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他是经人介绍后相识的，沙先生当时要著书立说，要写书法条幅，由于他任务重，时间紧、任务重，便由我代他查找一些典故和古诗文。每次将资料交给他时，他总是很感激的。在那与沙老相处的日子里，不少事至今仍历历在目。

　　为灵隐寺书写匾额

　　现在许多人对“海内榜书，沙老第一”的了解，大多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由他替灵隐寺题写匾额“大雄宝殿”四个字开始的。那庄重雄浑的榜书，不知使多少人看了后流连忘返，可沙孟海自己对题写的匾额并不满意，当别人赞赏时，他总是摆摆手说：“惭愧惭愧，实在写的不好。”

　　说起这块匾额的题写，曾引起一场风波。1957年，沙孟海的兄弟，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没几天，有关部门召开紧急会议，抹去了“大雄宝殿”匾额上署的“沙文若”（沙孟海的又名）三字。

　　1970年，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访问杭州，提出要到灵隐寺进香。谁也没有想到，亲王进入寺庙后看到“大雄宝殿”四个字竟然问是谁写的？为什么不署名？陪同人员吃了一惊，只好说：“这块匾额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风吹雨打，已不知为何人所为。”

　　当周总理知道这一情况后，大为生气地对有关人员说：“沙文汉是沙文汉，沙文若是沙文若，搞株连是封建王朝的做法，共产党的规矩不是这样的。更何况，沙文若是海内闻名的书法大家，署上他的名，为灵隐寺增添光彩，有什么不好呢？”不久，人们才又看到了沙文若的署名。

　　沙孟海有个愿望：要重书“大雄宝殿”四字。1987年，他以88岁的高龄，拿起如椽巨笔——话说此笔是湖州笔厂特制的，写多大，出现在匾额上的字就多大。沙孟海曾跟我谈起，匾额上的每一个字都有四张八仙桌那么大，字太小了参观者就看不清楚了。字写好后放在房间内，笔划过处墨汁如注，宣纸四处都要用石块压着，墨汁过了好多天才干。每写一字，沙老的手臂都感觉酸痛异常。

　　有一天中午，绍兴有人特地送来沙孟海爱喝的黄酒，那人几次介绍绍兴酒的喝法，他都没有听进去，只顾着全神贯注的写。直到写完，已经是傍晚时分，只能向等了半天的来客表示歉意。

　　如今我们去灵隐寺参观看到的匾额，沙孟海为此付出了不小心血。字写好了，人也住进了浙江医院。

　　为保俶塔正名

　　对文物素有研究的沙孟海曾与我谈起过要为耸立在西子湖畔的保俶塔“正名”。

　　沙孟海说：吴王钱弘俶谋求江山统一，曾两次去汴京。五代时，造塔风盛行，而保俶塔是最后造的一座塔，有“保俶（钱弘俶）平安”的意思。以此命塔，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在王者至高无上的年代里，避讳尚且不及，怎么可能还以王者之名来命名呢。沙孟海不禁回忆起解放前夕的一件事。当时，他曾在塔畔发现一块碑，为民国期间（1911年后）杭州市长赵志游所立，撰碑记的人叫程学銮。碑上谈起塔名为“宝石塔”，这似乎比称“保俶塔”更合乎情理。因为它建在宝石山上，而西湖对面的“雷峰塔”也是以山命名的。

　　建国初期，沙孟海曾在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任要职，看到《宋咸淳临安（今杭州）志》一书上的附图，称此塔为“宝所塔”。咸淳年离五代末时间较近，当为无误。但沙孟海仍不知“宝所”一名的出处。

　　他想尽办法要解开这一疑因，机会终于来了。有一次，沙孟海来到佛教又一胜地——天台国清寺，见寺中有一碑，上书：“直趋宝所”，看后不解其意，就问一资深和尚，和尚回答：“宝所是佛教中提到的名称，与常说的‘天堂’、‘极乐世界’意思一样。”在佛教盛行的五代，以佛教命塔，那是很普通的事，因此，沙孟海认为：之前见之报刊的种种解释保俶塔的来由都有悖原意。他的这一开拓性的见解，对于研究西湖名胜历史甚有帮助。

　　与周恩来的交往

　　沙孟海对周恩来总理始终抱有深深的敬意，对邓颖超也十分崇敬。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浙江省富阳籍作家郁达夫曾在游浙江兰溪栖真寺时写过一首绝句：

　　红叶清溪水急流，

　　兰江风物最宜秋，

　　月明舟畔琵琶响，

　　绝似浔阳夜泊舟。

　　当时诗由郭沫若书写在册页上，周恩来保存了几年，终在战争年代失落了。后来，听人讲起了这件事，沙孟海便在1985年春，在邓颖超八十寿辰时写成立轴，并题跋曰：郁达夫兰溪栖真寺题壁。周总理心赏之。颖超大姐正腕。乙丑早春，沙孟海年八十六。

　　邓颖超非常喜欢这一立轴，裱后挂在卧室前墙上，并且回赠他书籍、画册、物品。后来，沙孟海夫人包稚颐过世了，邓颖超委托秘书发唁电；邓颖超过世时，沙孟海因病重，便由其家属代为署名发唁电。

　　难忘的情和谊

　　我在与沙孟海的交往中，从没感到他以书法大家自居，他总是以诚待人，为人想得很周到。1984年家父逝世，我心里感到很沉痛，便向其述说，希望等奔丧后再去查他需要的有关资料。沙老听到后一再安慰说：“别急别急，奔丧事大。”沙师母请我在客厅稍坐，一小时后，沙老便写了一幅挽联“世年尔祖，聿修积德”送给我，还连连说“我和内人对先父去世表示哀悼。”

　　由于我多年来从事语文教学工作，写成了一本书集，一时不知用什么书名，便向沙老请教。“题名《语文趣学》好不好？”随后，沙老还表示书名由他来题写，这真是令我喜出望外。该书出版后，很受读者欢迎，我看这与他题写书名也是分不开的。

　　当然，我还是有许多问题要想他讨教的。我的家乡嵊州市崇仁镇，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知名度不小。那里有不少的文物古迹，特别是镇上江庙旁的一口井，井壁上写有“赤乌二年”四字。赤乌为三国孙权的年号，不少人就认为这是吴国时挖的井，当地人便托我向省有关部门咨询一下真伪。我把这四个字拓印下来向沙老请教，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告诉我，“从笔划比对看，是民国初年写的。”一锤定音，多年来的悬案水落石出。

　　在与沙老相处一些日子后，我发现他家的生活条件并不是很优越，可他经常想着要回报社会，曾把积攒下的八万多元稿费全都捐献了。

　　1992年10月间，他赶去宁波参加沙孟海书院的开馆盛典，住在甬港大酒店，晚上起来上厕所。由于忘了随带夜壶，而卫生间又由大理石铺成，十分光滑，沙老只身上厕所便滑倒了，第二天发现早已不省人事。据说，驻宁波的东海舰队经中央军委批准后派专机护送他回杭医治，可不久后还是不幸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