学徒，二十年里升会计、业务主管、企业经理，白手起家买房置地，支撑了一个大家由极贫向小康，难能可贵。看似简单的过程该付出多大的艰辛和聪明才智，可称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我真切的感受了父亲在国营企业的敬业精神。时，他的职务是“太原市专卖公司”第一批发部的保管员。
为确保商品的质量，每隔几日（特别是夏天）父亲总要利用星期假日休息时把库房的烟、酒一箱一箱搬到院内凉晒，认真核查后傍晚再依序搬回。此时，我当然成了父亲的帮手。家在外地的青年职工往往都很愿加入。年近花甲的老人，从经理成为“伙计”敬业的虔诚已替代了心理上的落差。商业单位的日清月结要求销售部门每日必须填报“日清单”。那么多的品种、数量都须一笔一笔核实无误。本不是保管员的责任。但父亲在珠算上的优势——“铁算盘”——却成了职工心中的“靠山”。“老赵一次准”成了日清月结“离不开”的“人物”了。先后任领导的张主任、牛主任的眼里，赵武是“从前”的“掌柜”，现在的精英。故而，父亲年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56年度的奖品是一支“英雄钢笔”（笔尖上有五成赤金字样），当时售价在十元左右。自然这等贵重奖品成了我的“战利品”，一直珍藏舍不得用。
1958年大跃进，古交上马了一座规模并不大的“古交钢铁厂”。那个“钢铁元帅升帐”，“超英赶美”的年代，中国的钢铁产量指标是1700万吨/年。不难想象支援“古钢”的热潮，57岁的父亲自然成了支援的“对象”乃情理之中。老先进在“大跃进”的“冲锋号”中又激发了新的动力。私方人员的无形压力迭加在这新动力上，必然成了父亲的绝对服从。我当时曾多次提醒过父亲：“你偌大年纪能扛得住吗？”父亲只轻松地笑了笑不作回答，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亲临时，我才真正读懂了父亲当时的笑容：那是一种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内心世界的表情。沉静、含蓄、守中，无懈可击。父亲，大智若愚的智者。
由此，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一辆崭新的紫红色的“白山牌”28架自行车成了父亲形影不离的伙伴。迎着朝晖，穿梭于太原市的大街小巷。一宗宗、一件件的“古钢”急需的物资不停地集聚于位于西米市的采供站，一辆辆“解放牌”大卡车（4吨位即称大卡车了）疾驶在通往古交的盘山路上……。
“古钢”投产了。经此，老人也随之住进了“古交经理部”新建的几排平方大院。不同的是换了一个头衔——“供销经理部事务长”，直到1963年中秋节清晨，积一生劳累而倒在了单位厕所门前……。
1963年利用放暑假的间隙，我专程去古交探望父亲。早上，搭乘西米市采供站的卡车，由西米市、解放南路、迎泽街、西铭街入山间的盘山公路。（三级沙石路面）在漫天飞舞的尘土里不知转了多少个急弯，近四小时的“摔打”，下山。须臾，即到达供销经理部。至今回忆起来，那时一路颠簸、一路“沐浴”、一路心惊肉跳。下车后，成了名符其实的“土地爷”。而今，时光过了半个多世纪，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清波流淌的汾河西岸，几排刚建不久的新房，一群老中青结伴的职工，见面都十分热情的叔叔、大哥，紧张而有序的工作场面，和谐而热闹的“今晚书场”（父亲几乎每晚为职工说“三国”）。这一切，我再次看到父亲一身正气，公道清廉，吃苦耐劳，兢兢业业。五湖四海的团队中，父亲俨然是他（她）们的贴心人。
此情此景，思绪一下子回到了解放前夕的“一昌烟店”。时，该总号（“谦德亨”太原总号）有个副经理，人们呼之“孟掌柜”，常常为些许小事与职工争吵的不可开交，往往下不了台，每次都是父亲为之解了围。结果，职工给掌柜道了歉，掌柜也体面地办了事。年幼的我都觉得父亲做人做事的过人之处，那叫“本事”！三年困难时期，当年的工头赵大爷，从寿阳西洛云烟村（篆木乡云烟村）专程去北司街看望他们经理赵先生（职工对父亲的尊称）。那种无话不谈的真情实感，那点珍贵的家乡土特产，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专程去云烟村探望赵大爷，大爷已过世，其子前生也曾是“一昌烟店”的小伙计，见到了前生哥叙了家常。之后，将其子赵星海安排到了化肥厂工作，也算了了一桩心事。
人性的善与恶，并不因为社会变革而更改。旧社会的“谦德亨”经理赵武与新社会烟酒专卖公司的赵武，同样地敬业守诚，耿直率真；同样地乐于助人，吃苦忍让，与人为善。病退在家已半身不遂的父亲，常常在供销社帮忙，右侧瘫左手照样铁算盘，成了宗艾供销社的“编外业务员”。
1938年2月，日本鬼子入侵到曲沃西凝村。在“谦德亨”烟厂掘地三尺搜寻资本家的金银财宝，并开枪射杀了当时的经理。整整折腾了七、八天无果而窜。“东家”返回时对所藏财物已不抱希望，结果却毫发未损。埋藏时东家与我父亲两人知情。东家的财宝保住了，我父亲满口牙齿因急火攻心而全部脱落。而立刚过的父亲从此便上下齿都换成了假牙。副经理当然升了经理，时38岁。之后东家王实甫又与父亲认了干亲。青少年时，我经常去太原剪子巷1号院内看望实甫叔与婶，巧生、巧玲等弟妹非常熟悉。2000年的一次又专门去剪子巷1号，实甫叔一家因拆迁已搬走。一位未搬家的邻居小伙告我：“要寻找去太原南城区法院有其二女王改玲（法院副院长）”，说明王家后继有人。
旧社会各种势力五花八门，国民党、三青团、同志会、青红帮、以及形形色色的会道门。父亲一律拒之千里，保持了一个清白之身。
我的父亲一生做到了政治上清清白白，坚守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信条，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从内心感谢父亲，敬重父亲，一生缅怀父亲的人品。
伯父和父亲的表率一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也一次又一次地感动着我。
父亲养病期间，几位兄长都十分地关心。让弟弟们耳闻目睹，传递了爱心。大哥二哥经常从太原、榆次回家探望，每次都给老人买不少的食品。有一次，大哥买回猪肉，耐心地切成薄片做成红烧肉，满足了老人的口福。
1963年父亲突发脑血栓，是国英、国昌两位兄长及时赶到用小平车小心异异护送到医院，之后又将老人转入山大一院。父亲受到了及时的救治，生命又顺延了八年。
我工作在县城不能日日守护父母，特别在父母病重期间，两位兄长替我敬了孝道，从不和我计较替我在双亲膝前尽孝，即至高堂谢世而归，都把责任独扛肩膀一手操办了后事。我感谢胞兄在这方面对我的宽容。每每念及我都感激不已。
在上一章提起兄弟间的一些往事，都源自伯父，父亲传递的良好家风和教诲。桃李不言，下自成溪。
回忆父亲，尚需提及高堂的一些喜好。
说《三国》
父亲记忆力很好，说得一口近乎原版的《三国演义》，不论在私企，不论在国企，不论当“掌柜”，不论当“伙计”，不论在曲沃，不论在太原、古交，只要傍晚“开坛”说《三国》，“听众”总挤得满满一屋。讲演者津津有味，绘声绘色，听戏者如醉如痴，乐不可支，每到“明晚再说”的收尾，听者依然不忍离场。在太原按司街12号市专卖公司第一批发部，我不止一次体验了那种场面。
拉晋胡
一把晋剧胡琴，几个名家段子，闲暇时父亲总要边拉边唱，那怕片刻亦神旷心怡乐在其中。跟随父亲的日子里，父亲曾教会了我几个唱段，如《空城计》、《拾金》等。可能与长期当“掌柜” 处在一个商界名人的圈子有关，解放前曾多次随父母在太原市当时的“三院”、“二院”看过晋剧，如《黄河阵》、《河神娶妻》等，至今都依稀记得那种特定的场景。
一口“潮烟”
记忆里，父亲在家的日子，一个特定的吸烟方式——“谦德亨”掌柜的吸烟方式——左手一杆铜烟袋，右手一个黄铜制的烟钵。吸时，在烟钵里装上一袋（铜烟袋锅口径不超过1cm，每次只能装进少量的烟丝）吹一口空心香点燃，深深吸一口，“扑哧”吹去烟灰，随即一个又一个循环。待我成人后方觉得父亲吸潮烟那种一环紧扣一环的娴熟动作，可笑称为一种“吸烟文化”都不为过。
对奕
父亲的中国象棋的技艺，在民间的层面上当算是位“高手”。在他的圈子里，或则偶逢某种对奕的场合的邀请，胜的概率极大。正如他半生的“旧时买卖人”玩麻将一样，几乎绝赢无输。从某种意义上可看出其逻辑思维能力的高下。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的父亲一生穷而有志，富而不狂。重信义，虔敬业，肯吃苦，善思维，人随和，品端正，行磊落，真丈夫也！在贫困中奋斗了一生，在拼博中苦撑了一生，在辉煌与平淡的交错中，平静地走向回归。父亲人生座标中的那条曲线，当是后代人永远追寻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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