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发初中老师这件事，就连和宋继超是初中同学的妻子，也不大清楚。和老同学们聊天儿时，大家也会说起当年的事，哪个老师被斗啦，要么就是“大串联”时有意思的事，“都是能上桌面的”。

　　不过，只要提到郭老师，宋继超就觉得良心不安。有些话憋在他心里，已经“倒来倒去不知道多少遍”。

　　在宋继超的印象里，语文老师郭楷又瘦又矮，说话带着浓重的邻县口音，但他上课风趣，很受学生欢迎。这个地主的儿子知道自己出身不好，为了追求进步，在纸上写下“毛主席万岁”几个字，做成幻灯片投射到村里的土墙上，爬上梯子一笔一笔描成大标语。

　　那时，宋继超经常和七八个同学挤在老师的宿舍里“开小灶”。郭楷曾用3个周末，讲“卧薪尝胆”的故事；讲到“知识就是力量”时，他说知识不一定是学历和文凭，学历高的人只能当谋士，学历不高的人却能当领袖；他鼓励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人生道路，学习成绩不太好的，可以主动要求上山下乡。

　　这三件事，成为宋继超日后揭发老师的“罪证”。许多年后，他在自己写的小说和散文里忏悔，但一直没能让老师听到，也没有机会公布。

　　“老刘等于提出一个课题。”宋继超亲切地称呼着远方那个陌生的同龄人，“我们现在懂得人性和良知了，也得回头看看自己当年有多幼稚。”

　　刘伯勤是这些人中第一个在报纸上刊登道歉广告的。今年年初，他少有地参加了一次同学聚会，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见到当年被他抄家的“黑五类”同学，还是会不好意思。

　　《南方都市报》还原了那次聚会的一些细节。“说句良心话，我对不起他们。我真想见见他们，给他们道歉。”饭桌上，刘伯勤对其中一位同学说。几个月后，他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刊登了道歉广告。“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他这样写道。

　　这句话让1000多公里外长沙的温庆福很有感触。今年2月，他也写了篇博客，向自己伤害过的同事和老师道歉，并把文章投给《快乐老人报》编辑部。“其实我的道歉心存很久，良心的责备是主要的。”67岁的他说。

　　编辑邹东锋一直寻找合适的刊发时间。类似的来稿非常罕见，他想把这类文章集纳成主题，引起更多人的共鸣。刘伯勤刊发的道歉广告成为一个契机，他马上在读者QQ群里发布征稿启事，山东和福建的两位老人发来邮件。

　　邹东锋还为这三篇文章写了段编者按：“对于‘文革’，歉意不一定能弥补什么，而伤害却有可能被原谅。其实，这份歉疚在亲历者心中，不是没有，而是缺乏公开的勇气。在我们收录的这份忏悔录中，这一句道歉，来得也颇为沉重！”

　　沉重的记忆始于1966年。11月的一天，“文革”积极分子宋继超正在高中教室里编《红色造反兵团报》，三四个红卫兵突然走了进来。

　　“郭楷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在学校已经被批斗了，你当年是他最熟悉的学生，你应该最知道他的问题，希望你积极揭发。”红卫兵说。

　　“那我给你说几个事吧。”当时，高中的山墙上已经贴满批斗老师的大字报，宋继超“脑子一热”，觉得郭楷确实也有问题。他把老师说过的那三句话，曲解为“替彭德怀喊冤叫屈；诬蔑伟大领袖，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歪曲领袖指示，贬低上山下乡的革命行动”。说完，他还摁了手印。

　　“你再好好想想，有事再跟我们说。”红卫兵满意地走了。没过多久，宋继超听说，郭楷被揪上批斗台，脖子上挂着很重的牌子，耳朵也被撕流血了。

　　“我说的三条非常要害，把郭老师害苦了。”回忆到这里，宋继超讪讪地笑了。可在当时，他只是觉得，“不应该揪人家的耳朵”。

　　那时，宋继超的同龄人都在“闹革命”。温庆福贴出了炮打学校党支部负责人的大字报，还带人抄了同事的家。刘伯勤和一群人闯进“黑五类”同学家，摔碎了同学奶奶的照片，没收了相框后面藏着的200元现金。

　　这段经历，后来成为他们心中一个“过不去的坎”。

　　“现在总结回顾‘文革’，大都是要求解密上层内幕。其实，全民总结历史，把自己摆进去很有必要。为什么在同样大环境下，每个人表现不一？”温庆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