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想到人类的灭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然而若干人们的灭亡，却并非寂寞悲哀的事。

    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

    自然赋与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

    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

    昨天，我对我的朋友L说，“一个人死了，在死者自身和他的眷属是悲惨的事，但在一村一镇的人看起来不算什么；就是一省一国一种……”

    L很不高兴，说，“这是Nature(自然)的话，不是人们的话。你应该小心些。”

    我想，他的话也不错。①

    漫游者：生命的路既然是向上的，那么按生命价值为依据来为人立法，那才是人道的根基。站在这个基点上思考问题，才可能把文化的角度，从封建主义的桎梏中转换过来。现在大谈国粹的人，有时并不从生命价值的立场出发，而是将人委身于一个先验的法则，那实在是可笑的。

    鲁迅：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

    在中国做人，真非这样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例如倘使你讲个人主义，或者远而至于宇宙哲学，灵魂灭否，那是不要紧的。但一讲社会问题，可就要出毛病了。北平或者还好，如在上海则一讲社会问题，那就非出毛病不可，这是有验的灵药，常常有无数青年被捉去而无下落了。

    漫游者：不懂得创造新的生活，不懂得把生命的权利握在自己的手里，不懂得生命的意义在于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那是天下最悲哀的事情。我看明代的徐渭、李贽等人的文章，已感到那时觉醒了的文人，早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要抗争，要争得一个人的价值。那一些人的伟大，在于有怀疑精神，疑多于信，便有了思想。但中国的古人，是不允许人们怀疑现实，怀疑儒教的。这也就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盲从的愚民。愚民是专制的土壤，所以那些文化，都是愚民的文化。只是到了先生这一代人中，怀疑主义诞生了，有了疑，才懂得了该怎样珍惜生命。我翻阅先生的文章，常常看到了这一点。例如对孔学的疑，对国君的疑，对正人君子的疑。疑的结果，是撕下了那些伪君子的外衣，还原了人生的根本。原来人类应该这样!“五四”以前，虽然有许多这类的观点，但只是到了先生这里，一切都豁然开朗了。一切伪君子的仪态，都逃不出你的目光，你仿佛可以把人们的心灵最丑陋的地方，都勾勒了出来。

    鲁迅：我们从幼小以来，就受着对于意外的事情，变化非常的事情，绝不惊奇的教育。那教科书是《西游记》，全部充满着妖怪的变化。例如牛魔王呀，孙悟空呀……就是。据作者所指示，是也有邪正之分的，但总而言之，两面都是妖怪，所以在我们人类，大可以不必怎样关心。然而，假使这不是书本上的事，而自己也身历其境，这可颇有点为难了。以为是洗澡的美人罢，却是蜘蛛精；以为是寺庙的大门罢，却是猴子的嘴，这教人怎么过。早就受了《西游记》教育，吓得气绝是大约不至于的，但总之，无论对于什么，就都不免要怀疑了。

    外交家是多疑的，我却觉得中国人大抵都多疑。如果跑到乡下去，向农民问路径，问他的姓名，问收成，他总不大肯说老实话。将对手当蜘蛛精看是未必的，但好像他总在以为会给他什么祸祟。这种情形，很使正人君子愤慨，就给了他们一个徽号，叫作“愚民”。但在事实上，带给他们祸祟的时候却也并非全没有。因了一整年的经验，我也就比农民更加多疑起来，看见显着正人君子模样的人物，竟会觉得他也许正是蜘蛛精了。然而，这也就会习惯的罢。

    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秦始皇已经死了二千多年，看看历史，是没有再用这种政策的了，然而，那效果的遗留，却久远得多么骇人呵!

    漫游者：愚民的庞大，便是惰性的庞大，这是我们民族最无奈的地方。但即使如此，我们的民族并没有全部沉沦下去。既有官场的恶棍，但也有民族的良知；既有造恶的魔鬼，又有清白耿正的战士。虽然那些战士的身上，有时还溅着污痕，但那一代又一代与黑暗搏斗的战士，是令人引以自豪的。我在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代仁人志士那里，好像看到了一丝希望。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良知们，为了民族的自强，为了人的生命的路更为宽阔，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是一个自信力不断增长，又不断丧失的年代，是希望与失望交错的年代。我在这里，既看到了困惑，又看到了期翼，坦率说，心情是十分复杂的。

    鲁迅：有人慨叹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

    漫游者：读先生的书时，总看到一些关于生命感叹的内容，有些吟咏，至今还那样令人心醉。旧中国的文化，是不讲个体生命的价值的，因此，几千年来，关于生命本体的思考，确实少得可怜。不尊重个体生命，不从个体出发去建立文化的机制，从总体而言，不能算是人道的文化。几千年专制留下的遗产，重要的一条便是治人的道术，它使人异化于专制之网，失去生命原有的东西。这异化像冬日的雪球，越滚越大，以致使人渐渐丧失原态的东西。

    只有经历了重重苦难的人才知道，这异化如不挣脱，人要成为自己的主人，是难矣哉的事情。所以在中国，最根本的，便是尊重人的生命价值。从生命的本体出发，去创造一种人的文化，那才是我们的使命。我记得先生在“五四”时期，不止一次地提起过这些问题，倡明新道德、讲“立人”的道理、张扬人性，等等，其目的，在于使人从昏暗的中世纪式的文化中，走到人的生命道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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