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独伊和父亲瞿秋白、母亲杨之华

瞿独伊是革命老前辈瞿秋白杨之华的爱女，现年87岁。她虽然一生历尽坎坷，但乐观豁达，晚年在北京中老年交谊舞比赛中获得冠军；在新华社老年组模特表演比赛中获头等奖。直到今天，她还坚持每周两三次的游泳。经过多次交谈，这位不愿张扬的老人同意记录下她讲的关于父母的故事。

“在我心目中，他就是我的慈父”

瞿独伊的生父是浙江闻名的开明绅士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他同杨之华结婚后，决心不依赖家庭独自谋生。但是，当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谋生之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的诱惑，政治上不求进步，生活上甚至不检点，这使杨之华怨愤之极。独伊说，妈妈于1921年生下我之后取名独伊，意思是说，我只生你一个，决不再生。1922年，杨之华在上海参加了妇女运动。1923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经向警予推荐，作为社会学系的系主任瞿秋白认为他的学生杨之华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坚强女性”，决定做杨之华的入党介绍人，后来两人的感情日益加深。

杨之华对瞿秋白也十分倾慕，但考虑到自己结婚生子，左思右想，不知如何办好。她决定回浙江萧山老家暂时回避一下。在此情况下，瞿秋白认为，既然沈剑龙已经背叛了杨之华，为什么我不能爱她？于是赶赴萧山杨家。杨之华的哥哥和沈剑龙是同学，干脆把沈剑龙也请到家里一起商谈。于是，他们三个人开始了一场认真的、戏剧性的、奇特的“谈判”。谈判结果同时刊登于当年邵力子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上：一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二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友好启事。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秋白和杨之华在上海举行了结婚典礼。瞿秋白亲自雕刻了一方“秋之白华”的印章，留作纪念。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瞿秋白在一枚金别针上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七个字送给杨之华。

独伊回忆说：“在我模糊的记忆中，我的父亲瞿秋白话不多，很温和，戴着眼镜，很清瘦。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爸爸’。让我叫‘好爸爸’，我一直这样称呼的，而他就亲切地称我小独伊。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我的慈父。”

保存70多年的明信片上是爸爸的笔迹

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进入低潮，在此情况下，中共开了“八七会议”，会上选举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0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座乡间别墅中召开。7岁的独伊也随父亲进入了“六大”驻地。今天，唯一到过“六大”驻地尚活在人间的只剩下独伊。

1928年4月，参加“六大”的代表分别从上海登程。瞿秋白和罗亦农属首批从国内出发赴莫斯科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不幸的是，罗亦农尚未启程，就被叛徒出卖，惨遭枪杀。1928年4月29日瞿秋白打扮成商人前往莫斯科。

杨之华时任中央委员，组织上决定，杨之华与罗亦农烈士的妻子李文宜为伴一起从上海动身。在反共势力十分嚣张的情况下，杨之华不知把独伊放在何处，只好带她随行。

中共“六大”后，瞿秋白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会后，他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杨之华进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独伊只好被送进一家孤儿院。

1928年底，独伊被转到“森林学校”读书。1930年7月，瞿秋白和杨之华奉命回国工作，考虑到国内白色恐怖严重，带着孩子从事秘密工作不方便，他们将独伊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并委托国际友人鲍罗廷夫妇代为照顾。

独伊拿出一张保存了70多年的明信片，是从德国柏林寄出的。明信片上印有一束美丽的“勿忘我”花，用中文写的独伊的名字，背面用俄文写的“送给独伊”，落款是“妈妈、1930.8.1、克里米亚”。独伊看得出中文俄文所写都是爸爸的笔迹，这才明白父母并非到南俄执行任务，而是另有使命。她没想到父母是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更没想到接到这张明信片之际是和爸爸永远的离别。

父亲英勇就义，母亲被王明“左倾”集团迫害

独伊说，上世纪30年代初爸爸和妈妈回国后不久就遭到王明等的迫害。瞿秋白离开了领导岗位，杨之华当年所担任的中央妇女委员的职务也被撤消。经济上也予以制裁，瞿秋白只好转入文学艺术领域，与鲁迅等结为亲密战友，为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1933年9月起始，在全党开展对瞿秋白的批判，污蔑瞿秋白为“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不久，又指派他到中央苏区。临行前，患有严重肺病的瞿秋白请求让妻子杨之华同行，竟遭到拒绝。

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带领一支小分队在福建闽西山西游击队转移的紧急突围的战斗中，瞿秋白因长期患肺结核，翻山越岭难以支撑而被敌人逮捕。独伊回忆，按蒋介石密令给父亲照相以验明正身的人曾很感慨地说：“瞿先生与行刑者走在一起时全然不惧，竟分不清谁即将是杀人者，谁是即将被杀者！”在父亲就义前夕，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曾派了中统局训练科长王杰夫到长汀监狱去劝降，企图用亲友之情去打动父亲。父亲回答：“事实上没有附加条件是不会允许我生存下去的……这条件就是要我丧失人性而生存。我相信凡是真正关心我，爱护我的亲属，特别是吾妻杨之华，也不会同意我这样毁灭的生存。这样的生存，只会给他们带来长期的耻辱和痛苦。”

1935年6月18日，父亲就义。1935年秋，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杨之华当选为国际红色救济会常务理事，留在莫斯科工作。会议结束后，她立即去拜访了鲍罗廷一家，以谢两位老人对独伊的关爱之情。接着到国际儿童院去看望独伊和其他中国革命老前辈的后代。离别了五年之久的母女终于团聚了。但是不久，杨之华母女的灾难又临头了。王明等“左倾”宗派集团的头头们又重掌共产国际的大权，捏造罪名，污蔑杨之华有“政治问题”，撤消职务，停止党的生活，没收医疗证，停发生活费，宣布隔离审查；禁止杨之华同女儿独伊见面。杨之华母女在这种政治迫害中熬过了两年。

几年以后，党中央在延安清算了王明宗派主义路线的错误，任弼时同志被派往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领导，为杨之华平反，恢复了组织生活，安排她到东方大学边工作、边学习、边治病。独伊这才见到了自己的母亲。

新疆五年牢狱生涯,我和妈妈信仰依旧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中共决定部分留苏人员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杨之华携小女独伊离开莫斯科路经新疆回国。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竟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投入监狱。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都惨遭杀害。

杨之华化名杜宁，她不止一次地教育和叮嘱独伊：“被捕，在革命者是难免的，反真理的敌人不配审判为真理而斗争的人。到那个时候，真理要审判反真理的敌人！”独伊目睹了敌人押着杨之华去受审讯的情景。独伊说：“妈妈迈着坚定的步伐，昂首挺胸，无所畏惧地走出牢门。审讯时，妈妈大声揭露盛世才出尔反尔迫害共产党人的阴谋，敌人竟然拍桌子大叫大喊，扬言要枪毙。妈妈冷眼相对，明确地对审讯者说∶‘我们从信仰共产主义那天起，就准备掉脑袋，决不改变信仰！’”

独伊说：“妈妈患有肺病，在狱中病情加重。狱方不得不派人陪她外出到医院看病。医生是苏联人，妈妈用俄语同医生交谈，希望医生能通过苏联领事馆向共产国际通报中国革命者在新疆被捕的情况。不久，妈妈再一次看病的时候，苏联医生悄悄地塞给妈妈一张小纸条。回到狱中，妈妈打开纸条一看，原来是共产国际给大家发来的鼓励电话：‘同志们，你们要坚持！’落款是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

1946年，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要求蒋介石释放在新疆囚禁的共产党员。蒋介石同意放人，指示张治中将军负责办理。

不久，张治中安排交通处长刘霖哲少将，调动了十辆美式大卡车，护送我们130名蒙难人员离开新疆监狱，历经一个月长途跋涉，终于回到了延安。党中央为新疆蒙难人员的归来召开了盛大欢迎会。不久，毛泽东又特邀杨之华、瞿独伊、朱旦华、毛远新到家中做客。毛主席郑重地说：“瞿秋白同志的问题解决了，中央已作了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独伊笑着说，难怪我们从新疆回到延安时，康生一改常态，亲自爬到汽车上高喊：“欢迎同志们胜利归来！”

“文革”时全家蒙难，两次上书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造反派在某些领导人的煽动之下，到八宝山烈士公墓挖了瞿秋白的坟，砸了周总理手书的“瞿秋白同志之墓”的墓碑，批判瞿秋白在监狱写的自传性文章《多余的话》。紧接着，康生亲笔批示将杨之华列为“重点审查对象”。造谣说，1940年代被盛世才关押在新疆监狱时，杨之华、瞿独伊等“接受敌人的钱财作为活动经费”，同国民党的代表张治中“合伙欺骗我们党”。于是，当年被关进新疆监狱的同志们均被诬蔑为叛徒集团成员。杨之华被关进牢狱达六年之久。瞿独伊作为苏修特务、军统特务、国民党员和叛徒，备受折磨。独伊的女儿晓芸被赶到内蒙农村。杨之华的一家老小统统被扫地出门，北京的户口被注销，住房被占。

1971年，独伊向有关单位提出探望母亲，遭到拒绝。独伊说：“就在这一年见到了茅盾等几位老前辈，他们惊喜不已，热情接待。患难中见真情，永志不忘。”

“在了解妈妈情况过程中，有一次专案组突然交给我一封妈妈写来的信。信中说犯病了，监狱里缺少‘脉通药’。”

独伊看出这是双关语，提示她寻找渠道给中央写信。独伊说，她是在茅盾同志家写信的。之后，专案组禁止她探视妈妈。独伊再次上书周恩来，终于在1973年秋的一天获准首次探视。独伊说，当我看到离别多年的妈妈，瘦骨如柴地病瘫在床上，心如刀割。妈妈说：“没想到还能见到你。”

临别时，妈妈依依不舍地说：“我有好多话要对你讲啊。”一向反对泪水的妈妈，掩面哭泣起来。

1973年10月16日，离探视期还有6天，专案组突然通知我可以探视，我匆匆赶到医院，妈妈已奄奄一息。妈妈拉着家人的手说：“你们来了，很好，不要难受了。”

妈妈见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脸上呈现愉悦的微笑，还很幽默地说，“今天，人真多，正是老中青”，还说了一句，“我和独伊是母女加同志。”胡愈之老人强忍心酸插话说：“我们和你，是同乡加同志加同学。”周建人的夫人临走时说：“华姐，我给你炖一点鸡汤吧。”杨之华点头感谢，一字一顿地说：“我还想吃西红柿。”次日凌晨，她还没来得及品尝鸡汤和西红柿就含冤而去，终年73岁。临终，留下如下几句话：“独伊，你要永远乐观！永远跟着党干革命，要准备迎接更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