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起义

1949年，从淮海战役中垮下来的残兵败将，一直退到四川东部与湖北交界一带的地方，由孙元良搜罗集中起来，又恢复了十六兵团的番号，同时国民党国防部又成立了一个川鄂边区绥靖公署，由孙震当主任，董宋珩仍然挂名当副主任。
        在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步步紧逼下，十六兵团的官兵大都不愿抵抗，1949年冬天又节节败退到四川北部绵阳、广汉和什邡一带。当时国民党胡宗南带领的中央军也被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打败，退到四川成都一带。国民党军某参谋总长兼西南军政长官部长顾祝同命令十六兵团在川北一线布防，以阻挡从陕西、甘肃南下的解放军，明明是叫川军去打头阵，为胡宗南当替死鬼。这又引起十六兵团广大官兵的强烈不满，同时军队里也有地下党人在秘密策动起义，大家都不愿再打，倾向起义了。这时如果有一位有号召力的人出来领导起义，就是很好的机会。大家很自然地想到川鄂绥署副主任董宋珩，因为大家都是他多年的老部下，由他来号召全军起义是最合适的人选。
        另外还有一个级别高的军官——曾甦元，他是十六兵团的副司令，对起义也很积极。曾行伍出身但很会打仗，从士兵一直升到一二四师师长、四十一军军长，不过在孙震面前总是得不到真正的重用。一方面孙震要依靠他带兵打仗，另一方面又不肯把财权和人事任免权交给他，他感到这样下去没有什么前途，1942年就请求孙震保荐他去上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深造，孙震果然同意了。1946年曾甦元在陆军大学毕业后，也没有别的出路，又请求回原部队，孙震不允。1947年孙震保荐他的侄儿孙元良当了十六兵团司令，孙元良与部队无历史渊源，才委派曾甦元去当十六兵团副司令，用意是让他帮孙元良带兵打仗。谁知曾到了十六兵团之后，日子更不好过。孙元良是黄埔一期毕业，自认为是最正统的军人，十分鄙视这个行伍出身的“陆军大学毕业生”，常常在许多军人当中说曾甦元的怪话：“他这个陆军大学生，狗屁都不懂！”就是当着曾甦元的面，言语、态度上也很轻视他，使得曾甦元怨气冲天，才干了三个月就请假回四川老家（四川北部广汉县）创办广汉力生中学，消磨岁月。
        曾甦元回四川后，也常到成都来看望自己的老上级——董宋珩，两个人都对孙震和孙元良很不满，认为他们待人不仁又不义。而且现在大家都不想打了，曾希望董副主任回部队去带领大家走起义的道路。董宋珩考虑之后，接受了大家的请求，就在12月中旬带着杜崇爵和董用威（号蜀培，是董的二儿子，在川军里当副团长）一道从成都出发，到了四川绵阳县，到绵阳之后见到了孙震，孙震就和董宋珩商量军队的出路问题。

 1949年12月，四川和西康地方军队的三个将领：邓锡侯（川陕甘边区绥署主任兼九十五军军长），潘文华（黔湘鄂边区绥署主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和刘文辉（西康省省主席兼二十四军军长）已经在川北的彭县起义，董宋珩就劝孙震也走起义的道路，孙当时拿不定主意，就派董宋珩去彭县了解情况，董去了回来之后，说那里的情况不错，但孙震仍然不表态（因为他的家属已跟蒋介石集团的飞机去了台湾）。另外，逃到海南岛海口的顾祝同又任命孙震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叫他听胡宗南（胡是正长官）的指挥。孙震接到这个命令之后，根本不愿意接受胡宗南的指挥，因为那必定是为胡当替死鬼，但又不愿意起义，于是就决定托词向顾祝同汇报请示也飞向海南岛，把这个烂摊子丢给了胡宗南。孙在走之前，劝董宋珩跟他一起走，怕董起义危及孙元良。董对起义的态度已经十分坚决，当然不愿走，同时也认为如果孙震走了，起义的事就少了一个大障碍，只要对付孙元良一个人，对起义就更有利了，就在表面上对孙震说自己身体不好（董有抽鸦片的习惯），家属还在成都，让孙先走。孙自己急于逃跑，也不愿管其余的闲事，带着从军队中搜刮来的金条和银元就坐飞机逃向海南岛去了。
        孙震走了之后，董宋珩就成了川鄂绥靖公署的最高领导，孙元良的十六兵团和绥署独立纵队和其他机关人员都归他指挥，董宋珩把绥署又迁到什邡县。当时十六兵团两个军（四十一军，军长张宣武。四十七军，军长严翊）的军长和下面的一些师长都先后见了董、曾，表示不愿再打了。董对他们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正式说明起义的前途是光明的，对四川的父老乡亲和十六兵团的官兵都是有利的，而且还让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派来策动起义的代表杨叔铭（他是通过杜崇爵的关系来见董宋珩的，对外的名义是绥署参谋）和大家见面，说明和解释了解放军对待起义部队的政策。于是大家都同意在董副主任领导下举行起义。大家在商量时，都认为起义的最大障碍就是孙元良，但大家又不愿意对他动武，初步决定，各军师部队都从绵阳、广汉向什邡县转移，而且决不再听孙元良的指挥。
        12月18日，孙元良在广汉大摆宴席，叫各部长官赴宴，除张宣武、严翊和曾甦元外，只来了很少的人。孙元良见部下均不同意到成都为胡宗南卖命，只好同意撤到什邡。在路上，曾甦元和各师商量，到什邡县后都不听孙元良指挥，准备起义。
        1949年12月22日，孙元良要捕杀董宋珩和曾甦元。董宋珩与曾甦元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就决定由曾甦元出面给孙元良写一封信，赶走孙元良，信中说：“现在大家都赞成走和平起义的道路了，你要是赞成，就跟大家一起走这条路，你要反对，则休怪我们对你不起！”这封信由什邡县的县长当面交给他，孙元良看了信之后感到大势已去。12月24日，孙元良逃到成都，最后逃到台湾去了。
        孙元良逃跑之后，在1949年12月25日，由董宋珩和曾甦元领导，在什邡县正式举行全军起义，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电报，表示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和十六兵团的全体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投向人民，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听从人民解放军的指挥，严格遵守解放军的各项纪律，为人民服务等等。1950年元旦，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的部队在成都举行入城式，宣布四川省会正式解放。
        贺龙司令员在成都召开川西起义部队团以上军官大会，对大家的起义表示欢迎，并且宣布了解放军对起义部队的政策和编制：撤销川鄂绥署名义，全部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十六兵团，共3个军：四十一军、四十七军和七十九军（这个军原是罗广文的十五兵团的部队，军长龚传文，败退到川北以后，跟着十六兵团一道起义）。由董宋珩任司令员，曾甦元任副司令员，军长、师长都是原班人马，又给十六兵团派来了军事代表团，代表团团长李夫克（原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副团长傅传作（原第一野战军第一师师长）。解放军大批各级政工干部到十六兵团就职工作，帮助十六兵团学习解放军的各项政策和纪律，加强部队的改造。(选自《纵横》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