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伴被病魔夺去一年有余了。此间，她那温柔善良的音容笑貌时时在我的脑际萦绕，总觉得她仍在我的身边，那熟悉的声音还在轻轻地呼唤着我。可一回头，不过是幻觉……

回想我们从相识到共同生活的五十一年间，历经了风雨和苦痛，也品尝了幸福与甘甜。

 “文化大革命”风暴骤起。书记、厂长被打成走资派。我这个厂技术负责人兼化验室主任也被当成反动技术权威下放车间进行劳动改造。1966年初，我被评为“五好职工”和“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用所得的奖金买了十几本刘少奇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送给化验室每个同志。不想因此竟成了“散布‘黑修养’的干将”、“刘少奇的孝子贤孙”。一夜之间，我从荣誉的高峰跌入屈辱的低谷，痛苦、悲愤笼罩着我，顿时失去了生活的支点。痛不欲生的我在思索结束生命的手段：是夜里悄悄爬上几十米高的烟囱一跃而下，还是找个背静的地方悬梁自尽？可转念一想：这样不明不白地去死，肯定会连累爱人和孩子的。我要把我的冤情向爱人说清楚。于是，在白天沉重的劳动之后，含着泪给在北京工作的爱人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信中，如实讲了我受打击的情况，述说了我对她及孩子的真爱，并提出为了她为了孩子，赶快离婚吧！我不能让她和孩子为我背上一个反革命家属的政治包袱。并嘱咐她，离婚后照顾好自己和孩子，好自为之。当回信终于送到我发颤的手中时，顿感信的份量竟是那么沉重，它像是一份对我性命攸关的判决书。在当时那种阶级斗争月月讲、天天讲的特殊时期，六亲不认、父子反目、夫妻成仇的事时有所闻。在社会上，我已被造反派判为反革命把我从工作岗位上拉了下来；如果在家庭内，也被爱人当成坏人而开除家籍，我还有什么路可走？我想拆又不敢拆。犹豫良久，终于鼓足勇气拆信逐字逐句地细读起来。

她在信中说：“我含着泪极度痛苦地看了你的信。我完全相信你是个好人。不管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在我心目中仍是我的好丈夫。我永远不会离开你，永远和你同甘苦，共患难。”并叮嘱我千万不要冲动，不要做什么傻事。随时给她写信，随时通报情况。

我热泪盈眶地捧着信。爱人的信犹如滚滚乌云中的一抹阳光，把我灰暗的心照亮；爱人的信好似茫茫汪洋中的救生艇，在我将被惊涛骇浪吞噬时，使我看到了希望，燃起了我与暴风雨争斗的勇气。一股股暖流不禁在全身涌动。我似乎又回到那甜蜜的初恋和新婚的美好时光。尽管眼前的现实是残酷的，但我们一定会看到光明的。在爱人真挚的理解、关心、爱护和鼓舞下，我终于挺过来了，并很快平了反。我庆幸，我有一位正直贤惠、患难与共、能经受严峻政治风浪考验的亲密的同志、战友和妻子。我永远感谢她，感谢那封充满挚爱充满真情、给我温馨给我慰藉的字字值千金的信。

1958年，爱人作为支援河南省大办钢铁的一名北京化工学校学生以实习的名义来到河南。我们就此相识，私订终身。两三个月回到北京后，却遭父母质疑：“北京那么多小伙子还愁找不着？在外地找，这么短时间，你了解他吗？”

她不顾父母的反对坚定地说：“你们就放心吧！女儿不会看错人的。”婚后整整20年里，虽然牛郎织女，天各一方，但她的心却始终是和我连在一起的。

身有使不完的劲。我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先进标兵，市劳动模范。“臭老九”变成了“香饽饽”。在党的“新版”知识分子政策的惠荫下，我于1980年调来了北京，结束了20年之久的魂牵梦绕、相思苦恋的两地生活，尽享夫妻恩爱、全家团聚的天伦之乐。

退休后，我和老伴不仅兴致勃勃地游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还一同去感受世界，逛了新马泰港澳和欧洲十一个国家。在几十年相濡以沫的共同生活中，老伴默默地承担着大部分家务，积极支持我的种种业余爱好：读书、写文章、写书、唱歌、跳舞、摄影、摄像、制作光盘等等。我们的恩爱像陈酒一样甘醇；我们的晚晴像夕阳一样美丽。我从心里深深感谢老伴对家庭的无私奉献。我们家庭还被评为海淀区五好文明家庭标兵。

可是，无情的病魔却悄悄潜入老伴体内，在经受了三年病痛的折磨之后，她终于离开了人世。我悲痛万分，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本来，我们相约要在2010年作为金婚老人参加单位组织的集体金婚典礼的，只差几个月了，可是……

亲爱的老伴，安息吧！请放心，在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珍惜自己，保重自己的。老伴，我永远怀念你，你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夫    施宗灿   

                                                201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