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云涛相识三十年。
     起初，我们一起工作。那时年轻，生命像一汪怎么取也不会枯竭的泉水。忙起来，我们常常几天几夜不睡觉。去长沙考察，结束后已是深夜，我们在长沙街头排档，炒一盘腊肉，把身上的钱凑起来，买一瓶“酒鬼”，喝完仍不尽兴，再用仅剩下的钱买了一瓶半斤装的“湘泉”，那晚我们好像都醉了。
     有一次，我们去连云港出差，那时，他学会开车不久，开的是一辆普桑。一辆奔驰从我们边上呼啸而过，云涛说了一声“超他”，一踩油门就追了上去。速度近一百四十码，车身嗄嗄直响，最终把那辆奔驰远远抛在后面。至今我还记得云涛开心得拍着方向盘大叫的样子。
     我们曾这样恣意而张扬。
     后来，他就病了，一边工作一边求医，那时他已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工作起来依然废寝忘食，有时甚至顾不上治病。再后来，他的病就重了。眼看着他一日一日受尽苦痛受尽折磨，我们都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可以助他。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问——感觉任何言语，不论是关切，还是安慰，在这样残酷的病情面前都毫无重量。我们只能静静地等，等一个好的消息来，说他没事了，一切都已过去。等待中，我们只能祈祷。
     去年初夏的一个夜晚，云涛和我们约了相见，看到他好好的坐在我们面前，喝着茶，轻轻地说话，那一刻，我们心里充满了感动。
     每一个人都是劫后余生，只是大多数人并不自觉，而云涛懂得。这个懂得，包含了太多的伤痛，太多的孤独，太多的思考以及由此生成的对人生的悲悯。他历经沧桑。他懂得要珍惜生命。多少的年少轻狂，在这里都化成了一个安静的微笑。
     所以他写这部《生命留痕》，让我们和他一起九死一生，一起感受生命的沉重，然后懂得感恩，懂得敬畏。书中，附有一张摄影作品《大雨后的南京》，这是他做完换肾手术后不久，透过病房的窗户拍下的，那张照片上，乌云正在散去，远处可见一道强烈的光线，让我想起柏杨的一句话，相信灾难会成为一种跳板，希望能以此与云涛共勉。
     写毕，传来云涛去世的消息，痛惜。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如今再读，不胜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