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中，中国的计算机事业还处于创业阶段，当时计算机科学这个名词也还未形成。董铁宝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计算数学教研室工作，从计算力学、计算数学，一直延伸到程序编制、计算机设计的原理等都是他从事的工作。

　　从力学中提炼出的问题中，董铁宝及时地抓住了一些重要的计算数学问题，引导青年去钻研。病态方程是个突出的例子。60年代初，国内有关单位提出了常微分方程求解中的病态问题(这个问题60年代中期在国际上成为常微分方程数值解中的重要课题)，他积极支持，组织计算所第四组的研究人员进行学习和讨论，其中有些人今天在这个领域内已取得一些重要的成果。为此，他们深深地缅怀着董老师的栽培。董铁宝在指导椭圆型方程边值问题的求解中，由于他熟悉结构力学，他借用了力学中一些手法进行离散化，从而避免了用差分法而带来的一些困难，并且启发大家从新途径去寻找更有效的办法。除了解决计算方法和计算数学的具体问题外，他还积极宣传计算机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作用和宽阔前景，并倡导编制程序自动化和建立程序库，作出解题规范和应用算法语言;在当时国内计算机硬件比较差的条件下，董铁宝倡议用小机器解大问题，为国家建设多解决实际问题。

　　在计算机创业阶段，有些人了解到董铁宝在国外曾接触过伊利亚克机器，因此在计算机的设计工作中也向他请教。逐渐地董铁宝在机器设计中也显示出他的才能。1958年北京大学开始制造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得到了他的积极支持和具体指导。通过这台小机器的制造，培养了一支技术队伍。他还参与了60年代初每秒百万次计算机的设计。北京大学计算机事业的发展中，有董铁宝的功绩。他对于计算机设计制造的关怀，不仅是出于个人专业的爱好，更重要的是从工作需要出发。1964年，中国有些计算机因为外部设备而被“卡脖子”，他大声疾呼要大家重视外部设备;有一次还亲自动手，去请教熟悉情况的工人师傅，以便迅速解决问题。1965年，他积极提倡、关心筹办讯息处理转换专业(即现在的计算机科学专业)，认为不宜再耽搁了。

　　20年前，董铁宝所掌握的科学技术新方向，今天都已成为现代科学技术的新部门、新学科。20年前，受董铁宝熏陶的青年学生，今天都已是40多岁的业务骨干了。抚今忆昔，好多人异口同声地说：““董公能抓住新动向。”是的，见微而知著，需要学术上深湛的造诣和科学上敏锐的洞察力，而董铁宝的这种能力的“谱”又比较宽——从工程力学一直到计算机原理。这除了他原先所受的训练和工作经历、个人的天赋能力以外，更主要的是出于他对祖国建设事业的热忱和信心。有一次，在谈起回国几年来的感受时，他说，刚回国时到官厅水库参观听介绍，觉得自己在国外见过不少大水库，那些介绍未免有些“井蛙”之感，后来参加了全国科学规划中治理长江、黄河的规划，感到在如此宏大规模的国家计划面前，自己才有点“井蛙”。他就是本着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这种无比的热情，严格要求自己，不图名利，根据国家的急需而考虑自己的业务工作。

　　回国以后，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个人的著作、论文。他耿介不阿，说话直率，和青年相处平易近人，没有半点架子，嬉笑与共。他在学术工作上设想开阔，思路敏捷，有时想到好主意不惜深夜扣门找知音，争取支持。这样的科学家、教授，是我们国家难得的人才，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竟受迫害含冤去世。这不仅对力学和计算数学事业是一个损失，而我们也失去了一名良师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