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庆源、翁敏（二女）、翁小平（三女）、翁丽丽（小女）

紫金苦少年 踏上革命路

1908年(旧历10月17日)，上杭县旧县乡逞美村紫金山脚下一户贫苦农民家中出生了一个男孩儿。在当时社会，男孩代表家族的企盼和希望，尽管刚出生的小儿瘦小体弱，父亲翁光灯、母亲李全金仍盼着儿子有福气，便给儿子起了象征幸福的名字——祥祉。这就是后来成为开国将军的翁祥初。

他父亲是个忠厚老实、勤劳慈善的庄稼汉，母亲是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但她是一个善良又通情达理的人。在她的细心呵护下，样祉一点点长大，也从她身上学到许多可贵的品质。小祥扯自幼性情温和、孝敬长辈，他从不和别人家的孩子打架，加上自幼表现出的聪慧，使得父母决心让他成为读书人，好有出头之日，不再受苦受穷。10岁这年他被送去读私塾。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始，读书给他带来了太多的欢乐。由于他勤奋好学，从没有受过老师的责备，更没有被打过手心。当时他惶惯着读完私塾就走出大山到城里去上学堂。但是好景不长，仅仅半年，由于收成不好实在交不上私塾的学费，他只好掇学回家。家中田地少，有父亲和哥哥种田，人手已富余，养活全家实在是难，这时又有了弟弟，为了生计，父亲决定让他到龙岩去当学徒工。 学徒的生活并不J帧利，样扯第一次经人介绍去学泥水匠，这是非常需要气力的活。只有15岁的他本来就瘦小体弱，每天在师傅的呵斥下干着成人的重活，不是提土，就是挑砖，一动便是百来斤，一天拼命做下来，师傅还是不满意。干了一段之后，他明白了就自己这样的体格再怎样拼命干也难叫师傅满意。他辞别了师傅，回到了家中。 小祥祉像所有在外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见到母亲时哭了!母亲心疼地将他搂在怀里好生安慰，平抚他心中的不悦。几天以后，她拉着儿子的手耐心而又无奈地说：“家里田少，实在养活不了这么多人，你出去学门手艺，出徒后就成了师傅，生活一定会比在家里好。你身子弱，泥水匠做不了，就去学裁缝吧。”孝顺的小祥扯体谅父母的难处，听说是学裁缝，心里想一根针能有多重啊?就答应再去当裁缝学徒。他学得非常用心，几个月就基本学到了大半技术。几十年后，当他回忆起这段生活，感慨地说：谁知学徒这几年一根针就压得他抬不起头啊! “五四”运动激起的革命思潮，不可阻挡地冲击着这古老的闽西山乡。一批充满新思想的书刊不断涌现，《新青年》、《湘江评论》等不断流入闽西。1923年9月1日闽西有了自己的进步刊物《岩声》。这一年他16岁，在龙岩学徒已一年，粗通文墨的他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文章，通篇说的是与劳苦大众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无情的揭发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相互勾结压榨人民的黑幕，鼓励民众团结起来与之作坚决的斗争。进步的书刊启蒙了他，开始思考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勤奋节俭的父母终日劳作却连家小的温饱都解决不了?为什么十几岁的孩子就要背井离乡去讨生活?世上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不平事?农民的出路在哪里?那书中说的美好的日子真的能实现吗? 1926年秋，北伐东进。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自汕头出发，经梅县、大埔向赣南、闽西、漳州等地挺进。10月，北伐军打进了龙岩，一队队军容整齐的北伐军官兵高唱着《工农兵联合起来》的歌曲，雄赶超的走在龙岩的大街上。街道两边到处张贴着醒目的各色彩纸写的标语。成群的市民和青年学生聚集在街头、公园等场所，兴奋地听着激动人心的宣传演讲。18岁的他看着那些带着大榴帽和自己一样年轻的军人，心情十分激动，多想就加入到这个队伍中呀!他所在的龙岩中山路“翁福成”裁缝店承接到为北伐军做一批军服的话儿，能为北伐军做点儿事令他高兴极了!北伐军在龙岩只作短暂停留又继续东进了。1927年9月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入粤途经上杭，周恩来接见了中共闽南特委及永定、上杭等县的党的领导人，并拨给枪支50枝，鼓励他们把武装斗争搞起来。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使小祥社的心潮澎湃。

这时还在龙岩打工的他又惊又喜，数月前如火如茶的革命形势，给他?带来了希望与未来，他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听天由命地去承受身上压着的三座大山。他在寻找，在探索，出路在哪里?他心情郁闷时有时就去找上杭老乡，长他5岁的王驾行(王奇才，才溪人，当时也在龙岩打工，是个泥瓦匠，后来也成为开国将军)。两人在一起经常谈得很晚，盼望有一天有一支为劳苦大众扛枪打仗的队伍再来到龙岩。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1929年5月到6月，从井冈山上下来的红四军三打龙岩城，歼灭国民党陈国辉部主力，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斗争热情。工人们起来组织了店员、理发、裁缝、泥瓦匠等十三个工会，并成立了总工会。祥祉也积极地加入了裁缝工会，因为他识字，人缘又好，工友们原本有困难就爱和这个厚道的伙伴商量，这时他就便成了工会中的积极分子，走向社会，接触面更广了，听到看到的新生事物更多了。一些基层的党员干部深入到各个工会中，把革命的道理传播给广大群众。就是在这个时期，样祉的思想有了一个飞跃：他决心投身于革命，跟着共产党打天下。这时候他做出自己人生第一个决定，就是把自己名字中“扯”改为“初”，“祉”代表的是幸福，可是这叫了二十年的名字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生活，而共产党指出这条土地革命的路，他看到了前途，看到了希望。世界要变了，穷人要翻身，这个初升的伟大事业太美好了，就叫“样初”吧!从此，“翁样初”这个名字伴随了他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为了了解上杭老家农村的现实情况以及农民的现实思想，这年，他数次返回上杭县旧县乡的老家。看到家乡依旧贫穷，大多数的农民虽不满自己的生活状况，但不知前途在哪里?也只有认命。于是，他把村中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召集起来。五月的闽西天气渐热，日落之后，8个人挤在老屋的偏房，堵上窗户，一份土地革命纲领在8个人手中传着。这个纲领有四个主要内容：第一，制定闽西实行土地分配的政策和办法3第二，建立一支地方武装，县一级成立赤卫团，区、乡建立赤卫队和不脱产的少先队；第三，在红色区域内肃清反革命，收缴地方武装，镇压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第四，建立各县、区、乡临时革命政权一革命委员会，同时广泛建立和发展农民协会、工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边看边议论，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激动，渴望投身于这个伟大运动中的激情在胸中荡漾。当时的上杭城还被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卢新铭部盘踞。它的存在对闽西发展革命根据地是一个障碍，有这个反革命武装给地主民团撑腰，在相当的农村区域，共产党的组织还在地下。但这已经挡不住翁样初要求革命，要求加入共产党的决心。那段时间，在龙岩到上杭的山路上，他往返留下了多少辛劳的脚印。一次返乡的路上，又饥又渴的他实在走不动了，只好在路边的石头上坐下来，这时几个挑夫走过，一个年长些的问道：“小伙子，走不动了?”他点点头。好心的长者打开自己的小包，分给他两个小善薯。就是这两个小善薯支撑他走回上杭。他几十年后还常提及此事，“这些善良的劳动者，难道不应该过更好些的生活吗?!”就为这种朴素的感情，他这个紫金山村农民的儿子，义无反顾的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买枪闹暴动  攻打“铁上杭” 1929年春，翁样初已成为熟练的缝纫工人，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但是为了发展家乡的工作，他依然辞工，回到故里。为了和泥腿子的农友打成一片，他脱掉鞋袜，打着赤脚翻山越岭动员群众，和广大农友作朋友，成为家乡土地革命的带头人。7月的闽西暑热难耐，闷热的空气笼罩紫金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山上密密的竹林因无风而寂静无声，连蛙鸣好像也不那么耽噪。翁家老宅那三间小屋的偏房漆黑一片，进门才发现，今天的气氛特别，窗户被布遮得严严实实，一缕光也不曾被透出去，墙上一面鲜艳红旗，上面用浓浓的墨写着：CCP，CCY。一只红公鸡被捆住双脚，桌上有8只粗瓷碗，每只碗中有半碗白酒。在悄无声息中一个一个的人影在屋外一闪就进了屋，一共是8个人。一个中年人站在红旗下，他就是上级党组织派来的蓝尚达同志。“人都到齐了，我们开始吧!”8个拳头随蓝尚达同志高高举起，入党誓言在小屋中轻轻回响：“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8只手搭握在一起，8颗炽热的心在抨动；红公鸡的鲜血滴在8只碗中，从不喝酒的样初和同伴们一起饮下这盟誓的血酒。经过精心的宣传和组织，八个“兄弟”秘密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知是因为红旗的映照，还是酒的作用，他的脸在微弱的灯光下显得特别有朝气，充满着必胜的信心!他们首先要组织农会，把贫苦农民团结在一起。 此时的旧县乡还处于“拉锯区”，虽然共产党的组织一天天在壮大，可反动势力也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就在翁祥初入党后不久的一天，几个党员正在村里商量成立农会的事，“啪!啪!”几声清脆的枪声传来，是当地反动民团突然袭击。手无寸铁的样初急忙招呼大家赶快分散，向村后的山上转移。敌人凶暴的吃喝声，妇女和孩子们凄厉的哭喊声顺风飘向后山，躲藏在密密竹林里的他心如刀绞。不知过了多少时辰，山下的村子也趋于平静，天色渐晚。祥初模下山，看到村子里一片狼籍。他的一位堂叔，几天前与他一同入党的同志和亲人，刚才还在一起商量工作，现在就倒在血泊中，身上被敌人用长矛戳得血肉模糊，鲜血染红了土地，他的眼睛瞪着渐渐黑下来的天空，心中有多少不甘!样初用手合拢堂叔的眼睛，站起身来，环顾渐渐聚拢在自己身边的农友乡亲，沉痛地说：这笔血债我们迟早要讨还的!

斗争的残酷使一些人，甚至于一些领导同志都产生了动摇情绪。祥初却坚信：残酷的斗争是一时的，红军将来一定会回来的，坚决不向国民党低头，死也要死在红旗下面。 亲人在敌人的屠刀下牺牲，赤手空拳的农会会员用什么来反抗反动武装的血腥镇压呢?悲痛和愤怒的火焰在他胸中燃烧，仇恨的泪水在心里流淌。反动派的疯狂反扑，更坚定了祥初走土地革命道路的决心，并深切地认识到，革命的成功一定要有自己的武装。于是他和几个党员凑钱买了第一支汉阳造步枪，祖祖辈辈拿锄头的手，今天握着一支枪竞不知道如何使用。几个人商量了半天，推举他来试枪。作缝纫工人的他，拿惯了针剪，这拿枪也是第一次，他有几分紧张，有几分激动，“砰”的一声，冲着湛蓝的天空扣响了扳机。从此，样初成了翁家第一个握枪杆子的人，在乡村带领党员和积极分子开展了系列的革命活动。

1929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后，成立了旧县乡苏维埃政府，祥初当选为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他领导乡亲们开展了轰轰烈烈地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作为农民的儿子，．他太理解农民渴求土地的愿望了。苏维埃政府把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当广大农民兄弟手捧着乡苏维埃政府颁发的“耕田证”时，是多么地高兴啊!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果实，从而也进一步激发了群众参加土地革命的热情。为了保卫革命的成果，随后在乡苏维埃的领导下成立了农民赤卫队。1929年9月这支组建不久的赤卫队参加了攻打上杭的战斗。战前他在动员会上，向乡亲们大声说：

“农民兄弟们，是谁给了我们土地?”

“是苏维埃!” 

“反动军阀、地主老财要把它夺回去，我们干不于?”

“不干!”

“那怎么办?”

“保卫苏维埃!打下上杭城!”

翻身的农民和赤卫队手持大刀、长矛跟随他踏上了攻打上杭的集结路。位于汀江河畔的上杭县城，三面环水，城墙坚固，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素有“铁上杭”之称。当时有一首民谣，生动具体地描述了它的坚固与险要： “钢铁上杭，固若金汤。东无退路，西无战场。南有河道，北有鱼塘。嘱咐子孙，莫打上杭。”8月问，为扩大闽西红色区域，消灭驻上杭城军阀卢新铭部，中共闽西特委和上杭县委曾组织赤卫队上万人两次攻打上杭城，虽未能得胜，但极大地鼓舞了全县农民的革命热忱。这时红四军前委根据上杭县委和工农群众的迫切要求，研究部署了攻打上杭城消灭军阀卢新铭混成旅的战斗。朱德军长率领红四军4个纵队，加上地方赤卫队、运输队、担架队共一万余人先后秘密云集上杭城郊。

9月19日，朱德军长主持召开了支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战前动员和部署周密攻打计划：主力部队在当夜从水西渡过江，一纵队用迫击炮猛轰西门，将敌主力吸引到西门，二、三纵队主攻北门，四纵队一部配合赤卫队攻取东门，其余部队和赤卫队佯攻南门。指挥部设在北门前沿阵地。当晚，红军所属各部按原定计划，神不知鬼不觉地涉水过江，进入各自的攻击作战阵地。次日凌晨两点，朱德发出了总攻令。一纵队逼进西门，以迫击炮轰击西门城楼，把敌人的探照灯打暗了，城内里应外合的电厂工人一听到炮声一响，立即切断电源关了电灯，使杭城一片黑暗，顿时全城喊声四起，乱作一团，敌人摸黑扑向西门。于是，担任攻城的各部红军和赤卫队展开了激烈的攻城战斗，在北门二、三纵队战士迅速冲到墙根下架起云梯、翻墙入城，扫杀城楼守敌，迅速打开城门，大批红军和赤卫队员蜂拥进入北门，势不可挡；在南门担任佯攻的红军和赤卫队，乘着无数竹筏，划过汀江，同时发起攻击，用机关枪“九节龙”(土炮)，土制手榴弹一齐向敌人开火；在东门，攻城的红军突击队在火力掩护下，对敌进行火攻；一纵队完成炮击任务吸引敌方主力之后，发起冲锋，攻击西门。

这样，红军和赤卫队员在四个城门同时发起进攻，而翁祥初带领的赤卫队、担架队紧跟红军打到哪里就冲到哪里，做好救伤员押俘虏等工作。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拂晓时分，“铁上杭”攻克了，攻城战斗胜利结束了，祥初第一次得到一只属自己的驳壳枪，胜利的喜悦，心中多么高兴啊!一轮红日冉冉升起，红军各部和地方赤卫队在上杭县城胜利会师。军阀卢新铭仅带20余人在混乱中逃脱，1000多守敌全部被歼，缴获枪支1000多枝，同时捕捉了躲藏在城里的200多个土豪劣绅。当天，朱德在县衙门前广场上，主持召开了军民祝捷大会，热烈庆祝红军的胜利和上杭城解放。广大人民群众欢欣鼓舞，他们唱起了喜悦的山歌：“八月里来挂花香，中秋十八破上杭，缴获卢匪枪无数，就叫百姓拆城墙”。上杭城的解放，震撼了闽西大地。

英勇反“围剿” 带伤上征程

紫金山不再寂莫，金凤凰腾飞了。1930年7月，翁样初带领几十位赤卫队员集体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他分配在二总队六支队任分队长，随即参加了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战役；10月，他在红十二军三十五师政治训练队学习，同时参加了第一次反“围剿”战斗。12月，他任红军第十二军三十六师108团二连政委。接着，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的中村战斗、广昌战斗、建宁进攻战斗；还参加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连塘战斗、黄陡进攻战斗、老营盘进攻战斗、高兴墟进攻战斗。1931年12月，他任红军第五军团十四军四十炮兵连政治指导员，先后参加了攻打赣州、漳州、乐安、宜黄、建(宁)、黎(川)、泰(宁)、金溪、资溪等战役，每次战斗，他都冲锋在前，不怕流血牺牲，愈战愈勇、英勇杀敌，博得战友们的称赞和上级的表扬。

1933年4月，组织上送翁祥初到江西瑞金红军大学学习，他勤奋学习，政治和军事素质得到很大提高。半年后，他任红军第二十三师中级教导队政治指导员，随后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1934年1月，任红二十三师六十七团政治部主任，4月任红军第二十三师六十八团政委，后又改任红军第二十三师六十九团总支书记兼团政委，不久，参加了著名的广昌保卫战。

广昌位于闽赣交界的赣东南方向，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是敌我双方必争之地。国民党企图占领广昌，引诱红军主力与之决战。4月上旬，国民党北路军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制定了分三阶段进攻广昌的三期作战计划。4月9日，陈诚命令所属部队开始进攻广昌；4月11日，红军在甘竹罗家堡东南之延福峰、白叶堡一带高地阻击敌军，广昌战役拉开战幕；4月14日，国民党军第八纵队占领甘竹，随后由罗卓英指挥国民党军主力11个师，分4个纵队沿汝水两岸夹河而进，一面构筑碉堡，一面逐步向广昌推进。此时，李德与“左”倾中央领导提出“为着保卫广昌而战，这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死守广昌，寸土必争”、“决不放弃苏区寸土”等口号，调集红一、三、五、九军团9个师的兵力，采取以主力对主力，以堡垒对堡垒战术死守广昌。敌人几十架飞机先轮番轰炸，炸弹、炮弹雨点般朝广昌倾泻。随后，敌军以营方阵组成集团冲锋队形，压向红军阵地。红军奋起反击，与敌人展开了血战，从战壕里冲出来向敌人反冲锋，于是，一批批的红军干部、战士倒在血泊之中，广昌保卫战历时17天，广大红军指战员虽英勇拼杀，，给敌人以重创，但红军亦伤亡5500余人，中央红军又一次遭到重大损失。就在这次恶战中，翁样初不幸腿负了重伤，无法行走，不得已被战友抬到瑞金红军医院接受治疗，心情是多么沉重!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广昌战斗失利后，中央主力红军开始战略大转移。

翁样初是在红军医院里得知队伍要撤离苏区的，长时间的征战，原本体质较弱的他在广昌保卫战中腿又负了伤，随后又打起了摆子。他在病杨上久久思索，对近期的作战方式百思不得其解。现在又面临是否能随部队撤离苏区的问题。

当时中央决定女同志、伤病员大部分留在苏区，不随队转移。翁祥初住在红军医院，他做好了思想准备：如果必须留下，也要坚持斗争。但他总希望有机会能留在部队继续战斗。医院的伤病员陆陆续续被安排到老乡家里去了，先头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医院也在做最后的准备。这时正巧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到医院检查长征的准备工作，了解到翁祥初还没有安排好便问他：“你是什么地方人?”样初回答：“福建上杭人。”林彪说： “福建人在江西，国民党军队来了你一张嘴说话还不马上被杀掉……抬上走吧!”不经意的见面和对话，改变了样初的一生命运，使共和国开国将军谱上添了一颗瑶僳的将星。就这样他在担架上开始了新的征程。过了几天，他的病有所减轻。为了减轻医院的负担，他常常不坐担架，而是由一名卫生员扶着自己走。领导见他能够下地了，便任命他为人军团野战医院的政委。

自从翁祥初当了医院政委之后，他便把担架让了出来。领导配给他一匹马，但是他也从来不骑。不是用马来驮医院的药品、器材，就是用马来驮伤病员。而且他自己总是走在医院的最后，生怕一名伤病员掉队，自己亲自做收容队的工作。

一天，当卫生员扶着翁祥初最后赶到宿营地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见医院的工作人员已经把伤病员都安顿好了，正在埋锅造饭。这时他马上把医院的警卫员叫来问部队在什么地方，警卫班长说不知道。他警惕起来当即命令去找。同时叫医院的工作人员停止做饭，准备转移。果然一会儿警卫班长回来说周围没有部队，他毫不犹疑的命令医院转移，他仍然走在最后。当他最后再检查了一遍这个小村子，发现确实没有一个人留下来之后才离开了村子。

刚刚离开村子的时候，翁祥初发现林彪和其他军团首长正站在村头一个小山坡上，样子好像要休息。祥初一看这情况，转身对跟在身后的卫生员说：赶快去告诉首长周围没有自己的部队，请他们赶快离开。卫生员跑了过去，林彪和其他军团首长马上就跨上了马，离开了小山坡上。原来敌人在红军医院人员出村的时候，已经从村子的另一头进村了。敌人并没有发现红军，只是胡乱向村子周围的高地上发了几炮。炮声一响，林彪勒住了马回头望了他们刚才站过的那座小山坡，已是硝烟弥漫，然后看了一眼。翁祥初扬了扬手，示意他们赶快离开。林彪这才纵马向远处奔去。幸亏天色已晚，夜幕降临，敌人没有发现，所以没出村。他们急行一夜，终于摆脱了敌人。

大病初愈的祥初拖着一条伤腿艰难地跋涉在征途上，从10月出发到11月中旬，红军突破了国民党的二道封锁线。离苏区越来越远，士兵的情绪出现了波动。现在撤离苏区，离开自己的父老乡亲，心中有许多眷恋和担心：“白狗子回来怎么办?”“分给咱们的田会不会被地主夺回去?”“咱们的家人怎么办?”作为军队的中层干部，祥初当时也不清楚前进的方向在哪里。因为当时中央的领导层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方针。他面对这一切，认为稳定部队的情绪是当务之急。他不顾身体虚弱，腿伤的折磨，耐心地引导这些青年士兵，“我们今天离开苏区，就是为了保住革命的有生力量，有党中央，有毛主席，有我们这文拖不垮的队伍，总有一天我们会打回来的!”他这个从农民家庭走出的政工干部，最能体谅农民出身的士兵，这些年轻的士兵也都十分尊敬这位老大哥般的政委。在他耐心的工作下，大家情绪迅速稳定下来。这时，一个乡音在耳边响起，“老乡啊，很久没见，你们走到这里了。”回头一看，是中央红军医院傅连障院长的得力助手叶青山。他们两个相识多年、年龄相近、性格相似，一见面就问长问短，坐在路边石头上，叶青山医生仔细地给样初的伤口上了药，更换了绷带，从小药箱里拿出几粒磺胺交到他手中，道一声“多保重!”转身消失在迅速前进的队伍中。

不知是换药的作用，还是磺胺的作用，他从石头上站起身时，感到伤腿轻松了几分，几天后伤口竞封口了。不久，他的腿伤痊愈，为完成长征创造了条件。

到11月底，红军接近湘江时，蒋介石对红军转移的意图已经看清，敌人从四面八方围追堵截，四十万大军逐渐向红军逼拢，企图在湘江东岸、湘江与潇水之间消灭红军。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指挥，红军部队硬打硬拼，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祥初所在的八军团与三、九军团是负责在两侧打甭道式掩护战，拼命把敌人顶住，掩护中央纵队通过。离开了苏区没有后方补给，武器弹药有限，所谓的拼就是用生命在拼。一军团是打先锋，五军团是打后卫，边打边走。经过一个星期的激战，“红星纵队(中央纵队)接近湘江” “红星纵队已渡过湘江，接近湘桂路”“红星纵队已越过湘桂路”的情况不断传达到各部队。已经在阵地上坚守了数日的祥初和他的战友们顶着敌人的狂轰滥炸和疯狂进攻，几乎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境地。当得知中央纵队已过江，祥初的部队按计划转移了。但是，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34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在江边，为摆脱敌人，多少官兵义无反顾地投身江中。密集的弹雨打在江面上，湘江被鲜血染红。第三十四师是由闽西独立第八、九、十师改编而成，清一色的闽西子弟兵，正是他们的英勇献身，保护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安全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经以东的企图。在这场恶战中，红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无数英勇顽强战斗的烈士们，为了中国革命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在这场战斗中，八干闽西子弟有六干血洒湘江，一千被打散，这段历史成为我们阀西人心中永远的痛! 永远的骄傲！

1935年初，离开中央苏区仅仅两个月，部队减员严重，8．6万人的中央红军到达贵州遵义时只剩下3万人。在到达遵义的第二天，中央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反“围剿”斗争中的问题，分析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领导上所犯的一系列错误，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大会上，天下大雨，部队冒雨集合在大坪上。当得知毛主席又得到红军的指挥权时，整个部队都沸腾了，欢呼声直冲九霄。脸上激动的泪水和着雨水一同往下流淌。在遵义部队休整12天，根据毛主席的命令，部队进行了整编。就在这时样初被调到红一军团政治部任巡视员，他亲历了毛主席是如何发挥英明无比的军事指挥才能的全过程。主动出击，四渡赤水，二进遵义，佯攻贵阳，这是一场非常巧妙的运动战。毛主席指挥红军大踏步前进，大范围迂回，忽南忽北，声东击西，以各种佯攻调动敌人，争取主动，并陷敌人于被动，摆脱了红军长时间被迫挨打的局面，开辟了新胜利的前景。

然而形势还是很严峻的，在缺少补给的情况下不断的征战。巧渡天险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还要和党内的分裂主义作斗争。夹金山下，一、四方面军会合，两大主力红军总兵力达12万人。中央曾于六月间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由于张国煮害怕同胡宗南作战，拒不执行计划，使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红军不得不经草地北上甘南。

巧战过草地 祝捷直罗镇 

从毛儿盖出发，沿着通往北松潘的路向东前进。大约走二三十里，就拐向西北一个无名的山谷。山谷中郁郁葱葱的树木遮天蔽日，一个小战士对祥初说： “政委，这里的树真多，和咱们老家的山林多像啊!”他笑着说： “是啊，中国这么大，好地方多着呢，将来咱们要把全中国都建得和苏区一样，让所有的劳苦大众都过上好日子!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捡树枝，能背多少就背多少。”因为草地里，连引火的柴火也没有。穿过这片树林，景致大变，茫茫的大草地展现在眼前。

四野茫茫的大草地无边无涯，天地间笼罩着迷茫阴森的雾气，分不清东南西北，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溢出的水呈黑色，并且散发着腐臭的气味。水含大量有毒汁，不能饮用。没有树木，更无人烟，只有草丛和泥潭。在这无边的“泽国”里，不要说路了，连一棵做标志的小树也难觅，连一块能坐下休息一下的石头也难寻。8月末的草地，秋意已浓，经过10个月转战的祥初和战友们，衣衫槛楼，一件老羊皮背心还是在毛儿盖征粮中分到的。不多的一点青棵面装在干粮袋中，草地的天气多变，时而狂风，时而大雨，忽而天上又飘下漫天的大雪，忽而又冰雹骤降，夜就更难熬了，战友们背靠背，互相用体温取暖。面对广漠无根的草地，面对凄风冷雨，为苏维埃勇敢战斗的信念像一团火燃烧在胸中。是这坚定的信念支撑着瘦弱的翁祥初。他环顾自己身边的战士，想着这10个月艰难的历程，作为团政委的他现在身边只有人员减半的一个炮兵连，残酷的战斗，火线减员；恶劣的环境，使同志们的体质明显地衰弱下去，非战斗减员也时有发生。看着这些与自己生死与共的熟悉的面孔，经历了腥风血雨的战争考验的坚强战士们，这是革命的火种啊!无论如何也要把他们带出草地!围着簧火，他看着那被簧火映红的一张张消瘦的脸，给战士讲起了当年农民暴动的事情。“送郎当红军，阶级要分清，地主呀，豪绅呀，压迫咱穷人……”中央苏区的山歌在草地的夜幕下回响。那火热岁月的美好记忆激励着每一个人，他呕吧哑吧讲得口干的嘴，笑着说：“我都想家乡的烟叶了，多长时间没闻着烟味了。”“政委，你试试这个。”一个机灵的小战士送给他一个小纸卷。“小鬼，你哪里来的烟?”小战士不好意思地说： “那不是真正的烟，是草叶子，我用识字课本的皮儿卷的。”“这可使不得!我把你的识字课本当烟吃了，你将来可是会骂我的!识字可比吃烟重要!”小战士忙说：“那是书皮儿啊!”“好，我尝尝你的高级香烟!”他凑近簧火，点燃了“香烟”，这味道独特的烟叫他铭记一生。他被烟呛得直咳嗽，连眼泪都咳出来了。

早已没有炮弹的三门迫击炮是炮兵连的重要武器。武器就是战士的生命，只要人还活着武器就不能丢。人走在水草地上已很困难，身上单薄的衣服一次次被雨水打湿，腹中又没有粮食，战士们走路都在打晃，还要拖着沉重的火炮，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困难重重，但经历了那么多残酷战斗的红军战士是任何困难也压不倒的。每到宿营地，他就带着战士们到处找野菜充饥，凡是可以填饱肚子的东西都拿来当“饭”吃。如果能遇上一条小河，捞上几条小鱼，就算是打牙祭了。这时，他那个小搪瓷缸子可就成了宝贝了。多少人用这小搪瓷缸烧过水，煮过鱼汤。每逢这个时候，宿营地上就会响起开心的笑声，革命的乐观主义也是支撑着他们的力量。

进入草地的第五天，翁样初所带的炮兵连小部队正在休息，看见不远处有一支小队伍正向自己这边靠扰。他赶紧派了望哨前去打探。不一刻，小战士高兴地跑回来： “是自己人，是谭主任!”原来是谭冠三同志带领的一个不满员的步兵连，他们的情况也不比他这个连好，只有十几枝枪，还缺少弹药，也是向北出草地集结。谭冠三是他的老战友，早在1930年在红十二军时就打过交道。后来两人又一同在红一军团政治部当巡视员。几经磨难，多少战友血洒征程，再不能相见。今天在这茫茫草地上，两个老战友紧紧地握住手。可是战友相见的笑容还没有展开，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天际边有一支骑兵小部队，当时部队传达了国民党骑兵不断骚扰红军的战报，他们想这决不是自己的部队，因为那时红军已经没有这么完整的骑兵部队。他和谭冠三同志同时感觉到这也许是自己革命到底的时刻了。他拿出带着体温的二两炒面，说：“咱们把这最后的一点儿口粮吃下去，有点力气拼死他两个咱们也够本!”谭冠三握着他的手，一切情感都在这无言之中。当他们做好战斗的准备时，情况又有了戏剧性的转变，与小股国民党骑兵相反方向又有一支部队向他们这边靠拢。“是自己人。”原来是梁兴初带领的一个机枪连。这真是令人喜出望外!三支队伍合成一股，他们稍作商量，迅速部署战斗，准备与敌人拼死一战。找好地形，隐蔽在草丛中，梁兴初把机枪排在谭冠三的部队中间。翁样初命令炮兵作好战斗准备，先用枪后用炮。敌人的骑兵开始冲来了，当敌人进入步枪射击范围时，谭冠三的部队开始用步枪射击。枪声时紧时慢，偶尔也有一两匹战马中弹卧倒，也有一两名敌人中枪落马。但是并没有阻止住敌人前进的步伐。敌人越来越近了，可以看见大部分敌人并没有把战刀举起，还是稳坐在马上。看来他们没有把红军看在眼里。突然只见为首的敌人手中的战刀一挥，所有的战刀都挥起来，战马旋风般的冲了过来。敌人的吼叫声已经可以清楚地听见了，马蹄的声音几乎盖住了步枪射击的枪声。敌人的骑兵已经进入了机枪射程之中了。梁兴初一声吼“射击”。几挺机枪同时开火，前排的敌人像被割倒的麦子一样齐刷刷的倒下，后面的敌人顿时勒住了马，掉头四散向后跑去。机枪在延伸射击，不时有被击中的敌人从马背上落下来。敌人一直跑出射程。此时谭冠三一看马上说：别打了!省点子弹。梁兴初不肯，又令射了一组点射。敌人远远的站住了，他们又回过头来，与红军形成了对峙的状态。这时翁祥初发现为首的敌人正用望远镜向这边望，翁祥初命令炮兵马上把炮架上。谭冠三、梁兴初望着他一头雾水地问：刚才我们拼命射击，你在看，现在敌人退了，你架炮干什么?样初笑着说：刚才我是使不上劲，现在我也得出点力呀!说着用下巴指了一下敌人。谭冠三和梁兴初向敌人望望，敌人骑兵看到我们人多，不仅有机枪还有炮，害怕了。敌人果然开始后退，很快就加速逃跑，不一会儿就跑得无影无踪了。草地巧战就结束了。

这时谭冠三笑着说：“老翁，原来你这是空炮计呀!”梁兴初也低声地说：“告诉你们俩，其实我也没子弹了，我的机枪也和老翁的炮一样成了空机枪了。”谭冠三拍着梁兴初的肩头说：“原来你最后那组点射也是空枪计!”三个人都会心地笑了，笑得那么灿烂，那么开心，一时把长途的疲劳抛到九霄云外，三人抱成一团，‘小L1相印，迎接新的战斗。经过这有惊无险的遭遇，赶走了敌人的骑兵，三个连队一同向北走去，大家的情绪更高了。“看，前面有山了!”看来就要走出草地了，每个人都露出了笑脸。几个年轻的小战士情不自禁的跑了起来，一个战士谈谐地说：“快摆脱这些革命的绊脚泥巴!”

班佑就在前面，草地被英勇无畏的红军踩在脚下，抛在了身后。

1935年9月，腊子口上降神兵，红军北上途中最后的一个也是最险要的一道关口被红军攻克，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冻死、拖死在雪山草地的计划。

1935年11月的一天，天降大雪，翁样初所在的红一方面军接到中央要召开全军干部会议的通知。为了防止敌机骚扰，天刚蒙蒙亮他们就从驻地赶往吴起镇。会场是个晒麦场，周围有几棵大树。太阳还没出来，会议就开始了。毛主席、周副主席、张闻天总书记、彭德怀等同志先后入场。毛主席总是 毛主席总结了长征胜利的经验和教训，最后诚恳地说：“同志们，长征我们胜利了，但损失也是巨大的。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出发时有十万人，现在大约只剩下一万人了，人数虽少些，但留下的都是中国革命的精华!现在，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陕北人民一起，担负着更艰巨的任务，我们今后要更好的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翁祥初听着这生动的话语，由衷地感叹：中国革命有希望了!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在吴起镇休整了几天，安置了伤员，解决了长征中经常苦恼的问题。中央所有非战斗单位前往陕北苏区中心瓦窑堡，战斗部队则向甘泉前进。1935年U月6日，在甘泉南边的象鼻子湾，中央红军与徐海东、程子华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成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会师这天，大雪纷飞，气候严寒，但两军指战员如久别重逢的亲人，分外高兴，欢欣鼓舞，气氛非常热烈，情绪极其高昂。红十五军团热烈欢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从物质上大力支援。赠送了大批武器、弹药、棉衣和现洋给中央红军，充分体现了两支英雄部队之间的阶级深情和亲密团结。两军会合，壮大了红一方面军，也发展巩固了陕北苏区。蒋介石气急败坏地又令东北军调集5个师向陕北苏区进攻，企图围歼红军于葫芦河与洛河之间。其先头部队于11月初占领了太白镇和黑水寺，准备向直罗镇前进。

这给红军一个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极好机会。毛主席决定刚刚会合的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共同打这一仗，战役发起前两天，组织了团以上干部到张村释集合，到直罗镇西南面的小山头上看地形，研究作战具体部署，几十架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周围的道路、山头、村庄和河流。直罗镇是个百余户百姓的小镇，三面环山，镇北有一条小河流过，村里有一条东西向的村道穿过镇子中央，镇东有座古老的破寨子，大家边观察边议论，一致认为把敌人放进直罗镇歼灭，地形对我十分有利，敌人真如钻进了口袋。接着就令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预伏于直罗镇北南山沟内，隐蔽待机歼灭敌人。翁样初率领炮兵连随红一军团参加了这次战斗，发挥了炮击的威力。

11月20日，国民党一O九师师长牛元峰率领他的3个团和一一一师的1个团，在红军和地方部队的抗击下，沿葫芦河进占直罗镇，后面的一O六师也到了黑水寺。他们轻易得胜，没想到中了红军的计。

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彭德怀司令员亲临前线指挥，指挥所设在离直罗镇不远的一个山坡上。当晚，毛主席下达战斗命令：红一军团从北向南，红十五团从南向北，急行军前进，于佛晚前包围直罗镇。天刚亮，红军发起猛攻，两路红军从直罗镇南北高山上向敌人猛冲，红军战士如猛虎下山，猛打猛攻，战斗十分激烈，打得敌人纷纷缴枪投降。尽管空中有几架敌机助威，也挽救不了国民党牛元峰部队的覆灭命运。这次战役胜利结束，歼敌1000多人，俘虏5000多，缴获枪支3000多枝。之后红军举行了祝捷大会。

毛主席在评价这次战斗时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和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大长了红军的志气，大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风，使我红军队伍更加发展壮大了，使陕北根据地更加巩固更加发展了。1935年12月初，党中央机关移驻到瓦窑堡，这里又称为“红色首都”。

“抗大”勤学习 战地好后勤

1935年12月，翁祥初任红一军团野战医院总支部书记。那时的医院条件很差，缺医少药，伤员又多，祥初肩上的担子十分沉重，但是他想长征那么艰难都走过来了，眼下的困难也一定能克服。于是他想方设法筹措资金，购药和改善医疗条件，把伤员视为自己的亲兄弟，同时积极争取陕北苏区人民的支持，并且做好医生、护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提高医术水平。经常与红军伤员谈心，经他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轻伤员顿时感到伤好多了，重伤员也感到好了一半。他的工作得到伤员的好评和上级的表彰。

为了提高红军干部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文化水平，1936年6月1日在瓦窑堡开办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学员共200余员，分三个队。1937年1月，“红大”招收第二期学员，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这时，组织选派翁祥初参加“抗大”学习。3月2日，举行了开学典礼，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张闻天总书记在会上讲了话。台下的学员们盘腿列队坐在黄土地上。样初此时的心情很不平静，当红军八年了，艰苦的岁月与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的八年呀!翁样初被编在二队，队长是曾任四方面军参谋长的倪志亮同志。学员都是军、师、团干部，经过多年斗争锻炼，大多数都是25岁到35岁上下的人。同学们虽然来自不同的部队，相处得却很融洽。正巧二队还有一个福建老乡李兆炳，是个精瘦而又精干的小伙子。他可是红军这支工农武装中不多的知识分子——高中生啊!他特别活泼，大家时常可以听到他那个闽南味的革命歌曲，起码有一半以上的歌词听不懂。二队是女学员最多的一个队，康克清、贺子珍都是二队的学员。

抗大的教师阵容十分强大。毛主席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林彪讲授战役学；战术学由德国人李德讲；政治课由凯丰和吴亮平讲授；哲学课由王稼祥和艾思奇主讲3中国革命史和马列主义与联共党史则由张闻天、博古主讲；文化课上大家还能听到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老先生的讲授。毛主席还为抗大确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

有这段难得的学习时间，大家都是十分珍惜。学习紧张，生活也很难苦，讲义是废纸的背面油印的，有的是用彩色的标语薄纸印的，字迹也不太清晰。黄土地是座位，自己的膝盖就是桌子，但大家的学习热情却很高。

在“红大”学习的日子里，祥初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波。这是3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全体学员在抗大的操场上集合，校长林彪走上讲台，表情严肃，向大家传达了由于张国煮的分裂主义路线导致西路军失败的消息。西路军的失败实在是太惨了，几乎是全军覆没。面对残酷的事实大家从心里实在接受不了，尤其是四方面军的同志，多少人在会场上就痛哭失声，林彪校长用手敲打着桌子，“安静!安静!”大会在哭声中结束。

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张国煮的批判，出于对张国煮错误路线的痛恨，在揭发批判张国煮的过程中，四方面军的一些干部也受到了冲击，在抗大学习的四方面军干部在这种气氛下不免有些伤感。后来，发生了许世友串联四方军干部出走的事件，翁祥初配合警卫部队抓了几个与事件有关人员。

党中央、毛主席对此事的处理十分慎重，毛主席亲自我许世友谈话，帮助他认识了自已的错误后，委以重任，派往抗战的前线胶东战场。其他被捕的同志经过数日的教育认识了错误，很快地都被释放了。翁祥初看到此事如此圆满地解决，由衷地感叹毛主席的伟大，毛主席团结教育人的艺术真是非同一般。

1937年7月翁祥初在抗大毕业，面对着全面爆发的抗战形势，中共中央立即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即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延安所有的机关和部门都行动起来。红军各部队都在准备，随时可以开赴抗日前线。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召开延安市共产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号召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战前线”去。样初也积极要求上前线，且很快地接到了任命，到军委警卫营任政治教导员(后军委警卫营同中央教导大队合并成立了中央警卫团)。没能上前线他感到有些遗憾，可想到能够直接为军委首长的安全做工作，也感到很光荣，责任重大，他高兴地走马上任了。

延安是黄土高原上的一座小城，四下望去满是黄土的沟堑，透出的是一片贫瘠。整个陕甘宁边区就是处于这么一块土地上。人口不足150万，要负担十几万军队以及全国各地不断奔赴革命摇篮的青年学生的吃、穿、住、用，加上蒋介石布兵10万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经济封锁，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中央、军委是陕甘宁边区的最高权力机构了，但他们和广大的边区军民一样，面对的同样是缺吃少穿，军委警卫营的组成成员来自五湖四海。一、二、四方面军以及陕北红军都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党的忠诚，再就是红军战士的共性，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战士们训练、生产、值勤从不叫苦，但陕北冬季的寒夜滴水成冰，衣着单薄的战士对站一个半小时的岗感到特别难耐，时间好像特别长。晚上查岗的祥初看着持枪站在寒风中瑟瑟而栗的战士，十分心疼。他想起了家乡冬季取暖御寒的炭炉。对，烧炭!有了炭，不仅可以解决站岗哨兵的取暖问题，也可以给习惯夜里办公的中央、军委的首长们取暖呀!他一不做二不休，想到了就马上和营里几个领导碰头，大家一致同意，他亲自考察周围的情况，最后决定在距延安二、三十里的老山修炭窑。因为这里取材方便，老山不高的山坡上长满了青杠树，他选了几个烧过炭的战士，在老山上建立了第一个炭窑。四排长吴忠(后为40军军长、北京卫戍区司令、广州军区副司令)是个能干的小伙子，带着战士干得热火朝天，当一担担黑得发亮的炭被送到每一个哨所和首长的窑洞时，样初露出欣慰的笑容。站岗的战士有小炭炉相伴暖和多了，一位战士对又来查岗的样初说：“现在站一班岗好像时间比以前短多了。”样初慈爱地看着小战士，拍拍他的肩膀说：“不冷了，更要站好岗，保证首长的安全：”小战士挺起胸膛，坚定地答道：“是”小小的炭炉陪伴着他的战友度过了陕北多少的寒夜，迎来初升的太阳，迎接着革命胜利的曙光。后来，烧炭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中央撤离延安。中央警卫团的模范战士张思德1944年春在安塞烧炭时光荣牺牲，在他的安葬仪式上毛主席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讲话。

1939年1月，有过在红八军团野战医院、红一军团野战医院工作经历的翁样初被调到了陕甘宁边区医院当副院长。此时的医院比起在中央苏区与长征路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少量的医疗器械经西安运来，当年的竹镊子也变成了金属的。一些知识青年经卫生培训也被充实到边区医院。当时的边区医院在延安可就算是大医院了，负责着中央机关、延安驻军数万人的卫生保健医疗救护工作。医院内科、外科、妇科、传染科一应俱全，日常工作十分繁忙。这时的祥初担子更重了，日以继夜地辛勤工作，时而操劳医院的全面工作；时而找医生、护士谈医疗情况；时而看望安慰病员。大家称他是“好院长!”

为了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下展开了大生产运动，在边区医院也开展得轰轰烈烈，每个人都有生产任务。翁祥初除了带领医院的工作人员利用工余时间在山上开荒种地外，还要完成自已的生产指标。1937年7月，翁祥初与四川籍女红军朱世清结为革命伴侣，相敬如宾、志同道合。随后他们有了第一个女儿，为了不影响工作和学习，他们和周围许多同志一样把心爱的女儿寄养在老乡家里。不知是喂养不科学，还是什么原因。送走时肉乎乎的女儿到8、9个月还坐不稳，瘦得不像样子。学习刚刚结束的母亲就把女儿抱回来。缝纫工人出身的父亲用旧军装给女儿改了身合体的小衣裳，乖巧的女儿常被带到山坡刚刚被开垦出的田地边，“廉娃，不要乱跑。”土地里的小石头，田边的小草就是她的玩具，看着田里挥汗如雨的父母，汗水把衣服一天都要泅湿好几遍。经过一春秋的努力，生产得到大丰收，除了上交生产任务以外，土豆多得放了半个窑洞，送给伙房和周围的老百姓吃。祥初夫妇的辛勤劳动得到上级领导的表彰，被评为劳动模范，奖励给祥初一套衣服六元钱、世清也得到四元钱的奖励。这个在今天看来是微乎其微的奖励，在当时却是让很多人都羡慕的荣誉。世清到现在跟子女们说起那段经历和奖励还得意地说：“那可不是谁想得就得到的哟!”

1940年冬，翁样初接到军委总政治部的命令，准备到新四军任职，后因“皖南事变”搁浅了。随后，样初先后参加了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的学习，使他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又一次飞跃。学习结束后，翁祥初前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一旅供给部任政委；抗战胜利后，祥初拿着军委谭政签署的一纸调令准备到东北去接受新的工作任务。当时的交通工具就是牲口，祥初夫妇、两个女儿，两个警卫员和两匹牲口(一匹马、一匹骡子)，马背上驮着两个木箱。一边箱子里装着不多的生活用品，另一边箱子里坐着两个女儿，骡子背上驮着一个马搭子，是用厚厚的粗布缝制的长方形的大口袋，衣服被褥可以放进去再搭到牲口背上，这样人还可以骑上去。这是祥初第一次带领这么小一支“队伍”。这样的队伍已经不适于和敌人正面交锋了，所以只能走迂回路线，再加上国民党表面还在和共产党和谈，还没有发动全面的内战，多是在铁路、交通线上设置封锁线，在拉锯区骚扰，所以也只是走走停停。过了黄河继续向东北方向前进，途中不知经过多少封锁线?样初记得过同蒲路封锁线时，那天夜里没有月亮，因为敌人不时地打枪投手榴弹，怕牲口惊了，大女儿由两个老乡背着走，祥初怕老乡遇到特殊情况把女儿丢掉，紧紧跟着他们走，小女儿则由跟了他多年的警卫员背着，他叫李纪东，是个四川老红军(解放后随部队南下，转业后在四川省仪陇县任粮食局长)，另一个通信员和世清要照顾两匹牲口，前面的路不知还要走多远，牲口是不能丢的。夜幕下，铁道伸向远方，沿铁道不远就有一个炮楼，探照灯强烈的光往不时扫过大地，—哩哩—的十弹不时在耳边掠过。借着探照灯时隐时现的光，把两个女儿又放进马驮的箱子里，一切安排停当。东方已经泛白，队伍又上路了。在初升阳光的照耀下，小女儿在木箱中醒来，呼吸着田野泥土、青草的芬芳，唱起了心爱的儿歌：“骑白马，跨洋枪，小娃娃自生就吃八路军的粮。”看着天真无邪的孩子，几个大人都笑了，今天的斗争不就是为了包括她们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明天的幸福生活吗?

1945年12月翁祥初任冀中二纵队一旅政治部主任；1946年5月任晋察冀三纵队组织部长；1948年4月任华北军区补训兵团组织部长。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参加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的许多工作和战斗，同时为我军的培养干部和医务战线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解放石家庄战役、天津战役等战斗，屡立功勋。

1947年10月，中央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全国的各个解放区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晋察冀解放区也和各解放区一样，许多军队的干部被临时抽调到地方政府，帮助土地改革运动。当时，翁祥初是组织部长，刘景霜是营里的副教导员，和另外三个同志一起被派到地方帮助土改工作一段时间。

刘景霜等由于在部队工作，对地方工作的性质不熟悉，对党的土改政策领会得不正确，加之对农村地主老财发自内心的痛恨，在工作中5巴了“左”倾急性病，提出了“搬石头”这样的口号。地主、富农白不必说，甚至稍有财产的中农也受到打击，有的甚至剥夺了他们起码的生存条件，更有甚的是出现了打死人、打伤人的情况。这样一来，原来热心于土改的贫雇农在这种形势下也出现了茫然、消极、观望，有的甚至转向了可怜、同情被扫地出门、家破人亡的地主(这些多是些没有血债的地主)。上级领导发现了他们的错误，及时制止，指出：土改运动的主要斗争对象是豪绅恶霸，对那些人民极端痛恨的大恶霸地主可以清算，清算所得的果实，交由群众分配。斗争不能扩大化，不能树敌过多。并指示他们四人回部队接受处分。

随后的几天，刘景霜如坐针毡，思来想去，不知如何是好，准备接受组织处分。一天，补训兵团组织部的一名干事来到他的房间，对他说：刘景霜准备一下东西。他茫然地抓起桌子上的纸笔，又放下，匆匆地把几件衣物拿起又放下，竞不知所措。看着他神不守舍的样子，那位于事笑了起来，“刘副教导员，恭喜你呀!”“恭喜我?”刘景霜不解地问。“部里首长已安排你去上学了!”刘景霜悄然了。“送我去上学?”原来，领导在研究处分这几个干部的会上，争论也是很激烈的。有些领导认为这几个同志在土改中犯的错误是严重的，造成的影响也是很恶劣的，由于土改的扩大化，甚至影响了在土改工作中贫雇农的积极性，所以一定要严肃处理。作为组织部长的翁祥初同志，首先指出了这些同志的错误是不可原谅，是要严肃处理的，同时又指出，他们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他们出身贫苦，憎恨地主恶霸，当兵后常年在部队工作，对党在土改工作的政策理解、认识不够，政策水平不高。也许为此他们会走上另一条路。“水平不高，就要提高水平，让他们去上学，处分归处分，治病救人，给他们一个提高政治觉悟的机会!”通过翁部长所做工作，大家最后统一了意见。

事后，刘景霜得知这一切，第一次在人面前流下眼泪。通过几个月的学习，他再次被安排了工作。二十多年过去了，他始终忘不了老部长的关怀。

继续新长征 为民立新功

解放后，翁祥初先后任华北军区军需部政委、华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3华北军区油料部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50速中和文化学校政治委员等职。为我军的后勤保障工作和培养军事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新的历史时期，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党对人民军队必然会有新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八一建军节，毛主席签署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的指示》。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主要任务，使军队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1952年5月，中央军委作出决定，从当年的6月1日开始的训练年度，要以文化教育为中心，文化教育时间占全部训练时间的50％以上。这是我军历史上空前的一次全军性的文化学习教育。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基层指挥员，战斗英雄模范人物先期进入文化学校。

1954年翁样初离开了华北军区后勤部油料部的工作岗位，调到天津50速中脱产学习。他愉快地交待了工作到天津上学。在学校里，遇到了许多昔日的老战友，如邱蔚、刘德海等等。当年一起在枪林弹雨中英勇奋斗，今天又在同一个课堂里学文化。还有一些年青的团职干部。文化速中的课程设制与现在的中学有几分相近，语文、数学是主课，还有自然、地理、几何、化学、历史(包括世界历史、中国史和党史与军史)等课程。当年，他已经46岁，在学员中数年龄偏大，又是29年入党的老同志，可他不以老资格自居，和其他学员一样，早上和大家一起出早操，上课、自习都十分认真。

1955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和《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条例》。在校学习的他此时正埋头学习，认为级别待遇是组织上考虑的事。

1955年10月，是北京最美丽的季节。一天，接上级通知，翁祥初高兴地来到中南海的怀仁堂。上午，毛泽东主席为以朱德元帅为首的十位元帅授衔。随后给十位大将授衔，气氛隆重、热烈。下午周恩来总理为在京的将军们授衔。样初这个从闽西大山里走出的农民的儿子，在出生人死的二十多年革命斗争生涯中从未想过这一刻，而今天却真实地展现在眼前。今天，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作了主人，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缝纫工人，成了共和国的开国将军。心情激动得他想得太多、太多。授衔的工作整整进行了一天。他身着新式将军服，佩戴新军衔走出怀仁堂时，抬头看着澄净墨黑的晴空上点缀的繁星，心中想到：今天这一切来之不易，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肩头的任务更重了，打江山不易，坐江山更不易，没有硝烟的战场，更是锻炼、考验人的新长征。授衔给他带来更大的动力，认为这是组织上对自己历史的肯定，决心为人民再立新功。在新形势下，学习好文化、提高文化政治素质，为将来更好地为党工作奠定基础。他不仅自己抓紧学习，而且也督促身边的工作人员参加夜校——速成小学的学习，那时他的警卫员是一个十七岁的小战士，叫刘风吱，是河北人。通过该校的学习，拿到了速小的毕业证。

翁将军在天津50速中学习刚结束，就接到了周恩来总理签发的委任状。被任命为50文化速成中学的政委，成了学校的政工一把手。学校工作对他是一个全新的工作，他高兴地接受了任务，并决心把这项新工作干好。他一向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以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来保障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素养。在战争环境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他曾说过，  “人的工作是十分复杂的，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思想，面对残酷的斗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反应，为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就要把大家的思想拧成一股劲儿，如果你不能做到这一点，小心!战场上没准会挨黑枪呢!”于是他全身精力投入学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批又一批的老红军、老干部在这里完成了学业。在这里他们与许多老战友相遇，又结识了不少新朋友。

1959年，根据中央军委指示，50速中与85速中、51速中、空6速中合并为北京军区文化学校，刘德海任校长，翁祥初任政委。1960年北京军区文化学校迁到石家庄，他又战胜了重重困难，胜利完成办学的各项任务，为我党我军培养了大批中、高级人才，毕业后在各条战线上为社会主义建功立业。

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文化学校政委的翁样初经常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工作上要高标准，生活上要低标准。他不单嘴上这样说，行动上也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组织上给他配备了炊事员和警卫员，因为爱人和子女都在北京，他就和后勤打招呼，让炊事员老申到机关食堂上班。老申想不通，以为是自己的工作首长不满意。翁祥初笑着说：“你误会了，你的工作调动绝不是因为你工作不好，我对你的工作很满意，我这个人生活很简单，我有时就在灶上就餐就可以了，临时小郭张罗一下就行了。现在你只给我一个人做饭，而机关食堂人手不多，你那好手艺在食堂会更有作为的!”老申听了他的话，去掉了思想包袱，高高兴兴到机关食堂报到了。

一天中午，翁祥初下班回到家，闻到一股菜香，警卫员小郭今天当上了兼职“厨师”，一盘青蒜炒咸猪肉冒着热气，他严肃地看着小郭，“你说说，这肉是哪来的?”小郭忙不地迭说：“上午后勤魏部长送来的”。“小郭，我和你说清楚，现在是非常时期，过粮食关，我不能例外，以后谁送东西都不能收，收了我处分你，魏部长那边我去说一下。”从那以后再没有送东西的了。翁将军的言传身教，为学员和工作人员树立了优良的榜样!

翁祥初整天忙于学校的工作，难得回北京看望孩子，孩子们也很想念他。暑假到了，在北京八一学校上学的儿女回到石家庄父亲翁将军的身边，平日这套安静的住宅里传出了孩子们的欢笑和打闹声。翁祥初对子女要求一贯非常严格，从不搞特殊。严父慈心，总是教育孩子们立身做人的原则，总是希望孩子们学好本领、报效党、报效祖国。子女们也十分争气，从心底里铭记父母的教诲，继承和发扬了父母的优良传统，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个个都健康成材，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党为人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55年，翁祥初在授衔少将时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翁将军还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翁将军离家革命70年，总是惦念故乡的父老乡亲，仍然十分关心家乡的建设。早年就积极向中央人民政府反映，老区的贫困落后情况，争取资金通上了电。1984年回乡，见到家乡村道崎呕不平，再次帮助筹措资金十几万元，终于修成了一条可走汽车的乡村公路，方便了乡亲的生产和生活，群众很感激。翁将军身经百战，长期的革命工作，积劳成疾，不幸于1997年3月6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按照将军的遗愿，子女将其骨灰送回闽西革命烈士公墓安放，将军的忠魂终于回到故乡的怀抱，与红土地长眠。将军的子女非常孝敬，每年清明都要回闽西给父亲扫墓，寄托永远的哀思!

翁祥初将军是闽西老区人民的好儿子，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他转战南北，出生入死，勤奋工作，刻苦学习，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的革命业绩像巍巍紫金山，永远耸立在八闽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