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挚友------吴光
记忆中的挚友------吴光
我与吴光相识，是刚刚粉粹“四人帮”之后的1976年岁末。与他同在重庆地质仪器厂的一车间当学徒工。
初次见面的他，给人的第一印象至今依旧深刻，个子高大挺拔，身形匀称，五官端正,高鼻梁；皮肤紧实，油滑，脸上没有大多数年青人都会有过的粉刺或因此留下的痕迹，嘴角总挂着微笑。用当时的重庆话说，人长得很“伸抖”。就是现在常夸人的流行语“大帅哥”，“很阳光”的意思。
那时，同在一条起跑线上的学徒工，全厂就有100多名。一车间机加工还有象杜小鸽，龙远明，朱力，陈荃，刘远志，魏国涛，王安全，吴新，冉启兰，李光宇，肖华，杨红建，张建，廖海宁等等。后来，彼此都成为了好同事，好朋友。除了碌碌无为的我辈少数人之外，大都成为市，区及厂里各部门的中梁底柱。吴光他就是其中的姣姣者，以至后来走到了能代表3200万重庆人民的援藏办公室厅局级主任位置上。
然而，那时刚进厂才20岁出头的我们，没有上下之分，门第之别，思想很单纯，谁也没去刻意思想，谁也不知道，谁以后会怎么样的有出息，都把所学的工种视为终生职业，对其本职工作都有着十二分的虔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这些能从下乡的或下乡回城的或待业的知青中，直接能被招工进厂，当上一名“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工人，真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因此，不仅学习技术异常刻苦，而且对来自不同地方的“四海皆兄弟”的友情也很珍视。一心一意学技术，很平常，很普通地近距离的生活工作在一起。 三十多个学车钳刨铣磨不同工种的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听技术课，一起上伙食团吃饭，，，，周末了，又一起乘厂车或公共汽车各自回家，朝夕相处的接触，又使我们从相识到相知。我学的是车工，吴光他学的是钳工。虽然工种有别，而工作之间，生活学习之间的接触，特别是车钳刨铣磨机加工之间的联系，以及车间里的，团支部的一系列活动，使我们从相知到后来成为了好朋友。悠悠的艺徒生活，是我们一起共同走过的最初日子。
譬如，在工作上，对于为车床上的工件套筒锯开个口子，请他帮忙钻一孔，或者帮助配一把钥匙，诸如此类的活，都是家常便饭，都是小菜一碟，有求必应的小事。干完之后，做事认真，待人温和的他，还要问你一声，满意不满意，不然就会重新做，一直到你高兴满意为止。同时，他还会热情的，自作主张的教你钳工方面的常识；譬如，给我讲使用挫刀，锯子的站，座的姿式及相关要领，并一一还加以演示，一直到我基本领会为止。如今我对锯弓，挫刀的拿捏掌控，也都出自他教所为。他作事有规矩，爱整洁。他的工作抽屉，你随时去开都是有条不紊的，众多的工具总是摆放得整整齐齐；也从来没见过他穿过满身油污的工作服。然而，他更好学。为了拓宽机加工视野，记得他曾利用很多个晚上休息时间，在车工上夜班的时段中，了解车工方面的知识，问这问那，有时磨磨车刀，也动动车床，开始加工一些较简单的活。他悟性很高，活一干就很漂亮；他有工作狂癖，记得一次他生病发高烧到39,8度，走路都有些摇晃了，却还在上班。于是，我拿我小孩高烧38.5度就抽搐说事，给他作比对，最后他才肯一起去厂医务室输液降温，，，，，，现在回想起这些，仍也历历在目。
诚然，他也是凡人，并非一尘不染。也和其他师傅，师哥，师妹一样，干过私活。记得那是商品馈泛的年代，体育锻炼用品少之又少。在工余之后，曾要我帮他加工过个一副铸铁材质的哑铃。当随着车床旋转的轰鸣声，伴着落英纷纷的铁削，他拿着符合他亲自设计绘图的满意工件时，显得很是开心，这哑铃可能如今早以不见踪影了。但是，当时终于拥有的喜悦和干私活忐忑矛盾交集的那一刻神态，我还依稀记得。
生活中的他，对任何人都彬彬有礼。那个年代，在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上与素不相识人争抢座位，甚至于翻窗子，也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但从来不见有他的身影。给老年人，病残，妊妇人让座，却是他的专利。他很注意饮食品质和卫生，有时，中午或晚上，我们一道带着餐具上街吃饭，他必定把盅盅洗了又洗，烫了又烫；我们一般吃蛋炒饭，他却多花一元吃肉丝炒饭。用现在的话来讲，很注意品味，质量。他从来不讲脏话，说话也不带把子。记得那是刚进厂不久，在厂锅炉房旁的公共浴室洗完澡，在我们穿衣服的时候，他发现手表不见了，我们很是着急，一起为他查找和询问，但始终也未见踪影，，，，，那时候，正是“三转一响”的年代，一块上海牌手表算得上家里的重器了。这时，若换另一个人肯定是脏话连篇，破口大骂！而他却竟皱皱眉头，反劝义愤填膺的我们，说算了，算了，算了，，，，，他的意思嚷嚷也无益，只怪自己缺乏警惕意识 。诸如此类的自责与宽厚，我现在想来都是他生性使然，与生俱来的，后天的环境教育则退居其次。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百事为先，孝为第一的好儿子，我现在也清晰地记得，星期六那一天，下班之后匆匆地乘上公共汽车，顾不上吃晚饭的他，让我顺道陪他去新桥医院，看望生病住院的母亲。他端饭送水，鞍前马后，伺奉尽孝的情景好象就在眼前。
他待人随和，低调，不张扬，做事有方有法，很有涵养。记得，那是他在厂里电大毕业之后，回调到一车间当车间主任的时侯。虽然这里人熟，地熟，环境熟，但正因为太熟了好多事情很棘手。特别是处在整天与一线的工人师傅们在一起，加上还有曾经的师哥师姐师弟师妹们。但是，他处理事情都使人感到心平气和的，大都是满意的。不管是产品加工的分配问题，质量问题；不管是职工之间的矛盾；甚至职工发生的家庭纠纷，他总是泰然处之，得心应手。从来没有见他发过脾气，以他那特有的不快不慢的语调，耐心地说服对方。对那些看来很尖锐的矛盾和事态，经过他真诚朴实的言谈疏理，都会得以解决。那些胡搅蛮缠，不太讲理的人，见了他总是带笑意的面孔，也会感到胆怯和理屈，仿佛炽热似“火炉”的太阳遇上了西柏利亚吹来的寒风一样很自然的降温了，消失了，，，，，，，，
他天生一副好脾气。我们之间没大没小，随意开玩笑，他调侃我，我调侃他。记得有一天在寝室，靠在床边午休的鸽子，看见他从门外进来，对他走路姿态即兴说了一句，“人还没进来肚子就先进来了”，引起我们轰堂大笑。这时的他，挥舞起拳头，抿嘴笑着佯装报复的样子，，，，，，，我们就这样一起同乐；他说话直言不讳，也乐于助人，记得有一次与他一同出差到北碚某厂，汽车在沿嘉陵江边的公路上行驶。看到对面峻鞘的山峦和山脚下清澈的江水，我信口就说，汽车在‘沿江而下’；而他即刻纠正为“顺江而上”或“逆江而上”，使我心悦诚服。还记得，1986年我报名参加成人高考受阻碍，他专门上厂教育科为我说情。尽管未能如愿，但尽心尽力的那份情意，我至今心存感激。
这些都是封尘了很久很久的区区锁粹之事，时间也停留在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那个时段。回想起来仍不失为最初的印象，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后来他上电大了，，，，调到厂部去了，，，，，，几年后又离开厂，到市政府部们去了。我们间距离拉大了，接触减少了，联系自然少很多了。其间，跟他一道去过他父母在七星岗上面的家，也去过他当时离开厂后在袁家岗的小家，也去过他在上清寺市府工作办公室几次，终归各忙各的事，联系就更少了。但他还是不忘老朋友，时不时打电话问这问那。后来联系方式频繁变更，特别是我们之间的档次不在一条线上的因素，加上一生布衣，怕有攀附之嫌的我，也不好去打扰他，以后就再无联系了。
光阴荏苒，一晃就是30几年了。据我知道，他就像后来因故也离开工厂的我一样，心里仍关注厂里的一切。挂怀当初厂里曾经给予教导过，培养过的我们这一批年青人的众多师傅和领导们。“学徒时光”是我们一生中共同的起点。但工厂更是他心中的圣地，为人是他的根基，知恩图报的他，始终与厂里有联系。他常回厂看看，一来看望师傅和同事，同学；二来也为厂里出主意，协助解决这样那样的问题，“工厂情结”如影随形。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偶尔碰到厂里的其他同事朋友，当然，我也因此忘不了间接地打听他的情况。他时时在我的系念之中，他的每一进步，我也暗之为他高兴。
今年初始的二月间，闲暇之余的我，在网上流览，殊不知赫然地发现有去年年底报道名为“吴光”因公殉职的消息，真是劈雳似的震撼，犹如突然来了狂飙，那天感觉很冷，很冷，很冷。我反复搜索查证，排除同名同姓的可能。蓦地，情不自禁地眼眶一热的我，噙着泪花，反复地定格在追悼会视频的新闻报道上。最后，还是不敢相信，这不应该发生的，不会发生的，不可能发生的因公牺牲，竟与他的名字排列在一起；还是不敢相信，“死亡”二字竟和他的生命连在一起；还是真的不敢相信，他竟会过早地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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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办完退休手续，正盘算如何好好走完余下小半截路的我，怀着深深的悲情，触动往事的心炫，把这30多年前在不同时段里，自己与吴光他那些很锁碎的，很不连贯的，很平常的那些印象和交往；一些很普通的点点滴滴那些旧事，写在这篇小文中----是牵记？是念及？是怀念？记下了一鳞半爪最初的他——一个从青涩逐渐进步的他；一个很普通而很不普通的他。他的一生，生得很安份，为实践“能为西藏和西藏人民做一些实在事情，我很满足”的愿望，为检查落实重庆对口援藏昌都的一系列建设项目，为代表3200万重庆人民的援藏事业，
但他的一生，算得上是丰富而精彩的。
苟活且平庸的我，写不出不平庸的文字，仅仅聊作对吴光他的纪念吧 ！
2013年4月清明于重庆
邹世成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