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辗南北，餐风宿露，披星戴月，这辛酸的岁月里，如果没有“乐观”精神作中梁主柱，不是掉队就是逃兵。八年抗日终于胜利了，举国欢庆，我在长兴“十月还治”中，当上了国民党县政府首任田粮科长……我已调任秘书，一直到解放军百万雄狮渡长江前夕。县长擅离职守，逃之夭夭，我奉二区专署命令，代理县长，临危受命惶恐万状，实际上淮海战役全线崩溃后，国军已无斗志，长江天堑只是自欺欺人一句空谈。其时沿京杭国道狼狈撤退，长兴县城顿成兵荒马乱，尤其是那些散兵游勇，到处出现疯狂掠夺，老百姓听天由命，朝夕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何去何从？思想上已濒临着最严峻的考验时刻，如果以悲观思潮来主宰一切，满可以应妻兄蒋元煦（又名蒋鲁堂，国大代表）的催促，携眷早日到上海，一起飞往台湾，这就是随大流，溜之大吉，在时间上还是相当允许，正是隔江对峙最后阶段。夙夜三思，脑子内在得失问题上举棋不定，初步认为“动不如静”。考虑到蒋介石百万大军抵挡不住，不堪一击，到了台湾也仅仅一水之隔，不一定安全，从内参材料得悉北京傅作义湖南程潜那么大的官，尚且被立城下之盟，对比之下我只不过一区区马前小卒而已！蚍蜉撼大树，谈何容易，再说全县百姓群众赐我一个外号称之为“老善”，善总比恶好，凭我“老善”就不能走“善始善终”这条路吗？！“行止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当机立断以不变应万变为宜，生死大数，在数难逃，我把既定主张，明告我那苍苍白发老父和患难相处的糟糠贤妻，他们看大势已去，败局已定，双双掉下从不轻弹之泪，点首认同，……。 

        此时工作于华东军区的郎玉麟将军和长兴第一任的军管会主任李焕学友，了解我主持苏、浙、皖三省边境又是兵家必争之地的长兴县工作，通过地下人员，相继捎信来敦促我认清形势，弃暗投明，李焕在字条上更恳切地指出：“保持长兴安定，有生命出路和生活出路”，他俩的提示，不啻是两颗无价的“定心丸”和“及时雨”，一个人在下定决心后，意志就坚似磬石，我鼓足勇气，不再有犹豫和动摇，也不再去考虑生死问题。在解放大军顷刻即将临城机不可失，我避绝了国民党南京警备司令张耀明的召见和军需的接济，我人在城厢人不见面，他也无法枪杀我，追兵似风扫叶，草木皆兵，宜兴、丁山电讯中断，张耀明狼狈逃循。我以兼城防司令名义，下了一道死的命令，要达到兵不血刃，即不准抵抗，不发一枪，不死一人，不流一滴血，力保长兴安定，于49年4月25日后半夜1时30分（应该算是26日）迎接长兴的和平解放，所有枪枝弹药和全部武装自卫部队按指示集中到德清新市向解放军缴械，人员去留听凭自愿，又在军管会文书牟闻奚协同之下，召回了部分县府职员，集中在大东旅馆内，整理整整一个月时间将全部档案、田赋粮串，土地册籍、清丈图照、县府财产物资、电讯设备完整无缺清理列册，于5月25日移交给长兴第一届人民政府，尤其是原封未动的仓储粮食，提供了当时急需军粮的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