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伦之女李鹿：牢记父亲墓碑上的那句话
发布时间：2010-10-16 15: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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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入就入共产党
我出生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河北鹿县，所以父亲给我起名叫“鹿”。当时父亲和母亲都是随军的中央管弦乐团成员。我出生后，部队随战局不断推进，有时母亲抱着我，有时把我放在驴驮的筐里，就这样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了北京城。
进城后，父母把我交给了奶奶，我是奶奶带大的。父亲1957年从苏联学习回来后，调入中央乐团当指挥。1959年，我在和平里一小上学，毕业后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直到高中毕业。
我从4岁开始学钢琴，可当时，我最痛恨的事情就是这件事，因为别人家的孩子做完功课可以玩，我还得去练琴。父亲也会指导我们学习音乐，有意识地让我们听一些曲子，比如钢琴协奏曲，先听柴可夫斯基“第一”，听熟了再听更深一些的。
我很小就加入了少先队。那时少先队的活动特别丰富，结果到了年龄，我们班有七八个人，还留恋着不想退，就成立了一个独立小队，在少先队里多待了一年。一年期满后，就必须离开了。之后该入团了，可我怎么争取都进不去。当时入团有一项要求——批判家庭。我出身好，父亲参加革命，是一位红色音乐家，我怎么批判家庭呢？另外，我不愿当众学雷锋做好事。结果，在老师眼里我不求进步，入团问题就解决不了。
后来工作了，有人动员我加入农工民主党，我没同意。因为我是“坐驴背”长大的，从小吃的饭是共产党给的。我记得小时候，父母都不赚工资，那时都是供给制，我穿的都是粗布做的小手套小衣服。我的思想是，要入就入共产党。
为“样板戏”拉琴10年
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上学后期，“文革”开始了，父亲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我也随之成了“狗崽子”。1967年，因为“文革”，本该高中毕业的我没有毕业。第二年，班里大多数同学下乡了，我留在了北京，这跟父亲的命运有关系。父亲“文革”初期是“黑帮”，但在1968年底被解放了。父亲一解放，父母又都是延安干部，我又成了“红五类”，被分到北京京剧团，在“样板戏”《杜鹃山》剧组拉大提琴。
…………
（摘自《中国妇女》2005年第12期上半月李鹿口述 胡玫执笔）
我出生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河北鹿县，所以父亲给我起名叫“鹿”。当时父亲和母亲都是随军的中央管弦乐团成员。我出生后，部队随战局不断推进，有时母亲抱着我，有时把我放在驴驮的筐里，就这样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了北京城。
进城后，父母把我交给了奶奶，我是奶奶带大的。父亲1957年从苏联学习回来后，调入中央乐团当指挥。1959年，我在和平里一小上学，毕业后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直到高中毕业。
我从4岁开始学钢琴，可当时，我最痛恨的事情就是这件事，因为别人家的孩子做完功课可以玩，我还得去练琴。父亲也会指导我们学习音乐，有意识地让我们听一些曲子，比如钢琴协奏曲，先听柴可夫斯基“第一”，听熟了再听更深一些的。
我很小就加入了少先队。那时少先队的活动特别丰富，结果到了年龄，我们班有七八个人，还留恋着不想退，就成立了一个独立小队，在少先队里多待了一年。一年期满后，就必须离开了。之后该入团了，可我怎么争取都进不去。当时入团有一项要求——批判家庭。我出身好，父亲参加革命，是一位红色音乐家，我怎么批判家庭呢？另外，我不愿当众学雷锋做好事。结果，在老师眼里我不求进步，入团问题就解决不了。
后来工作了，有人动员我加入农工民主党，我没同意。因为我是“坐驴背”长大的，从小吃的饭是共产党给的。我记得小时候，父母都不赚工资，那时都是供给制，我穿的都是粗布做的小手套小衣服。我的思想是，要入就入共产党。
为“样板戏”拉琴10年
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上学后期，“文革”开始了，父亲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我也随之成了“狗崽子”。1967年，因为“文革”，本该高中毕业的我没有毕业。第二年，班里大多数同学下乡了，我留在了北京，这跟父亲的命运有关系。父亲“文革”初期是“黑帮”，但在1968年底被解放了。父亲一解放，父母又都是延安干部，我又成了“红五类”，被分到北京京剧团，在“样板戏”《杜鹃山》剧组拉大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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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妇女》2005年第12期上半月李鹿口述 胡玫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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