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炳琳和傅作义
傅作义将军对北京大学是素有感情的。1936年8月北大教授胡适等就曾随傅作义将军赴绥远省大青山凭吊过“抗日阵亡烈士公墓”。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等主张。从1936年到1937年傅斯年陆续写信给胡适和周炳琳，向他们通报西安事变和南京政局。信中称胡适之先生，称周炳琳为枚荪兄，并且要将这些信件“看后焚之”。1936年4月“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本秘密签订“华北防共协定”。宋哲元的第29军是参加过长城抗战的军队，在5月30日的干部会上，军官们反对脱离中央。胡适在31日晚写了与宋哲元书的草稿，征求周炳琳的意见后，以《敬告宋哲元先生》发表：
“我们深信，在这个时候，国家的命运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凡是反对中华民国的人，凡是有心破坏中华民国的统一的人，都是存心遗臭万年的人，我们决不可姑息这种人，必须用全力扑灭这种卖国求荣的奸人。不如此的，在今日是汉奸，在中华民族史上永远是国贼。……熙洽、张景惠、殷汝耕都没有力量，因为他们都脱离了国家的立场，所以永远成了汉汗国贼，他们不能不托庇在敌人的铁蹄之下，做了受保护的奴才。这些奴才将来都有在中山墓前铸长跪铁像的资格。我们这个国家现在虽遭厄运，是决不会灭亡的。我们不可不明白这一点；一切脱离国家立场的人，决难逃千万年的遗臭！”
1948年7月24日周炳琳在《新路》（周刊）第1卷第11期上用笔名发表《傅将军面临一个考验》一文，文中写道：
“他人不能打胜仗，傅将军独能打胜仗，只这样便足以引人入胜。……‘七五’惨案发生，考验之期不旋踵而至，我们仍然爱护傅将军，希望他拒绝拖延的办法，迅明断然的处置，为公道求直，为死者伸雪，以争回动摇的人心。”
1948年夏天，傅将军到中老胡同32号来拜访周炳琳先生。那天，周不在家，周夫人魏璧女士见到传达室送来的傅作义将军的名片，十分着急，叫我出去替他应付。我走到大门外，看见傅将军穿着灰布军服，坐在吉普车的司机座旁边，后边还有几位替他带路的北大学生。我告诉傅将军，很抱歉，周先生不在家，他才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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