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这个时候，我开始写《怀念母亲》的文章，为了母亲逝世三周年祭。那个时候，点点滴滴记叙至2007年10月底，也就是我把父母从重庆接来厦门同住的日子。应该说，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让母亲能有一个好的养病条件，希望她能够尽快摆脱病魔，一天天好起来，以享天伦之乐。然而，现在回想起来，在我的内心中至今仍充满着愧疚。因为母亲来厦之后，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是愈渐恶化了，可以说是一天不如一天，尽管为了治好母亲的病，反反复复也耗费了不少的精力和财力，但却始终没能收到好的效果。这足以让我抱憾终生。

关于母亲的身世，在这里我还想多说几句。当然，这也是从父亲那里知道的。以下便是根据父亲的回忆记录下来的。

母亲是河南省商丘市睢县城西二里刘庄人。母亲本不姓袁，而姓姜，名桂芳。因五岁时丧父，母改嫁，而随母姓，从此改姓袁，名芳。外曾祖父姜文藻，热心教育，为办本村刘庄小学付出心血。外祖父姜作清，抗日战争中在南阳高中毕业，后到重庆大学，因学费问题在重庆磁器口一单位做小职员。抗战胜利后，回到开封，因患肺病一直在家休息治疗，1948年9月病逝。

母亲1943年农历四月初一（身份证记载为：1944年5月5日）生于河南开封。小学在省立五小，毕业升入开封五中，后升开封女子一高，因病休学一年余。1958年秋去甘肃省天水铁道学院读大专，1961年该校停办，遂回郑州，1962年到洛阳市河南柴油机厂当工人。

母亲还有个弟弟，小名虎子，长得秀气可爱。因姜家男丁单传，全家人都非常喜欢，视作掌上明珠。然而，上苍无情，虎子两岁时因病无治而夭折。这对于姜家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的沉重打击。特别是母亲的二姑，在虎子病重期间成天抱着，伤心流泪。虎子夭折后，因过度悲痛，不久便英年早逝。母亲每次给父亲说起此事，都禁不住流泪不止。

母亲进入河南柴油机厂后学的是磨工，学徒三年，大约在1963年至大同国营616厂（山西柴油机厂）进行实习，大约一年，回厂后在22车间工作。

父亲与母亲是1965年经友人介绍才认识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那年，继外祖父和外祖母都被打入牛棚，家里也被查封。只有留给了上初中的舅舅和姨一间房栖身。当时的情况非常紧张，我非常担心。继外祖父（河南杞县人），当时是河南省劳动厅厅长，清华大学毕业，在学生时期就参加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已是某县的县委书记了。在文革中被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被打入牛棚。夏天身穿棉衣，头戴高帽，胸前挂木牌，上面写着“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赤脚走在大街上游行，双脚磨出血泡，这对年迈的人来说，是何等的惨忍啊！在洗脚挑血泡时，老人家眼里含泪，对母亲说：“难道要改朝换代了吗？”接着说：“不会，有毛主席在，绝对不会！现在的情况是暂时的，我们要有信心。坚持下去，就会改变现状的。”当时母亲在家探亲休息。有一天红卫兵敲锣打鼓，一天抄了八次家，箱子擡走了，东西也抄走了，四个房间封了三个。后来，只要听到敲锣打鼓，母亲就会惊恐万分。

外祖母是在开封长大的（睢县人），北京北师大毕业，先在省机关当秘书（当时河南省省府在开封），后来与继外祖父结婚。文革前已调至省立第一技术学校任教导主任（省机关在文革前就已从开封迁至郑州）。文革中也被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同样在夏天穿棉衣、戴高帽、挂木牌，在大街上游街示众。

外祖母每次从学校回家，孩子们都看到她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身上多处都有。母亲当时哭着对父亲说，外祖母被红卫兵打了，并说外祖母在游街时，也看到了继外祖父也在游街，可以想象他们当时是何等的痛苦。

母亲的假期结束，要回洛阳。一天上午，父亲接到母亲从郑州打来的电话，让父亲去洛阳火车站接她。因为是晚上12点火车才能到洛阳站，当父亲接到母亲时，已没有了公交汽车，他们只有步行回厂。15里的路程，他们走了将近3个小时。在路上，母亲哭着述说外祖母、继外祖父及家里的情况，最后痛苦地对父亲说：“我们分手吧，因为我们家出身不好，都是地主和资本家，现在我又成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狗仔子。可你是无产阶级出身，现在又是红卫兵，我不配，我们分手吧。”这时，父亲、母亲抱头痛哭！当时，父亲对母亲说：“我与你恋爱，不是图你爸爸是厅长，而是我爱你这个人。你是出身革命家庭，不是反革命的后代，我们都是一样的，千万不要多想。我们不但不能分手，而且要尽快准备结婚，来应付事态的变化。主要是弟弟和妹妹要有一个温暖的家，还有爸爸、妈妈今后的生活，这些我们都有责任的，一定要处理好这一切。”

在父亲、母亲结婚后不久，继外祖父从牛棚放了出来，并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后来舅舅和姨也到了农村，与继外祖父住在一起。家里的存款被冻结，工资只有50元为生活费。外祖母也回到学校上班。后来父亲、母亲才知道，继外祖父、外祖母为没能给父亲、母亲办喜事感到内疚，但对父亲、母亲后来离开洛阳去了重庆感到不理解，意思有点埋怨父亲、母亲沉不住气。

“文革”结束后，继外祖父和舅舅、姨都回了城。继外祖父到北京中央党校学习。当时，父亲还托人带着礼品到北京中央党校看望他老人家。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继外祖父回到了郑州，先是在省统计局，后来到了郑州工学院任党委书记兼校长，后来只任党委书记直至离休。离休后又在河南省顾问委员会和河南省地方志办公室等单位工作。有一年，继外祖父带队河南省顾问委员会部分委员到昆明和重庆考察学习。父亲、母亲接到重庆市顾问委员会的通知，并接继外祖父到江津家中住了一夜。继外祖父想看看父亲、母亲的生活和工作情况。父亲、母亲所在的四川柴油机厂厂长还到家中看望了继外祖父，并共进午餐。1999年10月继外祖父在郑州病逝。继外祖父在医院治疗时，母亲一直在身边服侍，直至辞世。

父亲与母亲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于1966年9月进行旅游结婚。父亲、母亲没有买一件新衣服。钱也不多，就匆匆踏上了行程。从洛阳到北京，只住了一天，就乘车到沈阳大姑家住了两天，然后就到了大连。在大连办了结婚证。爷爷和大伯、大妈都非常高兴，办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就算是结婚的宴席了。三天后父亲、母亲乘船到了上海。在上海父亲给母亲买了两件新衣服，现在想起来真是心酸。按父亲的话就是：“我们太穷了，又是文革时期，也只能这样了”。人们结婚是欢天喜地，人生的大事，亲人们应该都来祝福，可是父亲、母亲只有冷冷清清的两个人，郑州也不敢回去，父亲、母亲只有痛哭地来去。从北京到沈阳的路上，母亲是流泪不止。父亲则是心如刀绞般疼痛。父亲理解母亲的心情，继外祖父、外祖母都在牛棚，在这个时候结婚，实在也不是时候，但没有办法。原来继外祖父让父亲30岁才能结婚，现因情况的变化也只能提前了。人家结婚度蜜月是甜蜜、幸福，父亲、母亲则是泪水和悲伤。父亲、母亲结婚40多年，他们都彼此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结合，所以父亲、母亲总是互扶互敬地生活。人一生不可能不做错事和不说错话，要相互谅解，不能事事都叫真，这样才能和谐。爱情、感情是慢慢培养起来的，不是吵出来的，父亲、母亲一直遵循这一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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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2014年4月24日，是母亲逝世四周年忌日。谨此小文，以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