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祁龙威没念过私塾，没遇到张鸿，没结识金天羽，没爆发太平洋战争，他还会成为今天的史学家吗？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充满了偶然，但一切又似乎是注定的必然。   

　　“我出生在常熟县，如今已更名为张家港市港口镇，算是书香门第，有两姊一弟。在我幼年时，已经有了新式学堂，我是完全可以进小学念书的。但不知何故，父亲还是在我5岁的时候，将我送进了一家私

　　塾。先生是前清的秀才，他教我《四书》和《五经》，为我打下了良好的古文功底。”

　　直到13岁，祁龙威跨过小学阶段，直接升入当地的孝友初级中学，校长便是写成《续孽海花》的燕谷老人张鸿。这位清末进士让祁龙威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记得有一回，一位历史老师出的试题不通,被张先生知晓，不仅一顿训斥,还将他当即辞退。后来，他便开始亲自教我们历史，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在常熟念书期间，金叔远先生和表兄杨无恙也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都是江南一带有名的文人，令我对文科产生了兴趣。”   

　　初中毕业后,16岁的祁龙威考取了东吴大学附属高中。是年抗日战争爆发，祁龙威只得辍学。次年，附中由苏州迁入上海租界,祁龙威便来到上海继续求学。也正是在沪期间，他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名导师——金天羽。

　　“一次去光华大学旁听课程，是金天羽先生的课，便认识了。金先生开始为我传授知识，还介绍我认识了章太炎先生的弟子王仲荦、朱季海和贝中琪等人，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我慢慢知道了朴学之道。”

　　1941年，祁龙威高中毕业后进入东吴大学深造。“那时看到别人出国留洋,拿博士学位当教授,心里很是羡慕，便产生了功利的想法，不顾自己的兴趣是在文科，而选择了物理学专业。”不巧的是，这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局更加动荡不安，祁龙威再次辍学。

　　那一年，光华大学解体，金天羽归隐苏州。于是，祁龙威便常常从常熟赶至苏州，向金先生请教史学方面的问题。

　　“金先生对我的影响不仅在于指明了我今后的学业方面，更为我注入了做人的骨气。”

　　1942年春,祁龙威到苏州看望金先生，因在阊门外过铁路道口时，没有向日本宪兵鞠躬,遭到一顿毒打，祁龙威悲愤至极。金先生随即提笔写道：“澄怀观物变,思心卓云表。云起有时灭,龙藏敛角爪。祁生脱世虑,陈编反复好。知我天机充,春来斩瑶草。”这首诗，是金先生勉励祁龙威坚定抗战必胜信心，抓紧研习学问，让年轻的祁龙威下定决心学好国学，光大国家。

　　“这幅字我至今仍藏在家中，文革期间为防止被抄，我将它偷偷藏在图书馆一个隐蔽的地方。文革结束后，才将它取回。2005年，我将这幅字赠予了常熟档案馆。”

　　向金天羽先生求学的10年里，祁龙威结识了文史界众多名家，如顾颉刚、钱穆等人，开始大量阅读史学著作。1947年,上海法学院正好需要讲授国文和历史的教师,祁龙威便应聘成为一名讲师,正式踏上了专业研习文史的道路。

　　【朴学】

　　崇尚考据，只为追求实事求是

　　多数人知道祁龙威，是因为他在太平天国史、辛亥革命史，以及中国清代学术史等领域的卓越研究成果。但按照祁龙威的话来说，研究一切历史实际归根到底都离不开朴学的方法运用。因此，是朴学成就了祁龙威。   

　　“朴学能得人所不能得,能见人所不能见,能言人所不能言。”祁龙威对这种以考据为手段的研究方法推崇备至，也正是因为他在朴学方面的深厚功力，使得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将清史《朴学志》的编纂工作放在了扬州。

　　著名史学家戴逸先生也曾高度评价过祁龙威在太平天国文献考证方面取得的重大学术成就，他说：“做考证工作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学问渊博,见多识广,能从各种文献和实物资料中搜罗爬梳,广征博引,寻找更多的证

　　据。尤其要懂得小学,识字审音,乃能辨证经史。二是有科学头脑,逻辑训练,认真求证,广密推理,一丝不苟。下一判断,如老吏断狱,客观冷静,不杂成见,不带感情。龙威同志具有这两方面的优长。”

　　所以，不难理解，为何在《朴学志》的编纂中，祁龙威接下了最难编的《小学篇》。

　　“《小学篇》包括三章：尔雅、说文和声韵。我用了三年时间来写这三章，几乎是一年一章。而每章其实也只有一万到三万字不等。我每天排去查阅资料的时间，平均只写一千字。这是三年来几乎不曾中断过的。”

　　祁龙威对待考据的重视，早在扬州师院历史系授课时便已形成。他甚至为了获得考据资料充当过三年“记者”角色。

　　“1957年的时候，高校里的历史资料是非常匮乏的。我只能自己整理和收集资料做成讲义。那时我正在研究中国近代史,且以江苏地方史为重点。那时，我才35岁，年轻气盛，带了师院历史系的几位师生辗转江苏各地，以采访的形式，搜集整理了大量辛亥革命时期的文献、文物和口传资料,最后编纂成为50万字的《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这本书1962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它对于研究辛亥革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现在，基本上那些曾经被我采访过的，参与过辛亥革命的人都已仙逝了，再想做这样的工作已不可能。”

　　老先生还很坦诚：“但书中因为各种原因，是存在部分偏误的。如，其中提到的镇江工商联一位头头曾带部队参与过浦口的一场战斗，这段记载来自当地一本资料，因为作者是名人便没多考虑。后来书出版后才意识到，工商联头头只是个老板，如何能带部队打仗？再经核实才发现，原来是将当事人张冠李戴了。看来，即便是考据也得多留个心眼，须再深入一点。追求实事求是才是治学的态度。”   

　　1994年，已经73岁的祁龙威旅居美国，他发现密歇根大学和匹兹堡大学的藏书中，有大量考证学论著。特别是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大家的书，引起了他的高度关注。经过四年的研习，他发展了乾嘉考证学,撰写了《考证学与历史研究》等多篇学术价值很高的论文。

　　“唯物史观强调论从史出,实事求是,这与考证学是有许多相通之处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方可达到考证方法的‘自觉’境界,即‘自我批评，自我检讨，自我修正’。我在编纂《朴学志》的时候，也首次用美国杜威的实验主义观点来对照和整理中国朴学，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其中的优点和不足，这便是中西方研究方法贯通后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