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在燕大的岁月
1918年,北京有两所教会大学决定合并:一所是汇文大学,一所是协和大学。这两所私立大学在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后试图合并,却因内在矛盾太多,多次协商未果。直到1918年才达成妥协,决定选聘一位与原来两校都没有关系的人担任校长。此时司徒雷登在南京神学院执教多年,成绩卓著,是美国教会公认的深切了解中国、在华传教人士中对中国青年最有影响力、才华与素养出众、思想开朗的人物,再加上他出生在中国,中、英文运用自如,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校长的最佳人选,但几乎所有朋友都劝他婉拒,不必去收拾烂摊子。他最终勇敢地接受了这个挑战。1919年元月,司徒雷登北上,会见即将合并的两校有关人士,经-多方斡旋,成立了由蔡元培等五人组成的校名委员会,最后采纳了诚静怡博士的建议,以“燕京大学”为校名,同时也解决了其他矛盾。司徒雷登正式出任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
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学,校址在北京东城的盔甲厂,规模很小,学生只有94人,大多数靠奖学金维持。教员中两位是有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外籍教员很少够资格在大学任教。经费不足,只够开销的一半。司徒雷登一边改善原有的小摊子,一边策划另起炉灶。从1922年起,他15年内往返美国10次,募捐筹款,其中一次就募得150万美元。这在当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有了经费后,他决定给学校另选新址。他和同事寻遍北京四郊,找到清华园西边的一块地。这里原是清代一个亲王废弃的园地,后转到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司徒雷登专门到陕西会见陈树藩,陈对建校很感兴趣,以6万大洋将地产卖给燕京大学,并把其中的1/3捐作奖学金。这一块地有40公顷,再加上陆续又在附近买进的其他荒废园地,使燕京大学的总面积达到原来的数倍之多。
那些日子里,司徒雷登忙得不可开交,要回美国拼命筹款,又要在新校址指挥营建,又得为扩大后的学校招兵买马,还得维持日常的教学工作。经过数年建设,1929年新校址正式投入使用。燕京大学校园的建设,融合了中西文化,是司徒雷登的得意之作。他自豪地宣称:“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大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它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这个学校及其国际主义理想的感情。”
燕京大学仅仅存在了33年(1952年停办),其间还受到日本侵华战争的严重干扰,注册学生总共不超过10000名,却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人才,很多是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再加上其他卓有成绩者,超过100人,占了注册学生的1%以上,可说是科学家的摇篮。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10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
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资金也主要来自教会。司徒雷登清醒地看到,若严格遵循教会原来的办学思想,不顾中国人的意愿,学校就无法生存;只有教育政策反映中国舆论的要求,学校才可在中国立足和发展。司徒雷登认为中国人有权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国土上实施怎样的教育,所以当1925年中国政府教育部公布教会学校立案规章的时候,燕京大学响应最快。按这个规章,校长一职必须聘用中国人,校董事会也得中国董事占多数。以前的董事会当然激烈反对,司徒雷登费了不少工夫说服他们。对于教育部禁止强迫学生崇拜宗教、禁止设置必修的宗教课程,司徒雷登都完全赞成,他也由校长退居校务长。这些都使得燕京大学虽为教会学校,却逐渐中国化,得到了中国人的认同。
司徒雷登深知,要把燕京大学办成一流大学,必须要有一流的教师。他坚持由学校自行聘请教师;所有教师不必信教;按教授等级,中外教师同等同酬;对有名望、有真才实学者,登门拜访,高薪聘用。燕京大学云集了当时的一批大师,陈寅恪、郑振铎、谢冰心、钱玄同、费孝通、顾颉刚、张友渔、斯诺等都曾在燕京大学任教。教授月薪360大洋(银元),校长月薪500大洋。司徒雷登只拿教授月薪。当时的国立大学常有欠薪情况,燕京大学从不拖欠。
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是司徒雷登主政燕京大学20多年里始终坚持的理念。
1920年4月,全国学联因政府与日本就山东问题的谈判宣布罢课,以示抗议。燕京大学的师生员工响应学联的决议,停课六星期,耽误的学业在暑假补足。1925年“五卅惨案”刚发生,燕京大学就发表了正义凛然的宣言,而代表中、美、英等国籍的燕京大学教职员起草宣言、责问英国当局的,正是一位英籍教授。难以想象,如果作为校长的司徒雷登不支持,燕京大学的教师们怎会有这样的行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师生走上街头游行,在队伍最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34年司徒雷登赴美,突然接到燕京大学要他火速返校的急电,原来北京学生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京大学学生宣布罢课。司徒雷登赶回后,立即召开全校大会。一些人以为,作为校务长的司徒雷登是不会支持罢课的,不料他却说:“我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大的学生是否也去南京请愿了。我听到答复‘是’,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为抗议日本暗中策划的华北自治阴谋,燕京大学的学生在寒冷的北风里徒步向西直门进发——男同学的领袖就是后来曾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黄华。
抗日战争正式爆发后,日本占领北平。日方经常找借口挑衅,逮捕燕京大学师生。司徒雷登少不得出面斡旋,奔走于美国领事馆和日本驻军司令部之间,他曾这样说:“北平沦陷期间,我的学生在参加爱国活动之后,回校时总会兴奋地告诉我,他们是如何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和人民的。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尤为感人的是他们已在身体力行燕大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北平沦陷前一年,司徒雷登回美国时,就商得美国托事部的同意,即便北平沦陷,也要继续办学。这个决策很正确。许多中国学龄青年,一时不能到后方去,又不愿就学于敌伪政权支配下的学校——燕京大学就成了他们理想的选择。从七七事变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四年半里,燕京大学保持着办学的常态。司徒雷登重新担任校长,他策略性地强调燕大是美国学校,悬挂起美国国旗,以防日机轰炸,还聘请了一位会说日语的燕大校友为校长秘书,与日方周旋,包括保释被捕的燕大学生。
1939年,司徒雷登在一次对全校师生的讲话中说:“燕京大学不是‘世外桃源’,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要关心国家大事”,“现在的燕京大学处在沦陷区,不要被日寇的反面宣传所迷惑”。日本人曾提出让日本学生进燕大读书的要求,司徒雷登表面同意,但坚持应和中国学生一样经考试合格方能录取,结果虽有日本学生报考,却因未达到标准,无一人进入燕大。
日本偷袭珍珠港,日美开战。第二天,燕京大学即被日军封闭,并拘押了司徒雷登等人。此后三年多的时间,司徒雷登一直被囚禁在北京东单三条日军看守所,与外界完全隔绝。直到日本投降,司徒雷登才获得自由,而这时他的著述已积页成册。出狱后的第二天,他就回到燕大,着手重建被日寇蹂躏得不堪目睹的校园——10月10日,燕大又一次开学了。 1946年,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他的燕大岁月也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