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坎坷的经历
1926年4月，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开进北京，到处搜捕革命党人和学生骨干，加紧了镇压革命的活动，谭惕吾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北大老师李璜得知消息后，马上通知她转移。谭惕吾女扮男装，从北京逃到了上海，在上海加入了李璜等人领导的“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1939年改称为“中国青年党”）。
1927年，“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谭惕吾作为重庆市的代表，被选为青年党的中央委员，任执法部部长。但在这次大会上，“中国青年党”公然反对北伐革命，提出联络军阀孙传芳，以阻止北伐。谭惕吾原来设想依靠“中国青年党”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但青年党一大宣言却同她的想法截然不同，令她大失所望，从此毅然脱离了“中国青年党”。
1927年夏，谭惕吾回到长沙，在蔡元培先生任院长的大学院（相当于后来的教育部）做科员。同时，她的一位同学做了南京女师的校长，聘请她为该校历史教员，为学生讲“国耻史”。后来，她因带领学生上街游行，张贴传单，反对屠杀青年，在南京被捕。谭惕吾被捕后，蔡元培、皮宗石以及好友曹孟君和顾颉刚老师等知名学者、教授出面搭救。关押半年后，曹孟君找左恭、肖同兹、黄伯逵联名作保，将她保释出狱。出狱后，在曹孟君的劝说下，她流亡日本。8个月后，她回国结案。在苏州拜会了正在讲学的北大教授胡适先生，胡先生当即挥毫给高等法院院长修书一封：“爱国有罪呼？倘无罪，谭女士一案，盼能早日了解。”不久高等法院审理了此案，判谭惕吾无罪，予以释放。此时“中国青年党”仍想争取谭惕吾，但她深刻自省和反思参加青年党的这一段经历，痛恨“中国青年党”投靠军阀反对革命的行径，坚决拒绝。为时刻警示自己不再上坏人的当，她改名为谭惕吾。
1928年春，经北大老师周鲠生教授介绍，谭惕吾给商务印书馆翻译了《欧洲战后十年史》，后来又翻译了《经济学原理》。1930年6月，经朋友介绍，谭惕吾进内政部统计司当了科员，以后历任代理科长、编审、视察，前后历时15年。在这期间，她发表了大量抗日和保障女权的文章，并著有《内蒙之今昔》、《新疆之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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