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手稿：我的政治事件
上世纪50年代末一场浩劫从天而降。受党内右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导致右派扩大化。1958年大炼钢铁，由于没有足够的铁矿产资源，为了完成任务，有关人（地方政府官员）违反国家法令，命令家家户户砸锅卖铁填补炼铁原材料，同时又抽调所有强壮劳力去大炼钢铁，到处建立土锅炉炼钢铁，因此导致当年农村丰产不丰收。不是不去收，而是政府不让收，这样导致成熟的粮食全部烂到地里。紧接着1959年全国上下出现浮夸风，当时我的家乡信阳地区出现大量饿死人事件（所谓信阳事件）。
5月份我在北京接到父亲病重的消息，回家探望，9月份又因父亲病危二次返回家乡信阳地区淮滨县探望父亲。那次的回家曾亲眼目睹2、3岁的小孩子被遗弃在县人民政府大门、县公安局门口，县党委门口，小孩子都饿的面黄肌瘦，但是却没有人领养，孩子的父母已顾不了自己的生死，只是寄希望好心人能够收养自己的孩子，给孩子一条生路。
在亲眼目睹了惨状后，办完父亲的丧事便返回北京。此时单位正在开展“反右倾、鼓干劲”的活动，要求党员向党交心，必须说出党的阴暗面，美其名曰“帮助党整风”。于是我在多次的动员情况下，心想我们所在的中科院党委的上级机关是国家机关党委，因此想把自己家乡发生的事件反映一下，一来想国家党委如果了解了真实情况后会帮助家乡的人民，从而改善家乡百姓的困境，二来上级机关国家党委也可以派人到实地去调查了解。于是我就毫无保留的将亲眼所见所闻的家乡各种惨状一一说出，结果没想到的是结果适得其反。反而厂总支将我定为所里右倾分子“三个重点之中的重点“（所里有11个重点的“右倾分子”），厂总支开会批斗我，后转为厂总支组织的10多人的专人批斗小组批斗。把我批斗了长达3个月之久。3个月后，我据实写了14份材料，最后由于精神压力太大，我不在辩驳，批斗小组指认我什么，我就承认什么，说我反党，我就承认反党；说我反革命我就承认反革命，这之后他们才不再开批斗会。直到1962年2月份我从昆明机床厂学习返回北京后，所党委才找人跟我谈话，之后对批斗的事件给予甄别，所党委、厂总支、车间支部才逐级分别向我赔礼道歉，至此才真正的给予平反。
2013年1月3日于唐都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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