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父亲汪懋祖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回忆

　　汪安琦

　　1937年抗日战争初起，父亲那时在中央政治学校任教，他带全家随校到江西庐山。记得他和母亲商量，觉得国民党政治腐败，不愿跟随学校到重庆去继续跟他们在一起。云南大学熊庆来先生是父亲留美时的老同学，就决定到云南去再作商量。我家逃难还带了很多书，因云南路途遥远，把书打包先寄到昆明云南大学熊庆来先生处。我们全家就走上前往云南的征途。我们是单独行动的，没跟学校一起搬迁。路经长沙、桂林出睦南关，绕道越南的河内，再由滇越铁路到昆明。一路上遇到很多父母亲的老朋友，如李四光先生全家和黄炎培先生等。在桂林时，和李四光先生全家一起去玩了七星岩等处，给我的记忆很深。到昆明后，受到熊庆来先生以及父亲在北师大的学生们接待。我们在昆明住了一年。那时是1938-1939年，昆明经常遭受日本飞机轰炸。学校要父亲到重庆去，父亲不愿去。我记得他先到大理等去了一趟，回来后就谈关于边疆教育的事，想到那里去办一个学校。1939年我们全家都到大理去了。那里的风景非常美丽，一所新的学校建立起来了。那个学校起先叫中央政治学校大理分校，后来改为大理师范学校，大概是由经费来源定名的。那个学校只是中等程度，父亲聘请了一些他的学生和其他人士当教员。学校的学生有云南的各族人民。我后来就在从武昌迁到大理喜洲的华中大学上学。记得听到华大的教授讲父亲的办学精神很不错，学校办得也很好，在滇西来说可算首屈一指。当时经费很拮据，父亲请了江浙逃难去滇的建筑工人将一座破庙修建成学校。亲自参加工程的设计，连做课桌椅都是精打细算地搞起来的。学校得不到当时政府的重视，经费不足，还经常欠资。有一段时间好几个月不寄钱来，老师工资都发不出去。记得有一次我们家把衣物变卖了，凑些钱发给老师们救急。后来中央政治学校明确表示不愿办这个学校了。以后屡经联系，才由教育部出钱，所以学校改名为大理师范学校。我们那时年轻，详细情况不甚清楚，只知道父亲办学非常辛苦，经常为了经费问题大伤脑筋。他有胃病，身体很不好，曾患胃溃疡大出血。病后还坚持到丽江等地宣传办学，帮助筹建了丽江师范学校。1942年底，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聘请他去教书，他就离开大理，到昆明西南联大去了。我于1944年夏天，从华中大学毕业，也到昆明教书。那时通货膨胀已相当厉害，一家中父亲、母亲和我三人都在教书，但所得甚微，生活艰苦。每月发的工资是米票，必须先拿米票去换米，然后卖掉一部分米，来作为日常开销。我家住在西南联大的一个宿舍里，房子很破旧。窗子是纸糊的，房子漏雨时，必须把床搬动。父亲的胃溃疡病时常发作。有一次很厉害，必需住院治疗。可是我家没钱住院。辛亏我在华中大学认识位老师是教会的人，他帮助我们把父亲送进医院去，那次才脱险。以上是我对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大理办学和昆明教书时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