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贵州日报】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今年10月11日，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王若飞诞辰110周年。王若飞1922年秋加入法国共产党，1923年4月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八路军延安总部副参谋长、中共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党务研究室主任等重要领导职务，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为党的建设、人民军队建设、政权建设和统战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等，作出了杰出贡献。

　　王若飞二十多年的革命生涯，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壮大，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不朽功勋。他追求真理、坚定信念、英勇奋斗、为民谋利的一生，充分体现出一个共产党人为革命事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奉献精神。

　　1896年10月11日，王若飞诞生在贵州省安顺县一个富庶家庭里，原名运生，字继仁。那个年代，正值帝国主义列强野蛮入侵中国，而腐败无能的封建统治者丧权辱国，使中国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民族空前危机，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饥寒交迫，唤起了无数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而上下求索、英勇奋斗。

　　王若飞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以改造中国为己任，积极探求革命真理。他八岁时进入贵阳达德学校读书，从舅父黄齐生和其他进步教师那里受到爱国主义和反封建思想影响，尊崇民族英雄岳飞，读《木兰辞》时，有感于“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佳句，自己改名若飞。1915年冬，云南、贵州起兵讨伐袁世凯，黄齐生代表贵州省政府出外联络，让王若飞取道湖南探视敌情。1916年，王若飞回到贵阳，于1917年在达德学校任小学教员，同时通过考试取得官费留学资格，赴日本东京完成自学。当时，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已传入日本，他尽力接触马克思主义，倾向社会主义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王若飞毅然回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工作，随后又参加黄齐生领导的“贵州教育实业考察团”，于10月到达上海，正值蔡元培、李石曾等发起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王若飞抱着考察各国社会情况、寻求革命真理的愿望，随黄齐生等一起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加入“社会主义研究会”，组织一部分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成立“工学互助社”。他曾专程到蒙达尼拜访蔡和森等同志，还参加了他组织的“工学世界社”。1920年秋，“工学世界社”在蒙达尼集会，王若飞在会上发表演说，响亮地喊出：“我们要走苏联工人阶级的道路!”

　　1921年，北洋军阀政府由于内战的需要，准备向法国进行一笔秘密借款交易，留法学生得知消息以后，立即开展反对秘密借款的爱国斗争。王若飞、蔡和森等直接写信给大使，要求他们取消借款决定。6月30日，在勤工俭学的学生赵世炎、王若飞、蔡和森等的组织下，在巴黎召开“拒款大会”。经过两个月的坚持斗争，迫使中法两国政府停止了这笔借款。在这一系列的斗争中，王若飞锻炼了组织斗争能力，进一步认识了只有彻底革命、打倒军阀政府，中国人民才有真正的出路。10月，王若飞同赵世炎、周恩来等，在勤工俭学学会、世界工学社等进步团体的基础上，组织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秋，王若飞同赵世炎、陈延年等一起，由阮爱国(即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同年冬，参与组织中共旅欧总支部。从此，王若飞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共产主义事业之中，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3年3月，王若飞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4月正式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任东方大学中共支部负责人。1925年春，王若飞从苏联回国，到达上海。5月1日，他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五卅”运动前夕，上海工人掀起反对帝国主义的罢工斗争，王若飞发表文章歌颂工人阶级的先锋作用，号召全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一致起来支持这次罢工。同年夏，王若飞被调到河南，任中共豫陕区党委书记，深入到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的工人中间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年底又调回上海，任中共中央第一任秘书长。1927年3月，周恩来等组织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王若飞负责指挥南汇区工人起义，首先取得了胜利。5月，王若飞参加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负责大会的总务工作。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我党许多优秀党员遭到杀害。这时，王若飞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后任江苏省委代理书记，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党的“八七”会议以后，为准备发动武装暴动，他主持办起了江北农民训练班，10月领导了无锡暴动，打出了无锡苏维埃政府的旗帜。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失败。在革命实践中，王若飞逐步认识到，过去的斗争方式已不适用，只有摸索新的斗争方法，才能使革命向前发展。

　　1928年6、7月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王若飞参加了这次会议，后被批准到列宁学院学习。当时，他还担任中共驻农民国际代表，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工作。1931年7月，共产国际东方部通知王若飞准备回国，其任务是负责开辟陕甘宁绥一带农村革命根据地。他假扮商人，化名黄敬斋，在归绥布置完工作后就到包头，找到在当地坚持工作的乌兰夫同志，传达党对这个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指示，提出做好民族工作、开展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的要求。10月下旬，王若飞在包头一家客栈里不幸被捕，在敌人闯进住室的那一刻，他机警地烧掉了党的秘密文件，还将乌兰夫交给他的秘密名单迅速塞进嘴里咀嚼毁掉。从敌人的谈话里，他得知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便公开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与敌人进行斗争。在审讯中，由于敌人从王若飞嘴里没有得到任何情报，便用死来威胁他，将他推向刑场，而王若飞泰然自若，宁死不屈，敌人只好把他解送归绥，投入监狱，从此开始了将近6年的牢狱生活。

　　王若飞入狱后，就把监狱作为自己工作、战斗的场所，不断用“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粉身碎骨全不顾，要留青白在人间”的诗句，激励自己和其他同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他对前来探望的舅父黄齐生说：“我所做的事是正义的事业，是争取劳动大众得到解放，使被压迫者翻身做主人。他们逮捕我，就是因为我和人民站在一起”。他还扯下自己的衣裳，给他的爱人李培之写了一封告别信，豪迈地说：“我们在红旗下聚齐，又在红旗下分手;战士们虽然在红旗下倒下，但革命的红旗却永远不倒，它随着战士的血迹飘扬四方!这就是我们的胜利!”他还经常说：“为党牺牲是共产主义者的最高道德标准”。在狱中，他首先团结难友，设法接近他们，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讲革命道理，讲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讲社会发展史，讲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理想，使不少同志提高了阶级觉悟，增强了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有不少难友在狱中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王若飞就代表党组织，征求狱中党员的意见，秘密发展新党员。在近6年漫长的铁窗生活中，王若飞还以顽强的毅力，奋笔疾书，以“死里逃生唯斗争，铁窗难锁钢铁心”的精神，号召和组织难友同敌人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

　　1937年抗战前夕，王若飞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同年8月到达延安，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八路军延安总部副参谋长、中共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党务研究室主任等职。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对待工作尽心竭力，兢兢业业，夏日不睡午觉，晚上工作到深夜，把“整个生命都埋在工作里”。王若飞面对根据地的各种情况，着重调查、研究了解放区的游击战争和土地政策。由于他孜孜不倦的精神和敏锐的政治眼光，使他在许多问题上都有独到的见解。在他主持中央党务研究室工作时，参与了根据地各项政策的制定，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著名的《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政策的决定》，就是王若飞参加起草的。这个决定，既反对把减租减息只当做宣传口号的现象，又反对某些“左”倾错误，对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全民支持民族抗战、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王若飞还写了《华北游击战争的展开》这篇重要文章，及时总结八路军在华北三个多月的抗战实践，深刻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指出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强调实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建立边区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与此同时，王若飞十分重视加强党的领导，宣传党的政治主张。1938年6月，他发表了《迎接伟大的抗战周年纪念及中共成立十七周年纪念》的文章，进一步论述了巩固和扩大共产党的力量，对于抗战事业的胜利有绝对的必要，这不仅对共产党是本身有利的事业，对工人阶级是有利的事业，而且对全民族也是有利的事业，由此他得出结论说：“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拥护和信仰，而这种拥护和信仰，便是它的一切政策能够实现的保证”。王若飞这种相信人民、相信胜利、论证党和人民关系的精辟见解，使我们今天读起来还感到亲切，他的一颗为党为人民的赤诚之心跃然纸上。在抗日战争中，王若飞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领导下，还参与了许多重大方针、政策的研究与制定，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对党的正确政治路线的提出和推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接连溃退，在政治上更加专制独裁，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为了解决保持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问题并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1944年5月，王若飞作为林伯渠的助手赴西安、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他还协助董必武主持中共南方局的工作，后担任南方局工作委员会书记，全面负责日常工作，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扩大了我党的影响。1945年6月，王若飞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为了建立一个富强民主独立的新中国，王若飞随毛泽东、周恩来从延安飞抵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在重庆谈判期间，他日夜操劳、呕心沥血，在谈判中针锋相对、寸土不让，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经过43个日日夜夜的斗争，终于迫使国民党签订了“双十协定”。次年1月，王若飞又随周恩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既坚持原则，又掌握灵活的斗争策略，使改组国民政府达成协议，扩大了我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协会议闭幕后，国民党制造了一系列反共反人民事件，破坏政协协议和停战协定的行动不断升级，全面内战迫在眉睫。王若飞肩负着重大的使命飞赴延安，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和请示工作。行前的夜晚，他对周恩来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要为人民打算”。这既是他一生革命实践的总结，也成为他对党对人民的最后遗言。

　　1946年4月8日上午，王若飞同秦邦宪、叶挺、邓发和黄齐生等，乘飞机离开重庆飞往延安。当时，延安上空乌云密布，下起蒙蒙细雨。因能见度很低，飞机无法着陆，临时改航到西安降落，不料中途迷失方向，撞到海拔2000多米高的山西兴县黑茶山上，同机13人全部遇难，王若飞时年50岁。

　　毛泽东为“四八”烈士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周恩来得知王若飞遇难后，悲痛地说：“失掉了他，好像失掉一种力量，失掉一种鼓励，失掉了一个帮手”。王若飞早在狱中说过：“我能为真理、为劳苦大众而死，我会含笑以赴”。他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谱写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革命一生，在他的身上，永远闪耀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辉”!

　　王若飞离开我们已经半个多世纪了。我们纪念王若飞，就要学习他热爱祖国、坚定信念、光明磊落、顽强斗争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向往光明、追求真理，善于结合实践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创新的开拓精神，学习他对党对人民事业无限忠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兢兢业业，不懈奋斗，锐意进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实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新长征中奋勇前进，把我们可爱的贵州建设得更加美好!

　　作者：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

　　【来源：贵州日报】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今年10月11日，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王若飞诞辰110周年。王若飞1922年秋加入法国共产党，1923年4月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八路军延安总部副参谋长、中共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党务研究室主任等重要领导职务，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为党的建设、人民军队建设、政权建设和统战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等，作出了杰出贡献。

　　王若飞二十多年的革命生涯，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壮大，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不朽功勋。他追求真理、坚定信念、英勇奋斗、为民谋利的一生，充分体现出一个共产党人为革命事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奉献精神。

　　1896年10月11日，王若飞诞生在贵州省安顺县一个富庶家庭里，原名运生，字继仁。那个年代，正值帝国主义列强野蛮入侵中国，而腐败无能的封建统治者丧权辱国，使中国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民族空前危机，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饥寒交迫，唤起了无数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而上下求索、英勇奋斗。

　　王若飞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以改造中国为己任，积极探求革命真理。他八岁时进入贵阳达德学校读书，从舅父黄齐生和其他进步教师那里受到爱国主义和反封建思想影响，尊崇民族英雄岳飞，读《木兰辞》时，有感于“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佳句，自己改名若飞。1915年冬，云南、贵州起兵讨伐袁世凯，黄齐生代表贵州省政府出外联络，让王若飞取道湖南探视敌情。1916年，王若飞回到贵阳，于1917年在达德学校任小学教员，同时通过考试取得官费留学资格，赴日本东京完成自学。当时，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已传入日本，他尽力接触马克思主义，倾向社会主义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王若飞毅然回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工作，随后又参加黄齐生领导的“贵州教育实业考察团”，于10月到达上海，正值蔡元培、李石曾等发起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王若飞抱着考察各国社会情况、寻求革命真理的愿望，随黄齐生等一起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加入“社会主义研究会”，组织一部分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成立“工学互助社”。他曾专程到蒙达尼拜访蔡和森等同志，还参加了他组织的“工学世界社”。1920年秋，“工学世界社”在蒙达尼集会，王若飞在会上发表演说，响亮地喊出：“我们要走苏联工人阶级的道路!”

　　1921年，北洋军阀政府由于内战的需要，准备向法国进行一笔秘密借款交易，留法学生得知消息以后，立即开展反对秘密借款的爱国斗争。王若飞、蔡和森等直接写信给大使，要求他们取消借款决定。6月30日，在勤工俭学的学生赵世炎、王若飞、蔡和森等的组织下，在巴黎召开“拒款大会”。经过两个月的坚持斗争，迫使中法两国政府停止了这笔借款。在这一系列的斗争中，王若飞锻炼了组织斗争能力，进一步认识了只有彻底革命、打倒军阀政府，中国人民才有真正的出路。10月，王若飞同赵世炎、周恩来等，在勤工俭学学会、世界工学社等进步团体的基础上，组织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秋，王若飞同赵世炎、陈延年等一起，由阮爱国(即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同年冬，参与组织中共旅欧总支部。从此，王若飞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共产主义事业之中，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3年3月，王若飞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4月正式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任东方大学中共支部负责人。1925年春，王若飞从苏联回国，到达上海。5月1日，他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五卅”运动前夕，上海工人掀起反对帝国主义的罢工斗争，王若飞发表文章歌颂工人阶级的先锋作用，号召全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一致起来支持这次罢工。同年夏，王若飞被调到河南，任中共豫陕区党委书记，深入到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的工人中间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年底又调回上海，任中共中央第一任秘书长。1927年3月，周恩来等组织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王若飞负责指挥南汇区工人起义，首先取得了胜利。5月，王若飞参加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负责大会的总务工作。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我党许多优秀党员遭到杀害。这时，王若飞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后任江苏省委代理书记，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党的“八七”会议以后，为准备发动武装暴动，他主持办起了江北农民训练班，10月领导了无锡暴动，打出了无锡苏维埃政府的旗帜。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失败。在革命实践中，王若飞逐步认识到，过去的斗争方式已不适用，只有摸索新的斗争方法，才能使革命向前发展。

　　1928年6、7月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王若飞参加了这次会议，后被批准到列宁学院学习。当时，他还担任中共驻农民国际代表，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工作。1931年7月，共产国际东方部通知王若飞准备回国，其任务是负责开辟陕甘宁绥一带农村革命根据地。他假扮商人，化名黄敬斋，在归绥布置完工作后就到包头，找到在当地坚持工作的乌兰夫同志，传达党对这个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指示，提出做好民族工作、开展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的要求。10月下旬，王若飞在包头一家客栈里不幸被捕，在敌人闯进住室的那一刻，他机警地烧掉了党的秘密文件，还将乌兰夫交给他的秘密名单迅速塞进嘴里咀嚼毁掉。从敌人的谈话里，他得知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便公开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与敌人进行斗争。在审讯中，由于敌人从王若飞嘴里没有得到任何情报，便用死来威胁他，将他推向刑场，而王若飞泰然自若，宁死不屈，敌人只好把他解送归绥，投入监狱，从此开始了将近6年的牢狱生活。

　　王若飞入狱后，就把监狱作为自己工作、战斗的场所，不断用“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粉身碎骨全不顾，要留青白在人间”的诗句，激励自己和其他同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他对前来探望的舅父黄齐生说：“我所做的事是正义的事业，是争取劳动大众得到解放，使被压迫者翻身做主人。他们逮捕我，就是因为我和人民站在一起”。他还扯下自己的衣裳，给他的爱人李培之写了一封告别信，豪迈地说：“我们在红旗下聚齐，又在红旗下分手;战士们虽然在红旗下倒下，但革命的红旗却永远不倒，它随着战士的血迹飘扬四方!这就是我们的胜利!”他还经常说：“为党牺牲是共产主义者的最高道德标准”。在狱中，他首先团结难友，设法接近他们，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讲革命道理，讲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讲社会发展史，讲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理想，使不少同志提高了阶级觉悟，增强了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有不少难友在狱中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王若飞就代表党组织，征求狱中党员的意见，秘密发展新党员。在近6年漫长的铁窗生活中，王若飞还以顽强的毅力，奋笔疾书，以“死里逃生唯斗争，铁窗难锁钢铁心”的精神，号召和组织难友同敌人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

　　1937年抗战前夕，王若飞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同年8月到达延安，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八路军延安总部副参谋长、中共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党务研究室主任等职。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对待工作尽心竭力，兢兢业业，夏日不睡午觉，晚上工作到深夜，把“整个生命都埋在工作里”。王若飞面对根据地的各种情况，着重调查、研究了解放区的游击战争和土地政策。由于他孜孜不倦的精神和敏锐的政治眼光，使他在许多问题上都有独到的见解。在他主持中央党务研究室工作时，参与了根据地各项政策的制定，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著名的《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政策的决定》，就是王若飞参加起草的。这个决定，既反对把减租减息只当做宣传口号的现象，又反对某些“左”倾错误，对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全民支持民族抗战、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王若飞还写了《华北游击战争的展开》这篇重要文章，及时总结八路军在华北三个多月的抗战实践，深刻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指出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强调实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建立边区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与此同时，王若飞十分重视加强党的领导，宣传党的政治主张。1938年6月，他发表了《迎接伟大的抗战周年纪念及中共成立十七周年纪念》的文章，进一步论述了巩固和扩大共产党的力量，对于抗战事业的胜利有绝对的必要，这不仅对共产党是本身有利的事业，对工人阶级是有利的事业，而且对全民族也是有利的事业，由此他得出结论说：“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拥护和信仰，而这种拥护和信仰，便是它的一切政策能够实现的保证”。王若飞这种相信人民、相信胜利、论证党和人民关系的精辟见解，使我们今天读起来还感到亲切，他的一颗为党为人民的赤诚之心跃然纸上。在抗日战争中，王若飞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领导下，还参与了许多重大方针、政策的研究与制定，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对党的正确政治路线的提出和推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接连溃退，在政治上更加专制独裁，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为了解决保持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问题并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1944年5月，王若飞作为林伯渠的助手赴西安、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他还协助董必武主持中共南方局的工作，后担任南方局工作委员会书记，全面负责日常工作，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扩大了我党的影响。1945年6月，王若飞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为了建立一个富强民主独立的新中国，王若飞随毛泽东、周恩来从延安飞抵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在重庆谈判期间，他日夜操劳、呕心沥血，在谈判中针锋相对、寸土不让，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经过43个日日夜夜的斗争，终于迫使国民党签订了“双十协定”。次年1月，王若飞又随周恩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既坚持原则，又掌握灵活的斗争策略，使改组国民政府达成协议，扩大了我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协会议闭幕后，国民党制造了一系列反共反人民事件，破坏政协协议和停战协定的行动不断升级，全面内战迫在眉睫。王若飞肩负着重大的使命飞赴延安，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和请示工作。行前的夜晚，他对周恩来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要为人民打算”。这既是他一生革命实践的总结，也成为他对党对人民的最后遗言。

　　1946年4月8日上午，王若飞同秦邦宪、叶挺、邓发和黄齐生等，乘飞机离开重庆飞往延安。当时，延安上空乌云密布，下起蒙蒙细雨。因能见度很低，飞机无法着陆，临时改航到西安降落，不料中途迷失方向，撞到海拔2000多米高的山西兴县黑茶山上，同机13人全部遇难，王若飞时年50岁。

　　毛泽东为“四八”烈士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周恩来得知王若飞遇难后，悲痛地说：“失掉了他，好像失掉一种力量，失掉一种鼓励，失掉了一个帮手”。王若飞早在狱中说过：“我能为真理、为劳苦大众而死，我会含笑以赴”。他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谱写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革命一生，在他的身上，永远闪耀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辉”!

　　王若飞离开我们已经半个多世纪了。我们纪念王若飞，就要学习他热爱祖国、坚定信念、光明磊落、顽强斗争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向往光明、追求真理，善于结合实践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创新的开拓精神，学习他对党对人民事业无限忠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兢兢业业，不懈奋斗，锐意进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实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新长征中奋勇前进，把我们可爱的贵州建设得更加美好!

　　作者：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