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教授中，冯友兰和金岳霖的人生道路都很漫长，经历了许多历史变幻。冯友兰的命运，给中国知识分子留下许多启示，这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我曾写过一篇《晚年冯友兰》，说了我对他的理解。我对冯先生的学问是门外汉，我感兴趣的是他的经历。我想从他的经历中看一代知识分子的坎坷人生。我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同样面临不适应，这时决定一个知识分子选择的动力是什么？过去的理想、文化的传统能起多大作用？也许这是难以说清楚的。但有一点，我觉得可以说，也容易找到相应的历史事实，那就是一个人的个性。个性这东西，有时候和信仰和传统是分裂的。在环境压力下的知识分子，信仰和传统的力量有时会很快消失，生存的力量是决定性的。像冯友兰在“文革”中的转变，从他早年的行为中也能找到相应的依据。台湾马逢华曾说过当年他和萧公权闲聊，说起清华旧事，萧公权说，战前清华园教授同仁之间就流行这样的说法： 　　Whatever Daisen Says，it goes； 　　Whatever it goes，Chisen Says。 　　这话的意思是岱孙怎么说，事情就怎么做；事情怎么做，芝生就怎么说（马逢华《记西南联大的几位教授》，《传记文学》52卷6期）。虽是学林掌故，但我们却能从细微处见到一个知识分子的个性。 　　面临同样的历史巨变，冯友兰和金岳霖的转变有点类似。1974年冯友兰在《光明日报》发表《咏史二十五首（并序）》，这些诗明显留有当时的历史痕迹。《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有“金岳霖来信称赞《咏史诗》”的记载（蔡仲德编《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初稿》52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可见金岳霖当时的 　　思想状况。 　　金岳霖的道路，和他同时代的著名学者一样，都是早年清华，然后留美，回国做大学教授，虽然专业不同，但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整体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们对政治的态度，这个态度简单说就是“参政意识”。金岳霖的专业懂得的人不多，他当年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已是首屈一指的人物，1948年他曾和冯友兰一起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的院士，它是当时一个学者的最高荣誉。金岳霖曾说过他一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对政治不感兴趣，不等于对政治没有见解。过去的知识分子，多数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但同时他们又都对政治保持有热情，金岳霖曾在许多公开发表的宣言中签过名，对学生运动，他也和多数大学教授一样，有自己一贯的看法。金岳霖早年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殷海光曾这样描述当年金岳霖对他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155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编辑本段人生的转变

　　金先生是老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他后来的转变，许多人觉得很难理解，因为以金先生的过去推断他后来的转变，这中间缺乏合理的逻辑过程。胡适当年就说过“……政权已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2293页）也就是说，金先生的转变是在压力下做出的。 　　对金先生的变化，他的学生王浩有一个说法，大意是说，一个人一生中如果只追求一个目标，比追求两个目标要有收获，而金先生却追求了两个目标。王浩的话比较委婉，他实际是想说金先生后半生的学术贡献不大，因为金先生早年的学术风格消失了。

金岳霖的幽默

　　金先生是一个很风趣和有幽默感的人，他一生中说过许多有趣的话，在西南联大时，有一次学生请他讲小说和哲学的关系，他讲完之后的结论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50年代北京大学请艾思奇讲演，批判形式逻辑，艾思奇讲完后，金先生就说，刚才艾先生的讲话完全符合形式逻辑。金先生28岁的时候说一段话，当时他在《晨报·副镌》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优秀分子与今日社会》，是参加当时由蔡元培、胡适发起的关于“好人政府”的讨论的。金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说了这样一段话：“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当时金先生有一个看法，说是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所谓“独立进款”，简单说就是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这话听起来很简单，但却不是谁都能做到的。特别是在今天，对于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来说，做到“独立进款”的条件大体已具备了，因为他们要真有本事，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对于从事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学会的那点办报办刊办出版社的本事，就不能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想干就干，他们还得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工作，他们还很难成为“独立进款”的人，这实际才是当代文人的尴尬处境。现在有些文人能靠写文章养家糊口，是比过去强了，但这和真正的“独立进款”还不是一回事，这一点文人不能糊涂，大家也不能糊涂。“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这是一种人生境界，不说更远大的理想了，在今日，能实践金先生这个早年的愿望就很不容易。 　　金岳霖一生天真浪漫，率性而行，他总是按自己的志趣去生活，去做事，从不为名利所累。他不愿做行政工作，怕与人打交道。初到清华，创办哲学系，他做第一任系主任，不久冯友兰到了清华，他就立即请冯友兰做了系主任。解放初期，让他当清华文学院院长，他也基本上是无为而治。他身材高大，仪表端庄，有时西服革履，执手杖，戴墨镜，一副英国绅士派头；有时着运动衫，穿短裤，球鞋，举手抬足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有时在西装外面套个中式长袍，戴个老八路的棉军帽…… 金岳霖又是一个乐观、幽默的人。冰心女士说，有幽默感的人，尤其是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幽默资料的人，总是开朗、乐观而豁达的人，使人愿意接近。她说金岳霖就是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幽默资料的人，他有“丰富的幽默感广她记得有一次金岳霖笑着对她说：“我这个人真是老了，我的记性坏到了‘忘我’的地步！有一次我出门访友，到人家门口按了铃，这家的女工出来开门，问我‘贵姓’。我忽然忘了我‘贵姓’了。我说请你等一会儿，我去问我的司机同志我‘贵姓’，弄得那位女工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金岳霖与朋友

　　金岳霖一生是在朋友中度过的。他 16岁（1911年）那年离开长沙到北平清华学堂读书。开始时他的六哥也在北平读书，对他常有关照。1913年夏，六哥因溺水而死。事实上，从这一年起，他“已经是独立于封建家庭的人了”。他差不多不回到长沙老家去，到上海去也只有一两次住在二哥家里。金岳霖又是一位终身未娶的哲学家。他“脱离了亲戚的生活”，也没有自己的家庭，便完全“进入了朋友的生活”。 他的朋友很多，有“好几套”。当然学界的朋友居多，如张奚若、胡适、徐志摩、梁思成、林徽因、钱端升、陈岱孙、周培源、邓叔存、陶孟和……美国的费正清，英国的瑞洽慈……也有兴趣相投者，如梨园名角，斗蛐蛐的高手……抗战前，每到星期六下午，他的客厅里就满座高朋，高谈阔论，成为当时北平一处有名的沙龙。

评论作品

　　《金岳霖学术思想评传》 　　一般人往往把哲学家视之为“好高骛远”、“不近人情”或者“奇怪的”人，因而难免对他们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对金岳霖来说，他的确“好高骛远”。他神驰“云端”，漫游在无限的“真际”之中，不着有限的“边界”。但他却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他脚踏“实地”，生活在“有形”的世界中。他对生活有着特别的感受力，过着一种比常人甚至还要“具体”的生活。云南的“斗鸡”与他共餐，北京的大“蛐蛐”伴他入梦；他与童稚无邪的小孩在一起玩得乐不可支，“各路好汉”都是他家“星六聚会”的座上客。他的幽默，令四座击掌称妙；其“忘我”境界，更使人传为旷达。 　　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金岳霖的一切，也许可以说是：地上生活浪漫情，云端分析理性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