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的两次婚姻

　　姐姐1900年生于萧山老家，比我大13岁。她从小聪敏，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周围见过她的人都疼爱她，称呼她为“小猫姑娘”。

　　姐姐由父亲做主与同乡沈定一(即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订婚，这是两家世交定下的娃娃亲。沈定一曾随孙中山先生去日本，后又投身革命，所以他和邵力子，戴季陶等人都有深交。

　　姐姐23岁时与沈剑龙举行婚礼，那次婚礼完全打破了封建陈规旧礼。结婚那天，不办酒不送嫁妆，我父亲也没给姐姐金银首饰，只给她一个银行存折作陪嫁。

　　沈定一在家乡办了一所农村小学，专供农民子弟上学，一概不收学费。那时的沈定一是非常进步的。他要我姐姐在他办的农村小学校教书，他对姐姐很好，教她学游泳、骑自行车，当时也教我游泳，可我就是不敢下水，他曾批评我说：“你这样没勇气，将来只能做一个家庭妇女。”

　　当时姐姐生活在一个开明的公公家里，应该说是幸福的。然而，婚后就在姐姐去上海青年会读书期间，这位比她小两岁的公子住在乡下，生活作风出轨了，姐姐多次给他写信，他却只字不回，最后到了不得不分手的地步。沈定一也觉得儿子不求进步，只得劝我姐姐说，可和他离婚。当时姐姐在上海生了个女孩，产后因病做了手术，再也不会生育了。由于与沈剑龙的不和，她的产期就在邵力子家里度过。

　　1923年底姐姐考上了上海大学社会系。她在上学的第一天听了系主任瞿秋白讲的哲学课，瞿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才思，沉静、严肃的知识分子气质，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就在这一年，她由瞿秋白、向警予同志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共同的政治信念，火热的斗争生活，使她与瞿秋白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24年11月初，姐姐决心与沈剑龙离婚，并与瞿秋白结婚。姐姐与瞿秋白约了沈剑龙来我家，三人心平气和地商谈办理离婚手续。1924年11月27日，姐姐与瞿秋白在上海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与瞿秋白在上海共患难

　　自1931年起，秋白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姐姐受到牵连，被撤销了她的中央妇女部秘书、全国女工部部长的职务。他俩在鲁迅和茅盾的帮助下，隐居上海。尽管当时秋白肺病日益加重，然而他们始终坚持勤奋的工作和勇敢的战斗，在三个春秋里，秋白的革命文学著作就达150多万字，这不仅是秋白心血的结晶，也包含着姐姐的血汗。她除了学习和写作，还担当了一切家务，在收入十分微薄的条件下，节衣缩食，省下钱来为秋白治疗。为了秋白的健康和安全，她操碎了心，她坚信秋白是没有错的。

　　秋白在沪养病期间，我从没和他见过面。 1933年秋白离沪去苏区，我是事后才知道的。记得有一天，姐姐突然到北京路余荫里娘家来找我，说机关被人发现，他们处境非常困难。我设法把姐姐转到一位至亲周仲丹家里。

营救瞿秋白未果

　　1935年2月，突然传来了秋白在福建被捕的消息。待我见到姐姐时，仿佛一下子瘦了很多，她以十分悲痛的心情对我讲：“秋白可能会牺牲!”我听了十分难过。就在那时，姐姐写了三封信立即让我送去，一封给蔡元培，另一封给宋庆龄，还有一封是给邵力子的。写给蔡元培的信，我交给了蔡元培的大儿子蔡无忌，当时他是我邻居。写给宋庆龄的信，因受到警卫阻拦，未能送到。写给邵力子的信，因邵力子当时在南京，我只能用电报告知。正当我们到处活动为营救而努力时，有个素不相识的人跑到我家。这人自称是从福建囚禁秋白的地方来，是看守所的，他同情秋白，愿意为秋白送信给杨之华，不过要当面转交。由于形势险恶，我不敢贸然允诺。

　　姐姐听了我的话后说：“这个人也许不是好人，最好想办法把那封信骗下来。”这样，等那人第二次来时，我就以各种借口搪塞，并要他把信留下，那人却坚持说要亲手交给杨之华，他还讲：“要么下次你到我家来。”并给我一个新闸路的地址。姐姐对我所述的情况进行分析后讲：“你不能到新闸路去，你也不能再到我家来了。”要我马上离开上海。听了姐姐的话，我即仓促出走，事后知道姐姐在周仲丹家住了两月有余，后经组织安排去了苏联。

　　同年6月18日，秋白英勇就义。噩耗传来，姐姐心如刀割，但理智很快使她清醒，她没有因伤感而躺下，她忠心耿耿地工作着，把对秋白的爱，对秋白的怀念埋藏在自己心灵深处。瞿秋白牺牲时，她35岁。

遭迫害在“文革”中含冤去世

　　1964年，姐姐到杭州华丰造纸厂搞四清，1965年当她看到报上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文章，很敏锐地感觉到政治气候的变化，要我去杭州跟她见面，交待了一些事，不久她就回北京了。没过多久，中央监委内部就搞起了运动，贴了姐姐很多大字报，“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后，又诬陷翟秋白是“大叛徒”，经常批斗她。

　　姐姐曾捎信来要我去北京一次，和我谈谈关于秋白的许多事，但那时中央监委已派人来上海调查，我经常受派出所和里委的传问，我怎么去得成?!后来姐姐被转到某部队隔离审查，全家扫地出门。当时母亲住在我家，她老人家担心大姐的安危，让我去探望，但都被禁止。过了一段时间，开始可以探望了，独伊曾多次去看望，替她梳头、洗头、擦身。姐姐多年没有好好梳洗的模样，看人叫了辛酸!

　　1973年10月姐姐病重，10月16日突然接到独伊发来的电报，叫我立刻进京，说妈妈一定要见我一面。见到了独伊，她告诉我：已接到她母亲病危的通知。姐姐此时已撤销隔离审查，转入北大附属医院口腔科。我们马上赶到医院，那是一间大病房，人声嘈杂。大姐已骨瘦如柴，两眼无神，语音很低，头脑还是清醒的。我俩抱头痛哭，一时说不出话来。晚上，她轻轻和我说：我希望能见到胡愈之、周建人、周扬。她说：“周建人很了解她以前的情况……”

　　10月19日下午，闻讯而来的胡愈之、沈兹九夫妇来探望大姐，胡愈之安慰说：“好好保重，待以后会场上再见。”这句简单的话语，却含义深远，“会场”二字预示着宽阔的前景，使大姐得到了莫大的鼓舞与慰藉，兹九大姐与姐姐在浙江时是同学，解放后又一起从事妇女工作，彼此相知甚深。一会儿周建人夫人王蕴如也来了，她站在病房门口紧张地问我：“里面有人吗?”她觉得单独与大姐见面容易让人误会，在那个年代里，有这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我说胡愈之夫妇在，她就进去和大姐说了些家常话。当天，大姐心情开朗了许多，一夜平安度过。

　　第二天，我在医院已陪了两夜，所以家人调我回家休息，谁知就在半夜一点多钟，家人告诉我，大姐已去世。

　　1977年大姐平反(1977年中央10号文件)，听说还是因为毛主席说了“杨之华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