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18年，宋继超把当时没能说出口的话，写进了文字里。2002年，一家报纸举办征文活动，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下《三支毒箭终生悔》。

　　文章最后，他写道：“郭老师，我已经无数次向苍天呼唤：宽恕你这个不肖的弟子吧！今天，我愿再次向老师呼唤：宽恕这个不肖的傻孩子吧！如果真有天堂或来世，我愿永远追随你！”

　　这时，郭楷已经去世了8年多。宋继超事后才得知消息，他听说，没有什么学生为老师送行。

　　遗憾的是，这篇文章最终也没能发表。“我一直记着这个事。如果那时候发表，我会稍微解脱一点，这次就不会再写了。我想让全国都知道我办过这么卑鄙的事，虽然有那个大环境，但这个事不应该这么做。”

　　对于过去的那些事情，温庆福本来已经不想提了。1995年，他给自己贴过大字报的老校长画了两只大寿桃，专门坐车去益阳市，拜托学校传达室的大爷转交。尽管没有得到回复，但他觉得稍微好过点了。几年后，他去美国出差，参观教堂时看到很多教徒在排队忏悔，觉得“忏悔是个很好的事情”。回国后，温庆福买了本圣经，“共产党员本就是无神论者，但是不能排除宗教信仰对个人灵魂的触动”，他曾对媒体这样说。

　　这些年来，温庆福喜欢看巴金、胡适、梁漱溟晚年的回忆录，一直想写篇道歉的文章。“‘文革’离现在40多年了，当年的青年变老年了，老年人喜欢回忆、反思。”他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成为一笔财富，送给子女和年轻人。

　　他还记得，“文革”时期，一个工宣队员用铁钳把一位老师的牙齿拔了。“当时看客很多，不敢谴责他，我也是。这是不是鲁迅讲的国民性？我也是有，比如带人抓同事，也是不甘落后，跟上潮流，图个好前程。只顾自己不落后，别人受到残酷迫害，这不是自私是什么？”他反省道。

　　2009年，温庆福在日记中第一次用文字的形式表达：“我成了迫害张老师一家的帮凶，现在想起来真内疚。”

　　“我觉得啊，像我们这种公开的道歉，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自己过不去这个坎，老觉得对不起别人，要不说出来过不去，而且越看到有人公开道歉越过不去。”那位不愿意再具名的老人说。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这样的想法。刘伯勤的道歉广告刊登后，儿子在电子邮件中跟父亲说：“广告费很值啊，你现在是名人了。”后面是一个苦笑的表情符号。有的同学也问他：“你捣鼓这个干吗？”

　　在网上看到一时成为焦点的“律师忏悔‘文革’举报母亲致其被枪决”这篇《新京报》报道，张红兵的堂弟无法理解这种自揭“家丑”的行为，他给堂兄发来短信：“我真不知道：事隔40多年了，至今还在诸多报纸、网络上大量登载有何意义？我个人理解：大凡40岁以上人会认为大逆不道，40岁以下人是在听人‘说古书’，更有甚者，会嘲弄我们。”张红兵的妻子也曾对他说：“还讲那些过去的事情干什么？我们今天不是过得很好嘛。”

　　可1970年冬天对于张红兵来说就像一个重复的梦魇。那个寒冷的晚上，16岁的他和父亲一起，揭发母亲方忠谋“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的言论。在检举信的最后，当时的少年写道：“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

　　他至今都清晰地记得，公审大会后，母亲被拖上驶向刑场的解放牌大卡车时，掉下了脚上穿的一只黑色平跟带袢儿皮鞋。

　　母亲去世后，张红兵患上了精神抑郁症。粉碎“四人帮”时，他怀疑这是军事政变、资本主义复辟，担心自己会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抓起来。他不愿意跟人交流，连扣衣服扣子都要想一想，甚至想过自杀。

　　直到1979年，张志新的事迹刊登在报纸上，政治形势变了，他才意识到自己错了，开始给母亲写申诉材料。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把一家媒体的记者带到母亲坟前，双膝扑跪，在尘土中磕头，“妈妈！我带了记者来，我会把你的故事告诉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