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要给农民自由权”
核心提示：作为中共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杜润生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对他最关心的“农民”，他认为，农民独立发展的机会还不充分，他们还缺乏充分的市场自由和迁移就业自由，经营的自主权是残缺的。我们正在一步一步地深化改革，希望能尽早走出过渡阶段。农民有了经营土地的自主权，加上市场交易自由，再进一步就是要在政治上充分享受应有的民主权利。
“您现在最关心什么？”杜润生用手指点着《财经》记者写在纸上的问题，一字一顿地念道。
“农民。”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响亮的声音里，可以辨出明显的山西太谷口音。
11月6日下午，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97岁高龄的杜润生面对自己为之奉献了毕生心力的话题，依旧兴致盎然。
“您曾经说，中国要过两大关：民主关、市场关。在您看来，农民的出路在哪里？”记者又在纸上写道。
杜润生用笔在“民主关”“市场关”之后写下了三个字：自由关。“要给农民自由权，”杜润生说，“没有自由不行啊。”
作为中共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杜润生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在90岁生日的聚会上，面对众多弟子，杜润生曾经坦言，“我现在脑子里面有两个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放心不下。”两个问题都与农民息息相关：第一个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第二个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
55年前，因为在农民合作化问题上跟不上毛泽东的步伐，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的杜润生，和部长邓子恢一起受到批判，直至被贬官，离开农口。
31年前，重返“农口”工作的杜润生成为“农村改革的参谋长”，在中国农村改革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1年前，杜润生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他一如既往地关注农村，念兹在兹的仍然是农民。
2001年，他为《我给总理说实话》一书作序时，大胆直言，“我们欠农民太多！”他建议，“宪法要加上一条：中国的公民有迁徙的自由。城市不论大小都要向农民开放，让他们可以在城市安家落户。”
即使是十年后的今天，这段话仍然振聋发聩。怎样保证农民的自由选择权，已经成为中国新一轮城市化的关键所在。假如农民没有自由权，即使“出发点”良好的改革之举，也有可能蜕变为“恶政”。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