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孙中山先生誉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我国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活动家、辛亥武昌首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蒋翊武先生，于清光绪十年冬月初五日，即1884年12月21日诞生在湖南省澧县县城南正街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家庭。这个时候，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加速了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掠夺与压迫，使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巳经濒临亡国灭种的边缘，人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严重的危机、紧迫的形势，迫使一批先进的中国人认真思考、寻找中国的出路。蒋翊武就在这样的时势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英。

　　(一)

　　蒋翊武初名保勷，曾易名伯夔。五岁时发蒙于澧阳书院，勤奋好学，天资聪颖，且治学严谨。少年时期就“‘生而倜傥、磊落不群’;‘为人豪爽，洒脱不拘，关心国事，抱负非凡’;‘工诗善饮，有侠气，骨嶙嶙不苟合，喜为人鸣不平’”，常常与好友黄贞元、杨载雄、夏国瑞、龚霞初、于哲士等以诗文相会、议论时政、臧否人物，努力探求生活的真谛。在阅读了黄羲之、王船山鼓吹民族主义的著作，特别是在涉猎《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等禁书后，便萌发了反对清朝种族主义的思想，拒不参加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斥道：“奴隶功名，要它何用?”，盼望变革社会，救国救民，普兴“吊民伐罪之师”。他拥护过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维新运动，并从其失败中看到了改良主义无法救中国。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蒋翊武见国家多难，悲愤不已，他毫不畏惧地坦言：“中国欲图自强，首当倾覆清廷，建立新政府”。次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澧州官立高等小学堂学习，四年的课程，他仅仅用了三个学期学完，得以提前毕业。

　　1903年，蒋翊武进入常德西路师范学校学习。在这里，他一面潜心学习，钻研知识;一面结交有识之士，与老乡黄贞元、夏国瑞关系最深，与林伯渠、刘定仪等志同道合。同时，他广泛“搜求披阅”革命书报，认真阅读了《猛回头》、《革命军》、《警世钟》、《洞庭波》等书和《新民丛报》，了解国内外形势、各种社会思潮、政治观点，于是耳目一新，无所顾忌，积极投身革命活动。

　　1904年，黄兴策划长沙起义，准备在光绪三十年十月初十日(1904年11月16日)，也就是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时，趁省里文武官员在这天会集行礼时，爆炸起预置的炸弹，由省城内的武备学堂的学生发动起义。蒋诩武积极参与了密谋，并与刘尧徵(刘复基)、梅景鸿等一道加入华兴会，配合华兴会副会长宋教仁在常德联系学界、会党、巡防营士兵等，集结力量，以谋响应。后事泄失败，被学校开除学籍。“后与刘复基奔走于沅、湘之间，招纳会党，晓以民族大义，得同志数百人，在湘西设立起义机构，俟机而动”。

　　1905年，蒋翊武又与刘复基奔走于沅湘两岸的数县之间，与各地的会党人物广泛结交，对他们“晓以民族大义”，传播排满复汉的革命思想，试图把群众斗争纳入民主革命的轨道，在常德城内的袛园寺设立机关，称新华会常德支部，作为党人在湘西北策划革命的中心，以图再举。这年秋天，蒋翊武与刘复基见大事一时难举，便准备赴日本投奔同盟会，行至上海，因日本政府“取缔留学生规则”没有成行。

　　1906年，蒋翊武在上海入中国公学，并在这时加入了同盟会，常年在上海总机关任事，协助杨卓霖组织革命团体竞业学会，根据竞业学会创办机关刊物的决定，与傅熊湘、刘复基等创办《竞业旬报》，鼓吹民族主义，大力提倡革命。在这年的春夏期间，留日学生刘道一、蔡绍南受命回国返湘，计划在浏阳、醴陵、萍乡发动武装反清起义，蒋翊武以同盟会会员身份与他们一同前往湖南，并在长沙水陆洲约集革命志士，策划起义方案，蒋翊武负责策动新军工作，这是同盟会成立后的首次发难会议。1907年，因杨卓霖遇害，蒋翊武被迫返乡避难。

　　1909年，蒋翊武与刘复基赶赴武昌，加入了革命团体群治学社，并协助詹大悲办群治学社的机关报——《商务报》。接着，蒋翊武在“今言革命者，欲借权清廷，莫如投身军界，联络士兵”的思想指导下，经黄贞元介绍，化名伯夔，投入黎元洪所部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充正目(班长)，以运动新军为己任。

　　1910年，群治学社改组为振武学社，由于蒋翊武与社长杨王鹏、刘复基(此时化名汝夔投入到蒋翊武所在的第三营当兵)、李六如都在四十一标当兵，于是四十一标也成了振武学社的活动中心。不久，由于杨王鹏受到黎元洪的迫害，蒋翊武便受托代理主持振武学社社务。

　　1911年1月，蒋翊武鉴于清廷对振武学社的严密监视，于是约集詹大悲、刘复基、杨载雄商议创立文学社，“联络同志，阳托重文之义，阴寓用武之意”，蒋翊武被推举为社长，下设文书、评议両部，由詹大悲、刘复基分任其事，以“大江报”为文学社的机关报，“一面伸张民权，一面组织会党，改造队伍”，以军界为主，在各界中吸收成员，积蓄革命力量，积极谋划武装起义，其时文学社的成员达到11000多人。这年九月，为了团结对敌，他又促进了与共进会的联合，组成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蒋翊武被推举为起义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以文学社的机关武昌小朝街85号为临时总司令部;制造炸弹的秘密据点设于俄租界汉口宝善里14号，由孙武主持。

　　1911年10月9日凌晨，蒋翊武由岳州驻防地赶回武昌，立即与刘复基在小朝街机关部召集各标营代表商议起义事宜。临近中午，突然传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参谋总部带人制造炸弹失事，机关遭到俄租界的巡捕破坏，起义名单、旗帜、文告全部落入俄巡捕之手的消息。于是，蒋翊武立即以总司令身份下达“10条10款”起义命令：就在当晚12时整，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一齐行动。并对起义的步骤作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起义命令还由龚霞初、牟鸿勋等人用复写纸誊写二、三十份，下午四点由专人分送到各标营，蒋翊武还特别嘱咐给炮队送命令的同志：“事关全局，最为紧要”。同时，蒋翊武发函岳州，准备响应。当晚，小朝街总指挥部遭到破坏，蒋翊武与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人被捕。蒋翊武因为蓄有长辫，身穿白布长衫，貌似三家村先生，于是警官对其未加注意，随意将他押在花园里。蒋翊武趁警官去打电话之机，机敏地在同志的帮助下得以越墙逃出虎口，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三人于10日凌晨惨遭杀害。然而，给炮队送命令的同志被迫贻误了时间，起义炮声未响，各标营不敢贸然行动。

　　蒋翊武脱险后，走匿山后马家巷蔡大辅寓所，在10日天亮时即派胡培才等人去各标营传令：改在当天夜间，依照九日原令的程序起义，以争死生于须臾。接着又于午前九时半，连续下达 “攻击之合同命令”、“给水攻队之命令”、“ 给火攻队之命令”等 5道命令。晚上8时，工程营在营代表熊秉坤的带领下打响了首义第一枪，各路起义勇士纷纷响应，奋勇直前，力挫敌锋迅速占领敌署，清吏望风而逃。自此，武昌首义成功。

　　蒋翊武领导发动武昌起义，声名大振。湖北军政府成立后，12号他出任都督府军事顾问，在他的力主下，革命军得到了较快地扩充，熊秉坤被任命为协统、杨载雄被任命为标统，使革命军队的阵营有了极大的改观，为巩固首义成果奠定了基础。同时，蒋翊武又积极推动各省反正，由此引发了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10月28日，黄兴抵达武昌后，蒋翊武又敦请黎元洪将总司令一职让与黄兴，蒋翊武为经理部长兼顾问官，协同指挥阳夏战争，黄极赞公之能，谓为谋勇兼备。

　　11月27日，汉阳失守，武昌危在旦夕，黄兴引咎辞职，黎元洪准备放弃武昌。而蒋翊武与张振武坚持“与武昌首义名城共存亡”，蒋翊武在众人的推举下受命于危难之中，以监军继任战时总司令。接着，他便命张廷辅等沿江布防，又派董令威(必武)等率兵重创清兵，使武昌转危为安。

　　1912年初，蒋翊武参与组织民宪公会和鄂军毕血会，创《民心报》，拥孙(中山)、黄(兴)而斥袁(世凯)、黎(元洪)，坚持民主立场，并将文学社并入同盟会。不久被黎元洪、孙武排挤，前往北京，袁世凯以高官厚禄相笼络，均被蒋翊武拒绝。同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蒋翊武被举为总部参议及汉口交通部长，兼管湖南、陕西两省党务。与宋教仁创办民国江汉大学，任协理，旨在造就法政人才。

　　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后，蒋翊武义愤填膺，奋起抗袁，首倡“二次革命”，出任中华民国鄂豫招抚使，以“取荆襄、捣武汉、进窥河南”自任，联络东南各省共起讨袁，募兵几达五师。后因遭袁通缉，被迫亡命出走，8月29日在广西全州被捕。在狱中，蒋翊武留下了3封遗书和4首七言绝句，抒发了他壮志未酬的惆怅，表达了他对民族前途、命运的忧虑及对后来人的期待与召唤。1913年9月9日下午4时，蒋翊武在桂林丽泽门外刑场，身着绸衫，坐在大红洋毯上，向围观群众演讲革命大义，群众失声痛哭，执行士兵凝神静听，为之动容，迟迟不肯开枪，某排长见状惊惧，恐生他变，从背后开枪，蒋翊武从容就义，结束了短短的一生，时年不足29岁。

　　蒋翊武先生逝世后，孙中山曾经高度评价说：“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1921年12月，孙中山督师桂林时，又下令在丽泽门外为蒋翊武树立纪念碑，亲自题写了“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1916年7月, 蒋翊武先生的灵柩迎归湖南，葬于岳麓山山腰“蒋公亭”。

　　(二)

　　蒋翊武革命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但是他留给我们的财富是取之不尽的。他的英名永远与争取世界历史文明与进步的伟大斗争联系在一起;他的英名永远与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辛亥革命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英名也将随着人们对辛亥革命这个波澜壮阔运动认识的不断深化，而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蒋翊武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所创建出的历史功勋归结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坚持舆论造势，积极宣扬民主革命的思想　蒋翊武的成长，得力于革命书报的启蒙。因此，他深切了解革命舆论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强大催化作用。从1906年开始，他先后参与或主办过《竞业旬报》、《商务报》、《大江报》、《民心报》等，反映出强烈的民主革命思想，借以公开鼓吹“大乱”，大掀革命狂澜。并明鲜表现出当时其它任何报纸所无法比拟的两大特点：一是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强烈的党派特色。蒋翊武把报纸作为革命团体的机关报和喉舌，以革命党的宗旨为宗旨，攻刺时政，言论激昂，鼓动社会结团抵抗清政府和反动军阀。特别是蒋翊武在振武学社、文学社居于领导地位后，他所主办的报纸使革命思潮弥漫了整个江汉，弄得敌人大为恐慌，急起镇压。二是报纸面向新军，扎根基层。为了适应运动新军的总战略，他确定了以广大新军下级官兵和劳动群众为主要宣传对象;提出了“社员采访之新闻及其言论，务请《大江报》尽量登载”的原则;采取了给各标营“送义务报一份，以供同志阅览”的方法;还在各标营设立“特约通讯员”和报纸分销处，建立通讯网;为了照顾不同水平的读者，规定了文章尽量使用浅近白话，以期通行“下等社会”、穷乡僻壤;报纸的新闻大多直指克扣军饷，官僚内幕以及不合舆论之处。这样，使得文学社与新军士兵的心声相呼应，思想迅速革命化。所以，武昌起义能在新军士兵中首先发动，是与蒋翊武大造革命舆论分不开的。1991年，马小泉先生在《辛亥革命八十年的研究》一文中也指出：“舆论宣传在武昌起义过程中起着先锋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武昌起义成功于舆论的深入宣传”。

　　积极运动新军，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蒋翊武认为“当今天下演竞争，惟武力乃能制胜，欲实行革命，当以联系军队为要着。”正是从这个原则出发，他在主持振武学社和文学社时，便把运动新军作为主要工作，为革命高潮的到来积蓄力量，作好充分的组织准备。一是制定了严密的组织原则，规定凡是加入文学社的社员要有介绍人三人以上，经审查，确认与文学社宗旨相合的，才吸收为社员。二是规定了严格的组织制度，首先是建立了新军各标营的代表制度，由代表总管标营的联络，从而打入了新军的“队”中，把新军改造成了革命武装，保证了革命高潮到来时，一旦号召起义，标、营代表就可按原有建制进行统领，指挥战斗。当时加入文学社的新军达到了三千多人，占湖北新军的五分之一。这就把反革命的武装改造成了革命工具。其次是建立了标、营、队的代表与总队的单线联系原则，相互不发生横向联系，以保证基层组织的独立完整，避免遭受敌人大规模的破坏。三是确立了扩充组织的方针，做到“务使标中人员无一非吾党之人”。这样文学社就成了一支组织严密、机构健全、运转灵活而又能独立作战的队伍，为推翻清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1年，黄花岗起义、成都保路运动风潮的兴起，使蒋翊武认为革命时机日趋成熟，便加紧了策划武昌起义，并在八月亲自制定了起义计划。因此，武昌起义尽管在起义前夜，蒋翊武发布了第一号武装起义命令之后，总指挥部遭到破坏，他被迫转移，刘复基也惨遭杀害的情况下，起义军还是执行了蒋翊武原来下达的命令，在一夜之间使革命如期成功。这不能说不是蒋翊武带领文学社，脚踏实地为起义充分准备的结果。

　　加强团结，寻求联合，壮大革命同盟　蒋翊武始终把寻求革命团体的联合作为壮大革命队伍，取得革命成功的必要途径。以蒋翊武、刘复基等湖南人为首的文学社，遥戴孙中山为总理，以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为纲领，为隐藏起见，其简章仅言“联合同志研究文学”，而实际宗旨是“推翻清朝专制，反对康、梁保皇政策，拥护孙文革命主张”。文学社成立后，以《大江报》为宣传阵地，在新军中大力发展社员，将校研究团、益智社、神州学社全体加入。其后又设立阳夏支部，社员以新军为主，商学两界亦有人参加。1911年上半年，发展极为迅速，到武昌起义前夕已经成为湖北新军中人数最多的革命团体。以孙武为主要组织者的湖北共进会，主要靠个人关系发展组织，其会员分布在商界、学界、军界等共约两千人，其中到武昌起义前夕，军队中约有一千四五百人。因此，它也是湖北革命团体中重要的革命力量之一。1911年伴随起义时机的成熟，为统一革命组织，壮大起义力量，革命团体的联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5月10日，蒋翊武在主持文学社的大会上，提出了与孙武所领导的共进会合作的议题，议题获得通过后，他立即派刘复基前往洽谈。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雄楚楼10号，正式举行联合会议，决定成立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计划、统一行动的最高机关——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还集中讨论了起义方案，由孙武提名，一致通过推举蒋翊武为起义临时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从而使湖北地区的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在革命大目标一致的前提下，消除门户之见，成功地实现了联合，使武汉地区的革命力量得以统一，从而奠定了起义成功的组织基础。

　　紧紧追随孙中山，誓死捍卫民主共和　蒋翊武作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始终坚持文学社“以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为宗旨，奉孙中山三民主义相号召”。为了发动武昌起义，他多次征求孙中山、黄兴的意见，并且派人赴上海，敦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到武汉“主持大计”。武昌起义后，大批立宪党人、官僚政客为谋取功名利禄纷纷自立山头，围攻孙中山，拥护袁世凯的独裁统治。袁世凯也曾以陆军中将加上将军衔等高官厚禄引诱蒋翊武，而蒋翊武坚辞不受，坚定地维护共和，誓与孙中山命运与共。就在孙中山被迫下野的困难时期，蒋翊武又毅然将文学社并入同盟会，自己也参加了国民党，与袁世凯决绝，坚决支持宋教仁的反袁斗争。并在湖南与革命党人谭人凤策动湖南独立，组成湖南公民联合会，公开开展反袁活动，造成了强大的革命声势，迫使都督谭延闿宣布湖南独立。同时，号召全国声讨袁逆，促成全国讨袁活动高潮迭起。二次革命爆发时，他在给父母的诀别信中表示：“儿誓志杀贼，保障共和，否则不生还也。”蒋翊武就是以他这样非常的政治眼光和坚定的行动，为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提供了保障，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