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教育的开拓者——纪念汪懋祖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章育才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政府对边疆各族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分重视，在北京及祖国不少省市开设民族学院及各类民族学校，对提高各民族的文化水平起了巨大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旧社会对民族教育极不关心，只由个别爱国人士孤身奋斗。滇西民族教育的开拓者汪懋祖先生就是这些爱国者之一。

　　汪懋祖(1891•3-1949•1)，字典存，江苏苏州人，早年留学美国，专攻教育学。回国后，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等职。1927-1931年汪先生创办苏州中学，成绩卓著，至今仍为国内高水平的中学之一。他对中等教育有很深的研究，提倡采用多种方法进行教学，取得优异的效果。

　　1937年日寇大举入侵，中日正式宣战。汪先生全家迁往云南大理。当地自然景色秀丽，民风淳朴，但文化落后。1938年他自筹经费，召集了十几位过去的学生，在当地招聘了几名职工，把大理西城外的一处破旧古庙加以修缮和改建。从滇西招了包括20多个边疆少数民族(如：傈僳、壮、白、傣、藏、回、苗等)的青年学生数百人开办了大理师范学校。后来正式定名为“国立大理师范学校”。汪先生为校长。

　　汪先生本着勤俭办学的精神，精打细算，与同事们一起将原有的庙宇整修得焕然一新，还新建了两幢校舍，当地没有建筑工程师，就由汪先生和几位教师自行绘图设计，建成土洋结合的教室、办公室、图书室、边疆博物馆和宿舍等。此外还有一座破烂的塔寺修缮改建，创办了一所附属小学，作为学生实习试教场所。

　　汪先生在创办苏州中学时提出“教育原于生活，又要改变生活”的观点。他将这一观点贯彻到大理师范的教育实践中，注重学用结合，强调体验生活。不仅重视传授知识及学生体质的锻炼，而且强调培养学生的优良品德。同时，他还考虑到边疆民族教育的特点，注意培养学生民族团结和爱国精神，使学生们在学校环境的熏陶下能够体会祖国的全局利益大于地方利益，只有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才能有力地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为了增进各民族间的感情，学校举办了一些联谊活动。例如，大理每年三月举行大规模的“三月街”集市。远近各地群众都来赶集。大理师范的师生就到集上慰问各族客人，并邀请他们到校参加联欢大会。会上由汪先生致热情的欢迎词，各族青年学生表演歌舞、音乐、短剧、相声等节目，会场上气氛和谐，各民族的感情自然地融合在一起。

　　汪先生要求教师对教学工作严格认真，不仅注意学生德、智、体各方面的发展，而且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他建议教师在授课中渗透爱国主义教育。例如，从国文和历史课中阐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聪明才智。地理教学充分讲述我国领土完整不可侵犯的要义。体育课是为了使学生增强体质，健康成长，更好地报效祖国。学好数、理、化，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水平，使祖国富强起来。举行设计教学，如出题目：“我们伟大的祖国”先由各科教师着重讲授这一主题，再让学生联系语文、理化、史地、数学、生物各科有关的重点知识，从书刊中收集切题的材料，在教师辅导之下筛选组织，做出文章。这样，既提高了学生的自学能力，也培养了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云南各族人民都爱好音乐歌舞，任课教师把民间音乐谱成乐曲，教给学生演唱。校中设有墙报，汪先生鼓励学生投稿，并经常亲自指点，定期刊出，使学生的汉语水平显著提高。不少学生创作的诗文，既歌颂了祖国和家乡的秀丽山川，又表现了报效祖国的远大抱负，风格很高，校园里生机勃勃，处处生辉。

　　汪先生十分重视劳作教育，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建起造纸工厂，由教师指导学生动手自制纸张，并印成信纸、信封及各种练习簿，还利用校园内外的山坡空地种植蔬菜，使学生得到劳动锻炼的机会，也改善了师生的生活。每逢节假日，汪先生和教师们带领学生分赴附近名胜古迹游览，并举行野外聚餐，共同烹调。在这些活动中增进了各族学生间的团结和师生的友谊，使学生的生活丰富多彩，有益于教学效果的提高。

　　然而，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腐败，又极不重视民族教育，连有限的办学经费也不能按时拨下，以致有些教师难以维持生活，汪先生在其夫人袁世庄女士的支持下，慨然卖掉自己家中较好的衣物，贴补给生活困难的教师，共同度过清贫的岁月。汪先生患有胃溃疡，身体异常虚弱。但是，他带病工作多年，始终为边疆教育事业努力奋斗。他的爱国精神和办学实践值得后人纪念。

　　1945年抗战胜利后，汪先生回故乡苏州闭门著书、治病。他仍然非常关心滇西边疆教育，对于创建边疆学校所取得的成绩很谦逊，在追述滇西办学经过的文章中写道：“……所堪自慰者，则中华民族团结之观念已发生小小效力……吾国边疆教育于抗战时期已发生萌芽，应可自喜”。他告诫后人，必须注意团结边疆同胞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