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菲律宾奔赴延安　以绘画作抗日宣传

2006年5月29日，我们在巨恸中送别了父亲王唯真后，还很难相信这是真的。

父亲15岁从菲律宾回国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时，祖父曾亲自送他到香港，并为他写下了临别赠言：“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我当然要助成你的志愿，决不能因为舐犊之爱而掩没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别矣，真儿！但愿你虚心学习，勿忘我平时所教训你的‘有恒七分，达观三分’,锻炼你的体魄，充实你的学问，造就一个强健而又智慧的现代青年，来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父亲的确真诚地投入了那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生活把他推向浪尖又拽下深谷，让他品味欢乐、体验成功，也迫使他历经磨难、九死一生。

父亲小时候在菲律宾曾被流氓打昏过去，并与许多华侨孩子一样被骂为“中国猪”……后来他在祖父任总编辑的菲律宾《前驱日报》上接触了许多新思想，明白了华侨在海外哪怕是一个弱小的国家里都没有社会地位的屈辱,是因为祖国积贫积弱。只有中国强盛了，她的儿女才不会任人宰割。于是，在海外华侨掀起抗日救国的浪潮中，他毅然加入了回国抗日的行列。因为年龄小，组织上不批准他去前线，他因绘画天赋被延安《解放日报》调去画战争形势图；由于当时的延安需要外语人才，他又被调到新华社，担任了英文翻译和国际新闻编辑。

父亲从小爱画画，他把抗日宣传画画到了延安的墙上、画到了《解放日报》的版面上；闲暇，他也把那时的生活画到了自制的本子里……家里有一本父亲早年在解放区画的生活素描集：《胜利后再见》中挥别的义无反顾，《扭秧歌》中的欢愉与质朴，《修机场》、《纺线线》、《割草》、《背炭》中劳动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还有《军事训练》、《告侨胞书》、《日寇投降》、《蒋胡进犯》、《撤退路上》、《孩子诞生》……那传神的勾勒和简约的配诗，像一幅幅连环画，展现了延安军民的精神风貌，融进了父亲年轻的向往和无所畏惧的追求，也启迪了我们的心灵。他是那个年代投身抗战的华侨青年中普普通通的一个，1995年新华社和国务院侨办联合筹办《华侨与抗日战争》大型图片展向他了解线索时得知：当年与他一同从菲律宾回国参加抗日的26个华侨青年，只剩下四个人了……

驻外记者见多识广　人在巴西身陷冤狱

记得小时候，我们与担任新华社驻外记者、常年在国外工作的父亲很少见面，他每次回国休假，总要带我们去买书，大包小包地提回家，一本本地看到他下次再回国。在短暂的假期里，他给我们讲过许多海外有趣的故事和见闻：越南的民族英雄和历史变迁、巴西的石油风暴和狂欢节、印地安人的部落与习俗、亚马逊流域的自然景观……他从国外带回来的狼鱼、墨猴标本，大红色的墨西哥尖顶阔沿帽和质地、图案千差万别的多国硬币以及外国历史、风光、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画册和图片，还有他记者生涯中的多次历险……撩拨得我们一心想跟他出国，成为他那样的记者：乘飞机在高空遭遇雷暴，以检验神经的强健；在多雪的冬天里瞻仰马克思墓，去感受伟人的光辉；到贤良桥边看南越的大地，用心倾听越南南方人民的苦难；为抗击法国殖民者的烈士母亲披上自己的外衣，让一腔赤诚关爱更多的人……

1961年，父亲从相继工作了多年的香港、越南新华分社卸任，赴巴西担任新华社驻里约热内卢特派记者。那时中巴两国还没建交，由于美国的插手，巴西时局很动荡，父亲回国休假时对我们说：这次再去里约热内卢，很有可能回不来了。临别时，妈妈第一次当着我们与父亲拥抱吻别，我们兄妹三人也都默默地依次上前亲吻了他，那是我们自懂事以来第一次感到的深深不安。

果不其然，美国在巴西搞军事政变，推翻了与中国友好的古拉特政权，把包括父亲在内的九个中国人关进了监狱，制造了一起国际政治大冤案。我们陆续得知父亲遭受了严刑拷打，并被判30年监禁，还将被递解到台湾；得知父亲他们为此绝食抗议，得到巴西各界友好人士的舆论支持和法律援助，以及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声援，更得到我们的祖国所给予的全方位营救……一年后，巴西军政府黔驴技穷，父亲他们胜利出狱。站在北京首都机场敲锣打鼓的欢迎队伍里，看到人们欢呼着把父亲高高地抛起又稳稳地接住，我们心里感慨万端，明白了个人的平安、幸福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离不开正义。

“文革”代新华社社长　向周恩来建议“军管”

“文革”期间，父亲临危受命，由毛主席提名、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担任了新华社副社长并代理社长，全面主持新华社工作。父亲经常面对冲击、围攻和谩骂，甚至遭绑架时被揪着衣领倒着拖下三层楼，上班路上流弹洞穿车窗玻璃从面前擦过……他仍从容不迫地要求司机师傅往前开；面对繁重的日常工作，他经常忙得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睡不上一个囫囵觉。以往我们很少看到他抽烟，为了逼自己拿出较充沛的精力应对工作的重压，那段时间他卷起了烟丝、烟叶，又抽起了烟斗，最后不知从哪儿弄到了雪茄，笑着对我们说他小时候在菲律宾就抽过，盛赞这东西“管用”。

当时，由于正常的国家机构处于半瘫痪状态，为预防内忧外患之不测，父亲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全面部署新华社的战备工作。当他得知有人提出要把国家领导人中所谓“走资派”的历史照片从档案中清除掉，马上找到摄影部分管图片档案战备的负责人说：“照片资料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档案，除非有中央文件，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毁掉一张。”为此，摄影部和战备点的全体人员齐心协力，在混乱的文革中使照片档案完整无损。

“文革”初期，不少国内分社因记者被抓、被关向总社告急，有的监狱还给记者戴上了镣铐和木枷，甚至准备枪决。父亲得知后，立即打电话给所在地省军区领导，要求他们出面协助放人，并制定了非常时期相应的工作原则，下发各分社以保护干部。为了保护被打倒并被组织起来强迫劳改的总社各级领导干部，父亲顶着压力下令解散了这支“劳改队”。有个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事忍受不了无休止的精神折磨，自杀被救后痛不欲生，父亲去他家中探望，安慰并鼓励他振作起精神，闯过这道难关。在“逼供信”盛行的日子里，有个老干部被逼承认自己是“历史特务”，以求获得“解放”，早些站出来工作，却使自己陷入了更困难的境地。父亲闻讯后在新华社全体人员大会上指出：“×××是不是历史特务，要在组织审查后才能下结论。”为此，父亲被当成新华社运动中“最大的绊脚石和保皇派”，成为批斗对象。

让父亲最难应对的是一些领导的错误指示，那种种反复无常的要求，那不符合规定擅自改动文章的做法，那在父亲提出质疑和按正常手续记录在案而被当面辱骂的尴尬，都让父亲越来越感到自己一人难以独当国家通讯社整个复杂的局面。为了使工作少受损失，他向周总理建议新华社实行“军管”的请求。“军管”小组进驻后，父亲热情、悉心、全面地帮助他们了解情况，熟悉工作。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应有的党性原则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做法却被当作“右倾”、“保守”、“以生产压革命”、“同走资派划不清界限”；父亲按组织原则和隶属关系执行宣传报道任务，却被错误点名定性，终被打成所谓“反革命”遭隔离审查，并被批斗、抄家、关押和劳改。因受到种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父亲患高血压眼底出血、患癌症两次开刀……面临严峻的考验，父亲没有出卖灵魂，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决不苟且偷安，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他在那个非常时期任代社长，对新华社做出的贡献是重大的，受到的冤屈是惨烈的，然而他所展现出来的坚强党性和高尚人格，已成为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