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曾摘要刊登在《炎黄春秋》杂志2012年第一期上 思想解放的先行者—胡开明 ——胡开明在安徽纪实 张育瑄 ?写在文前的话? 1982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来安徽视察。10月下旬的一天，胡耀邦在合肥稻香楼宾馆西苑的一次会议上说：“你们安徽最早开始搞包产到户、大包干的时候，我当时还不理解，不支持，是持反对态度的。但经过实践检验是对的，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解放生产力的，因此现在我是支持的。”“1960年以后，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醒悟早，可以说他们是我们党内的‘先知先觉者’。他们比较早地主张要改革1956年后农业长期推行的办法。少奇同志也好，小平同志也好，邓子恢同志也好，还有今天在座的胡开明同志。他当年在河北省就主张搞‘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当然，还有陶铸同志。他们都是我们党内的‘先知先觉者’啊！” 本文介绍的，就是被胡耀邦赞誉为我们党内的“先知先觉者”胡开明同志。 （一）从报界到政界，从省报副刊到省委大院，我有幸为彭德怀式的传奇人物胡开明当了四年秘书 1979年以前的20年里，我一直在黑龙江工作，从事新闻报道和报纸编采。虽然也当过林区采伐工，森林调查队员，在林业学院读过书，但一直没有中断过新闻报道工作。在东北最北端的一家林业报社当记者时，看到安徽日报上登载的万里的一段讲话，欢迎全国的大中专毕业生到安徽建功立业。经一位熟悉的同事介绍，1979年夏天，我被调入安徽日报社文艺部，担任副刊编辑，同时也作为文化记者，写一些文化消息和文艺通讯。恰遇安徽文艺界在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出国团组归来——安徽省杂技团访问西非六国演出凯旋归来，在同事邱正平帮助下，立刻采访了这个演出团体，并很快写出了8000多字的长篇通讯《艺惊西非的友好使者》，这是描述安徽在党的三中全会后第一个艺术团体在海外受到热烈欢迎的新闻稿。 那时，安徽日报在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后，正处于整顿的阶段。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派出了以省委副秘书长孙宗溶为组长的工作组进入报社，落实邓小平同志“整顿”的决策，拨乱反正，使报社逐步回归到“坚持党性，按党性原则办报”的正确轨道上来。孙宗溶同志曾是当年迎接解放大军渡江时皖南宣郎广党组织负责人，电影《渡江侦察记》里有他的形象和故事。他清正廉洁，行事雷厉风行，既有军人作风，又有文人气质，理论水平很高，遇事沉着冷静，工作比较泼辣，但又非常讲究领导艺术。他同第一副总编辑、老资格的新闻工作者冒茀君合作得很好，又加上第三把手党委副书记何荦，也是老革命，传奇式的人物。他是我党著名的地下工作领导人潘汉年的贴身警卫，当年一直跟随在潘汉年身边，“潜伏”在龙潭虎穴，英勇机智，真是九死一生。在他身上，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但也是因受潘汉年冤案的牵连，“文革”中历经磨难，所幸党的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恢复了党籍和职务，在配合党委书记孙宗溶工作上，是非常忠诚、默契的一位。 报社通过“整顿”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后来，孙宗溶被省委任命并经选举担任省政协常务副主席。何在离休后也被上海国家安全局作为潘汉年时代的“活档案”、“宝贝式的人物”重新聘请到安全部史料部门工作，继续为那段不太为人了解的历史，回忆并续写“惊心动魄，弥足珍贵”的“历史诗篇”。 我是1980年3月份离开安徽日报社，调到省委，担任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胡开明的秘书的。我的前任是胡瑞镜，他已经给胡老担任了将近两年多的秘书了，后来，又选来一位年轻同志叫汤德用，因本人感到不适应这项工作，只干了一个多月，就离开了。1980年3月一走上秘书的工作岗位一干就是四年。 在整整四个年头的秘书工作中，几乎每天都在开明同志身边。他的音容笑貌，他的处世为人，他的无私情怀，他的献身精神，今天历历在目，不由让人产生了深深的敬意与思念。 胡开明同志当时还兼任了省农委第二书记，农委第一书记开始是万里兼任，后由当时的省委书记王光宇兼任。（当时的省委书记相当于现在的副书记）省委第一书记是万里，第二书记是顾卓新。后边的书记还有赵守一、王光宇、杨蔚屏等同志，常委、秘书长是袁振。当然，分管其它方面的工作的除了胡开明，还有程光华、刘廉民等同志。我的感觉是，当时以万里为首的安徽省委一班人，是一个真正关心老百姓疾苦、真正为广大农民群众寻出路、谋幸福的领导班子。他们敢于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敢于支持农民在责任制方面的探索，这是一个团结、务实、创新的战斗堡垒。在万里支持下，胡开明、袁振两位同志在农业责任制上是冲锋陷阵的勇士，是敢于承担责任、敢冒风险的“中流砥柱”。 而光宇同志老练沉稳，思想解放，是坚决支持搞责任制的。 我第一次见到开明同志是在省委小花园。第一印象就是和蔼、慈祥，衣着朴素，一身兰色的棉布干部服，头发已斑白，但神采奕奕，干练，敏锐，淳朴中透着智慧，和蔼中显露着威严。猛一看，他是一位历经沧桑的老干部，一位普通的、平凡的人。但在他普通、平凡的装束内里，在他平凡的躯体里，却有着一副超凡的大脑，有着一系列超凡的、不同寻常的思维。有着一副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铮铮铁骨，有着几十年无私无畏、永不屈服的思想信念，把他比喻为彭德怀式的人物一点也不为过。但他比彭德怀幸运的是，他亲眼看到了他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张家口担任地委第一书记时所主张实行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农业责任制，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已风起云涌，遍及大江南北，象鲜花盛开在全国各地，而且为亿万农民带来了富裕、幸福；他还亲眼看到了1979年5月10日河北省委为胡开明彻底平反，推倒诬蔑不实之词，正式恢复名誉的决定；看到了1980年7月13日河北省委为当年张家口地委主要领导胡开明、葛启、解峰平反的决定，彻底摘掉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阴谋集团”、“修正主义反党集团”、“刘少奇的代理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帽子。更让胡开明高兴的是，1982年10月份，时任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为胡开明彻底平反，称赞胡开明是我们党内的“先知先觉者”，这无疑是党和国家一级领导为胡开明的平反，是最高当局的赞扬与肯定！ （二）胡耀邦称赞胡开明是我们党内的“先知先觉者” 1982年10月份，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来安徽视察。 10月下旬的一天，胡开明同志来到办公室，神采格外飞扬，满脸红红的，喜形于色。他高兴地说：“育瑄，耀邦同志给我平反了！党中央给我平反了！”他高兴地像个小孩子，非常兴奋。可以说，这一天是我当秘书以来看到开明最高兴的一天。听办公厅的同志说，近日耀邦同志一直在安徽视察。当时他在稻香楼宾馆的“西苑”居住。省委常委会也安排在西苑小楼里的一个会议室里召开，以便由省委汇报工作，耀邦同志作指示。 耀邦同志的记忆力让人称奇，他还记得这位当年在河北张家口主张搞“包产到户”而遭到毛主席严厉批评的胡开明。事情已过去二十多年了。 耀邦在省委常委汇报完了工作后，话题转到农村改革工作时深情地说：“你们安徽最早开始搞包产到户、大包干的时候，我当时还不理解，不支持，是持反对态度的。但经过实践检验是对的，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解放生产力的，因此现在我是支持的。”他转过脸面对着胡开明、袁振等同志说：“1960年以后，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在这个问题上醒悟早，可以说他们是我们党内的‘先知先觉者’。他们比较早地主张要改革1956年后农业长期推行的办法，少奇同志也好，小平同志也好，邓子恢 同志也好，曾希圣也好。说到这里，他高兴地朝开明同志点一点头，接着说：“还有今天在座的胡开明同志，他当年在河北省就主张搞‘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当然，还有陶铸同志。他们都是我们党内的‘先知先觉’者啊！” 耀邦同志的公正评价，不仅给胡开明同志彻底平反，而且彻底掀掉了压在胡开明及其家属身上二十多年的大石头。1982年10月29日，这是胡开明和夫人李克林以及全家人最幸福的一天。因为这一天是一个重大转折，虽然二十年前毛主席错误地批判了胡开明，但二十年后又是党的一把手胡耀邦坚持实事求是，把这个冤案翻过来了，而且还高度赞扬、评价了胡开明。我这个当秘书的，也打心眼里为开明同志高兴，为给这样传奇式的人物当秘书，感到分外幸运、自豪和骄傲！ （三）他是一位被毛主席批判错了，并被历史证明他 是一位具有历史性功绩的思想解放先行者 胡开明同志曾亲口对我说，“一二?九”运动时，他是北京东北大学学生领袖，是“一二?九”运动的“纠察队长”。但经深入了解，开明同志当时就读于北京冯庸大学，后转考进东北大学经济系。“一二?九”爆发当天早晨，他作为东大游行队伍的组织者，在集合起来的东大队伍面前进行了情绪激昂、鼓动性很强的“战前演说”。在这场运动中，他担任了“东北大学学生救国工作委员会”常委和东北大学出席北平市学联的代表、平津学联筹委会常委。由于他的革命活动和演说水平出众，激怒了反动当局，对他恨之入骨，曾先后两次将他逮捕，后一次给他带上手铐脚镣，关进死囚大牢。但他正气凛然，立场坚定，顽强斗争，直到获释。据了解，我们党的地下组织通过张学良（因张兼任东大校长）全力营救这批优秀学生。后张学良派出他的秘书（此人是我党地下工作者）到北平作工作，终于释放了胡开明等被捕、并即将送上刑场的学生。 在这期间，开明同志回忆起许多动人的故事。在繁忙的工作间隙，他叙述，我记录整理，先后整理出《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见附件一）、《发生在北平河北高中的一场激烈斗争》（见附件二）以及《第一次被捕、第二次被捕的经历》（见附件三）。 开明同志回忆的《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其故事情节被著名作家杨沫写进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人们以为是虚构的故事，但胡开明同志证实并详细讲述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开明同志说，在《青春之歌》里，许宁这个人物是以他为原型而塑造的。同时其他学生领袖和主要人物身上，也能看到开明同志的身影和故事。 看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能知道开明同志是怎样被一位爱国的老人、年轻的姑娘相救，是怎样把他藏进老百姓的被窝里。看到了这些内容，就会了解，人民是怎样用生命保护革命者，用生命保护共产党，真是催人泪下。 这也许能让我们理解，解放后胡开明当上“大官”后，为什么能不忘老百姓，敢为人民鼓与呼、为民请命，即使自己身受冲击、批判、诬蔑、高压，承受了几十年的政治迫害，也能为维护人民的利益宁死不悔。因为他有力量的源泉：人民！ 胡开明遭受几十年的政治迫害和无端打击，是因为他实事求是的主张，与我党建国以来长期“左”的政治路线和扭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错误作法，以及浮夸、冒进、官僚等风气发生了冲突。 胡开明作为高级领导干部，他没有脱离人民，没有高高在上，而是始终坚持深入下层，调查研究，查实情，说实话，办实事，有一说一，实事求是。他在长期的实践和探索中，冷静的思索多于感情的狂热，理智的思维多于意识的膨胀，坚信“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正确的认识来自于群众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这方面，他以冷静的思考、求实的态度、拒绝“跟风”的独立思考能力，站在了时代的前沿，成为思想解放的先行者，就像胡耀邦后来评价的：他是我们党内的那一批“先知先觉者”之一。他品质可贵之处是，不是学马列的皮毛，而是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因此他才能成为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和代言人。 胡开明一生中受到打击最大的莫过于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批判。毛主席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是伟人，对中国革命和共和国的诞生、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着杰出的贡献。这都是毫无争议的。但毛主席是伟人，也是一个凡人，他不是神。也是一位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的人。他也难以避免犯错误。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大部分农村因“天灾人祸”发生了历史上少有的饥荒，许多省出现了饥饿、寒冷而造成的大量死亡的状况。由开明同志担任地委第一书记的张家口市因地处高寒、北陲，加上狂风、干旱、冰雹、水灾、和鸟灾、病虫害，多灾并发，使饿殍现象更加惨不忍睹。胡开明下到多处农村调查，发现死亡人数日渐增多，有的村庄，甚至活着的人饿的没有力气，难以把死人从屋里抬出来埋掉。 在这种情况下，他冒着丢官和被批判的风险，力主解散“公共食堂”，允许农民有少量自留地和家禽，试行牲畜 “分户喂养”和“草半养”，允许荒山林地承包给个人，主张进行生产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试点。他的这些救人救命的措施使许多农村恢复了生产，重现了生机。特别是他的“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报告，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和采纳。 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后，胡开明经深入调查研究，又大胆推出了一种新的“包产到组”的生产责任制方式，在一些地方出现了良好的效果。1962年8月8日，胡开明为了农民的生存和发展，在中央北戴河会议上，不顾个人政治安危，直接向毛主席写信，建议在全国推行“三包”到组。本来，在这之前，毛主席曾批示、肯定了胡开明的郭磊庄生产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试点经验，似乎对包产的责任制有些兴趣，胡开明便放开了胆子直接上书。令人想不到的是，情况后来发生了巨变，毛主席突然在北戴河大谈阶级和阶级斗争，并在8月9日的会议上，即胡开明上书的第二天，公开批判了“包产到户”和胡开明。毛主席说：“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黑暗。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个竞赛。这实质上是大部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一边军烈工干家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了。 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 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论调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1960年以来，讲了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嘛！” 当时远在安徽担任省委副秘书长的欧远方后来回忆说，1962年9月安徽省委常委会在传达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时说北戴河会议批评了所有主张搞包产到户的干部，包括邓子恢 ，曾希圣、胡开明等人。可批评胡开明的方式也太新鲜，太不严肃了，竟在胡开明的人名上开玩笑，作文章，说什么，开明好啊，可你是“胡”开明。毛泽东喜欢在人名上发挥，开开玩笑，搞搞幽默，但在一个副省级干部身上，却是不多见的，因而人们印象特别深刻。 毛主席讲话中的这一句“我也可以压你一下嘛！”，令他本人想不到的是，这段话给胡开明及其一家人带来了将近二十年的灾难和痛苦，其间不知遭受了多少次批斗、殴打、囚禁、冲击和贬斥，几十年皮面丢光，几十年生不如死。亏得胡开明性格开朗、坚强，能透过历史风云，看得远，想得开。终于活了下来，终于熬到了阳光重现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活到了艳阳高照、春风拂面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亲眼看到了“左”的路线覆灭，实事求是路线的回归。亲眼看到了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的覆灭，党的正确路线的回归，并欣喜地看到当年他所主张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责任制在全国农村象鲜花一样盛开，全国农民陆续走上了文明、富裕、幸福之路，这是开明同志的最大心愿！真是好人终有好报！ 但是，改革开放前后，即1978年到1983年，胡开明在安徽省也经历了一场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激烈斗争。 （四）万里点将，胡开明走上安徽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第一线 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刚刚主政安徽时，安徽农村绝大部分地方受极“左”路线影响，尚未摆脱“大锅饭”、“大呼隆”的桎梏，农民虽然辛苦一年，地里就是不打粮食，广大农民还处在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困境，许多人家全家合盖一床破被，特别象沿淮南、淮北一些地方，凤阳、泗县、怀远等一些地方，冬、春季节，大批人外出讨饭，乞讨人往往把一些火车站候车大厅都挤得水泄不通。 农村的状况，使万里为首的省委一班人十分焦虑，如何改变这种农民吃不饱、田地不出粮食的状况，他们在思考六十年代“包产到户”曾使一些地方出现过“粮食丰产”、“农民吃饱”的现象。 万里这时想到了那位曾被毛主席点名批判而历史证明批判错了，至今被贬在河北省一个小县级市当最后一位（第八位）革委会副主任的胡开明。1978年7月份，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亲自安排胡开明到安徽工作。 胡开明在电话里对万里说，调转手续还没办，党员组织关系也没转，怎么动身？万里干脆地说，不用了，你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谁不知道？先来吧，手续以后办也不迟。 1978年7月12日，胡开明携夫人、延安时代的女干部李克林来到安徽。当时还没恢复省政府，胡开明被任命为安徽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分管文教工作，同时还兼任了省农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开始由万里兼任，后由省委书记王光宇兼任）。可能因为胡开明解放前曾搞过学运，当过学生领袖，分工时还分给他共青团、学联等群团工作。虽然他的分工很多，而实际上万里是把他推到农村改革的第一线，“好钢用在刀刃上”嘛！ 说到这里，不妨再说说万里。万里也是一块“好钢”，中央把他调到安徽，把这块“好钢”用在安徽这块“刀刃”上。最近看到陈廷一写的《天地良心——万里在安徽的岁月》这篇文章写道，1976年“四人帮”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被撤职罢官的铁道部长万里，正被下放在辽宁营口一个农场果园里“劳动改造”。1977年6月中央调万里到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同时，中央又委派学者型、精通经济工作的顾卓新和熟悉组织、人事工作的赵守一做他的左膀右臂。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复出，他对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叶剑英说，安徽是文革重灾区，又是一个最穷的大省，积重难返，问题堆积如山，要派一些得力的干部去！并对万里说：“你在安徽，要给我杀出一条改革的血路来！”又说：“贫穷落后不是社会主义。现在毛主席去世了，‘四人帮’打倒了，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两个凡是’解决不了饥饿问题。什么能解决问题，我们都可以试验嘛！也许我们的探索会失败，但是，我们允许失败，不允许不探索不改革啊！不改革是死路一条，因此我们没有退路，前面是雷区，后面是万丈深渊，必须杀出一条血路来！” 万里是背负着小平的嘱托和激励在安徽工作的。为了在安徽“杀出一条血路”，走出一条改革、探索之路，他也大胆地在全国点将，陆陆续续，顾卓新来了，赵守一来了，袁振来了，胡开明从河北沧州来了，他把一些敢于探索、敢于改革、知老百姓冷暖的，敢于为民请命的好干部配进了省委班子。 （五）胡开明奔跑在肥西与凤阳之间，为农民创造的 “大包干”和“包产到户”撑腰打气 胡开明在安徽的第一任秘书是胡瑞镜，后任省教育厅副厅长。他跟着开明近两年，他来自高教领域，可能考虑开明同志分管文教，比较熟悉业务。据他介绍，开明同志来安徽后对教育界大刀阔斧，拨乱反正，深入整顿，纠正了大量冤假错案，解放并安排了大批教育战线、文化战线的老干部、老教授、老教工，大家都称赞胡开明是个“好老头”，讲实话，办实事，工作严厉风行，办事干净利落。按着小平的指示，安徽文化教育战线很快步入正确轨道。但是，这一段，他的最大心思还是在农村。 1978年，安徽遇上百年不遇的大旱，八百里皖江和淮河的水位大幅度下降，许多支流已干涸，江淮大地河流沟渠不是断流，就是见底，许多地方连人畜饮水都发生了困难。预计这样下去，全省将减产几十亿斤粮食，又要出现饥荒年景。 1978年9月1日，省委常委会在稻香楼西苑的一个会议室里召开，专题研究如何战胜旱灾，渡过灾荒的问题。万里为全省的灾情和民众的生计深深的忧虑和愁闷。胡开明因是农委第二书记，又熟悉农村工作和农民的心思，在当时极“左”思想尚未完全清除，农村改革步履维艰之时，由省委直接提出“包产到户”的时机尚不成熟，但如何想办法渡过灾荒，给农民一条生路，开明同志还是有点子的。正在会议沉闷之时，胡开明站起来大胆发表意见：“大面积的秋种看起来已难实施，土地干得冒烟，种子种不下去。这样下去，土地将大面积抛荒，明年农民吃啥？一家人生活指望啥？农民穷得叮当响，别说没有那么多救济粮，就是有，哪里有钱去买？土地是集体的，也是农民的，与其荒在那里，撂在那里，何不借给他们去种？”万里和其他常委立刻眼睛一亮，好一个“借”字！打开了一班人的思路。赞成的，感到顺理成章；既使不赞成的，也不便反对。这个“借”，实际上就是“包”，让农民先“包”几亩干干看。 省委常委根据胡开明的提议，立即形成决议，制定了六条。其中核心内容是：为保命，“借”给每个农民3分地种，开荒、垫洼、边边角角的零散土地，则允许谁种谁收，粮食就归谁。 “省委六条”象一道晴天霹雳，震撼了农民的心，人们感到有了活路，有了前景。几千万被“大锅饭”、“大呼隆”的桎梏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农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与欢快。一个“借”字，土地终于回到农民自己手中，有了自主权了！ 胡开明对万里十分佩服，关键时刻敢于拍板。 胡开明深知，“省委六条”等于开了个闸门，省委说3分，下边就敢借3亩，人少地多的地方又能更多，农民就有用武之地了。当时中央只是肯定了联产计酬的办法，但仍严令不准“包产到户”。许多中层和基层干部被“单干”“复辟”的罪名吓怕了，都严守这个“底线”，不敢“越雷池”一步。 但当时胡开明和袁振却有着不同的观念，他们常常交流、恳谈，认为“包产到户”没什么可怕，也不应该算成“走资本主义”，应该算作农业生产的一种责任制形式。 胡开明认为，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只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只要按劳分配，就没有离开社会主义。来自于群众的农业上的种种责任制形式，只要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社会财富，改善了人民生活，就是标准，就是目的。他经常用最浅显的道理来证明他的观点。他常说，各单位的车队，司机就负责开一台车，这也是责任制。如果几十人轮番开一台车，不讲责任，很快就会把车开零散了。又如工厂车间里，每个车床总明确一个熟练工人掌握使用，决不会大家混起来随便用。农业也是这个道理，你把这块地包给一户或一位农民，他就有了责任，他就会好好侍弄，精心耕种。反正土地是集体的，这一点改变不了，何不包给他，给他自主权。为什么汽车、车床可以包给工人，土地为什么就不可以包给农民，真奇怪！ 那一段时间，胡开明一有时间就往肥西的山南跑，往凤阳的小岗村和一些萌芽搞包产的地方跑。他去的最多的山南，有个黄花大队借“省委六条”在区委书记汤茂林的支持下，大胆实行包产定土地：决定每个劳动力承包一亩麦田，半亩油菜地；定产量：小麦每亩200斤，油菜籽每亩100斤；定奖罚：超产时，每100斤麦子可提成60斤，若减产则百分之百赔偿。这叫“三定一包”。不到两天，全队1700多亩地被承包了1400亩。紧接着“三定一包”呼啦啦推广到全区7个公社78个大队，16万亩地全部承包到人。庄稼全部点播完毕，国家指令性任务完成外，还比历年多播种了8万多亩。 在当时，对包产到户分歧还很大，在一些人头脑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余悸还很严重的情况下，许多干部在观望，在犹豫。这时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赶赴山南来，给干部和农民吃定心丸：“不要怕。主要是要把生产搞上去，大旱之年，把粮食拿到手，即使包产到户，也没什么可怕”。 紧接着，身兼省农委第二书记的胡开明也赶到山南来，为农民撑腰打气。他安慰大家：“不要担心。要看实际效果，要看收成，别光把眼盯在‘红头文件’上。到秋后看看亩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坚持实事求是，就没错！” 原来，王光宇、袁振等一批领导都明确表态支持山南的试验。山南顶住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坚持“包产到户”，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第一个“包产到户”的典型。 胡开明另一个爱去的地方就是凤阳，跑了许多大队，许多生产队，走进许多农户。他到的第一个点是梨园公社。映入眼帘的是衣服破烂，低矮破烂的茅棚，几乎家家没有一床不打补丁的被子，几口人换穿一条破棉裤，多数人外出讨饭。不能外出的老弱残疾和儿童每天用稀汤野菜、山芋梗充饥。胡开明眼睛泪花在闪，他没想到，解放快30年了，广大农村仍处在这样赤贫状态之下。 在他经常去的小岗村，他每去一次都鼓励农民探索点办法，如何把生产搞上去。其实在他走后不久，十几户农民就开始酝酿着一个大的举动：全村（也是生产队）20户人家中，除了两户人外出不在本地外，其余18户都聚集在农民严立华家里合计一条生路。他们按下血手印以表盟誓、立约： 一、全队实行“大包干”，瞒上不瞒下，任何人不准走漏风声，向外透露； 二、交纳征购粮油给国家和集体时，任何人不准装孬，拖欠或耍赖； 三、村干部若因包产到户倒了霉或坐大牢，全村人要负责把他的子女抚养到18岁。 后来这种“大包干”责任制被简化为三句话：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既简明，又扼要，责、权、利分明。 一夜间，517亩地包到115人名下。这种“大包干”不久就显示出神奇。当年，全队粮食总产达到132370斤，相当于前五年粮食产量的总和。过去25年间，没有一年能交公粮，年年吃返销粮。然而这一年光交公粮就2500斤。县委书记陈庭元了解了他们的“机密”，也是来了个“瞒上不瞒下”，默认他们的办法，一直在保密。 1979年初胡开明再一次来到凤阳时，县委书记陈庭元了解胡开明的“心思”，对他放心，于是就把小岗村的“机密”透给了胡开明。胡开明心领神会，会心地笑了，并且满意地点了点头，似乎在给陈庭元吃“定心丸”。胡开明过了一会儿才说：“大呼隆”那一套，农民早就厌倦了，不灵了。大家“大呼隆”捆在一起，美其名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就是地里不长苗，庄稼不打粮食，这叫什么社会主义？工厂里的机器，一人开一台，那能叫资本主义？农民一人扶一犁，就叫“单干”吗？一人负责种一块地就叫资本主义？我看只要打下的粮食按任务上交，土地所有权在国家，不允许买卖，农民只有使用权、承包权，那就不是资本主义！那是名副其实的责任制！ 当农业生产责任制在中国农村全面开花后，人们都这样评价：责任制在肥西萌芽、开花，在凤阳完善、结果，后来走出安徽，在全国万紫千红！ 万里在凤阳表态，“大家大胆干，有我呢！”胡开明先后三次赴凤阳，一次比一次明确：“你们干得对！放开胆子干，实践是最好的证明！有了问题就往我身上推，就说是我支持你们的，反正我已经打倒一次了，再打倒一次也不怕！” （六）寒流侵袭，胡开明迎着反对声浪和凄风苦雨， 坚定不移支持农业生产责任制 正当肥西、凤阳以“大包干”和“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形式进行成功地试验，并取得良好效果的时候，1980年1月万里调离安徽、回京另有任用。干部的变动，带来了情况的变化。1980年2月份的国家农委办的《农村工作通讯》第二期和第三期上连续发表文章否定安徽的责任制，特别有一篇发自安徽宣城地区署名“印存栋”的文章，攻击安徽全省刮起了“单干风”。 在京的万里震怒。要求安徽省委派人调查“大包干”和“包产到户”责任制到底效果如何，用事实回答对责任制的责难。省委决定派出两个调查组。一个调查组由袁振负责，调查组人员由卢家丰和一位姓金的干事组成。另一个调查组由胡开明负责，调查组人员由胡瑞镜、张育瑄组成。当时我从安徽日报记者岗位刚刚调到省委任胡开明同志秘书，就参加了这次重要的调查任务。 两个调查组分头行动。调查的区域是相同的，一个是繁昌县，一个是芜湖县。调查的路线不同，由各自决定。调查的方式、题目、对象都分别由两个组根据实际最后做出，不受任何人的影响和干扰。 由胡瑞镜和我组成的调查组，在油菜花盛开的阳春三月，走遍了长江南岸的繁昌县和芜湖县。我们邀请了许多基层干部和农民进行交谈，并同县委、县革委会的领导同志、县农委的同志，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同志，同一层层的领导交谈，大家都非常坦诚的介绍情况，汇报责任制后的变化，也不回避存在的问题。 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了解，走访，核算，并经过梳理，我们写成了关于繁昌、芜湖两县农村情况的调查报告。根据全面情况，实事求是地做出了结论：（一）繁昌、芜湖两县农民所探索实行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不管是包产到组也好，包产到户也好，“大包干”也好，都坚持了土地公有，土地和水利设施仍为集体财产，农民只拥有承包权、使用权，而且都是按照责任制的形成作出规定，签定包产协议。上交国家的公粮一粒也不含糊，留给集体的一分一毫也不拖欠，农民的责任、权利明明白白。这绝不是什么“分田单干”，也不是什么“单干风”！《农村工作通讯》上的文章是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粗暴歪曲和无端攻击！（二）所谓“刮起单干风”后农村经济遭到破坏、集体财物遭到毁坏，也是一种不顾事实的瞎说。据调查，大多数生产队在实行责任制后，过去集体的农具、牲畜、房屋、机械，都采取了租借、转卖或有偿转让，或联户有偿使用，除极少数地方有些损失外，绝大部分地方解决的比较好，农民满意，干部们满意。过去集体所有的财产都得到了有效使用和保护。（三）实行责任制后，粮食、油料等农作物不但没有减产，而是大幅度增产，有的甚至成倍增产。两个县粮食、油料成倍增长的生产队是大多数，增长少的其幅度也在三到四成之间。面对丰产丰收，农民喜笑颜开，只愁没那么多仓库和存粮的囤，纷纷要求粮站多收一点。过去是口中没饭吃，家无隔夜粮。现在愁得粮食没处放。因为粮食收购站也没有精神准备，粮站也无法放开收购。胡开明听到这一情况后幽默的说，粮多发愁总比没粮挨饿发愁好啊！ 两个互不见面的调查组完成了调查任务后，先后向省委办公厅交出了调查报告。令人惊奇的是，据了解情况的同志说，两个调查报告所反映的事实完全一致，观点也完全一致，两个报告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为江南两县的责任制叫好，为农民创造的责任制撑腰，也为农村出现的蓬蓬勃勃的新形势击节赞美，两个报告都很快通过省委上报万里，让中央放心，同时也给那些向责任制发难、拨冷水的人以当头捧喝。后来，卢家丰那个调查组的报告还登上了新华社内参。两个报告不但摆上了万里的办公桌，同时也让更多的中央领导同志看到了这两份报告，对于中央了解安徽农业责任制发展情况，提供了有力证据。 如果说，《农村工作通讯》的发难是第一股“寒流”，不久，另一股更大的“寒流”也涌过来了。 1980年1月万里离皖赴京后，有些受极“左”思潮影响较深的同志，开始对责任制进行责难和质疑，甚至新来的接替万里工作的省委领导同志还提出“包产到户虽能增产，但干部要头脑清醒，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对农民的一些不正当要求，如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什么的，我们在迁就。毛主席早就讲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可我们是怎么教育的，教育他们去搞资本主义了……”。这些观点和认识传下去后，使许多中层和基层干部改变态度，对责任制产生了怀疑，形势急转直下。 当时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对责任制的责难是：“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不但退到了资本主义，而且退到了封建主义”，“搞包产到户是怂恿农民只顾眼前利益，自私落后心理的表现。”一些地方领导甚至闻风是雨，提出“紧急刹车”。 在与安徽交界的邻省的一侧，则出现了“顶住安徽的单干风”、“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标语。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王光宇、胡开明、袁振等同志没有动摇，没有低头，而是坚定不移地支持农民的试验，支持各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担任滁州地区书记的王郁昭，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还有更多的地一级、县一级领导感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特别是胡开明同志，在担任省委常委的同时，还兼任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辅佐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顾卓新，主持人大常委会的日常工作。在人大常委会刚刚组建起来，日理万机、格外繁忙的情况下，他挤出时间，多次深入到肥西、凤阳的基层社队，甚至深入到生产队和农民家中，调研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经过近两个多月的调研，在开明同志主持下，高思明同志参加，由我执笔，写出了《用肥西、凤阳的事实回答八个问题》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经开明同志审定后，很快送达省委办公厅。据说，袁振同志看到这个报告后十分高兴，称赞这个报告观点鲜明，立场坚定，证据翔实，内容感人，是一篇很有份量、很有说服力的报告。这篇报告雄辩地说明农民的探索没有错，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错，省委的支持、鼓劲没有错。不久，邓小平同志就对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出批示，加以赞扬和肯定。批示中提到，“安徽的肥西、凤阳出现的包产到户和大包干责任制，方向是正确的，是应当给予支持的……”当时作为一名秘书人员，总觉得小平同志一定是看到了的有关肥西、凤阳的调查报告，不然为什么对两个县的点名口吻、排列方式与调查报告一模一样。一定是小平看到了这个报告，为报告里的证据和数字所感动，而且他也知道胡开明是一位早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就主张搞包产到户的老省级干部，知道这位被毛主席批判错了的干部，是完全值得信赖的。因而在这关键时刻，对责任制作出明确表态，这真如甘霖，洒在广大农民的心田，也彻底扭转了一部分高中级干部对责任制的怀疑、责难和打击。 《用肥西、凤阳的事实回答八个问题》这篇调研报告，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从八个大方面回答了一些人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怀疑和责难。这八个方面是：（一）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是不是“分田单干 ”？（二）包产或包干到户后，集体经济是发展了，还是削弱了？（三）包产或包干到户后对国家的贡献是大了，还是小了？（四）包产或包干到户后，社队企业是发展了还是倒退了？（五）包产或包干到户后，机械化是不是受到阻碍了？（六）包产或包干到户后，科学种田是削弱了还是增强了？（七）包产或包干到户后，是否会造成军烈属、五保户没人管， 甚至出现“两极分化”？（八）包产或包干到户后，多种经营是否没有办法搞？ 在从八个方面回答一些人对责任制的责难与否定之前，调查报告的开头部分对肥西、凤阳两县实行的责任制情况作了全面、客观的介绍： 肥西普遍实行的是：“包产到户”，凤阳实行的是“包干到户”，即“大包干”。两年的实践证明，这两种十分接近而稍有差别的责任制形式，都有力地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增产、增收、增贡献的幅度很大。今年秋季作物长势非常好，是建国三十多年来没有过的。 肥西县从1978年冬天开始搞“包产到户”，1979年夺得了空前丰收，粮食总产达到75450多万斤，比1978年增长一倍。1980年虽遭受旱、涝、虫、低温等多种自然灾害，仍获得丰收，粮食总产达75466万斤。今年秋季，预计单是油菜籽就可收获9000万斤，比油菜籽大丰收的1979年还要翻一番，是1977年的五倍。 过去凤阳是穷出了名的“三靠县”，农民经常逃荒要饭。据不完全统计，从1953年到1978年的26年间，仅国家发放贷款、予购定金，人民公社无偿投资、水利投资、生产救灾、社会救济等款项就达14219万元。从1978年底开始，凤阳人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从实际出发，挣脱了“左”的束缚，大胆创造了“大包干”（到组）的责任制形式，第一年就取得了显著成效。到了1980年春，群众认为包干到户更好，于是又自发地搞起“包干到户”来了。而且很快扩大到98%的社队，真是“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不可阻挡”。面对这种形势，县委不是消极应付，而是主动地去领导，帮助群众加以完善，建立健全各种合同制。实践证明，包产到户在凤阳确实比包干到组更充分地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因而增产的幅度更大。拿没有搞责任制的1978年与搞了包干到组的1979年，包干到户的1980年作一对比：粮食，1978年全县粮食总产29500万斤，1979年猛增到44000万斤，1980年又增加到50200万斤。油料，1978年400万斤，1979年猛增到1240万斤，1980年又增加到2060万斤，每年翻一番。对国家的贡献年年都有大幅度增加，社员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人均口粮：1978年90斤，1979年602斤，1980年703斤；集体分配：1978年61元，1979年91元，1980年114元。去年全县95000多农户中，涌现出10300户年产万斤粮的“冒尖户”。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对于这种“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形式和分配方式都很满意，认为简便省事，真正做到了“一年早知道”。 上述情况，已经雄辩地说明了肥西、凤阳的责任制形式是成功的，后面的八个方面的答辩就更加有说服力，更加雄辩了。 （七）《用肥西、凤阳的事实回答八个问题》是代表亿万农民， 向全国人民呈上的一份义正辞严的汇报，是对责难、否 定、诋毁农业责任制形式的一次有说服力的回击 这份报告开头就说：不久前，我们到肥西、凤阳的一些社队考察了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感受很深。 肥西普遍实行的是“包产到户”，凤阳实行的是“包干到户”，即“大包干”。两年的实践证明，这两种十分接近而稍有差别的责任制形式，都有力地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增产、增收、增贡献的幅度很大，今年秋季作物长势之好，是建国30多年来所没有过的。 报告从以下八个方面作出了有说服力的回答。 （一）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是不是“分田单干”？ 我们在肥西凤阳所看到的事实证明，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都是目前农村集体经济中一种行之有效的责任制形式，而且为将来逐步向“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较高级责任制形式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不管是凤阳的包干到户还是肥西的包产到户，都不是什么“单干”。因为：第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仍然是集体的，只是包给农民耕种，不允许出典、出卖、也不允许葬坟、盖房。第二，集体财产得到了保护，还继续上交集体的提留，公共积累还是增加，农田水利设施没有受到破坏。大中型农机具仍归集体所有，有的折价承包。军烈属、五保户也都得到照顾。第三，生产仍受国家计划的指导，并能及时完成国家的农副产品征购、派购任务，最近农业部部长林乎加同志在凤阳讲：“现在有些人怕的是方向问题。实际上我们的所有制没有变，拖拉机、农田水利设施都是集体的……。现在群众联合起来买机器、买拖拉机，不也是集体吗？过去强迫组织起来叫集体，群众自愿组织的就不叫集体，哪能有这个道理？我们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中的生产责任制，不是资本主义的单干，我们没有受生产资料的剥削嘛！……干活‘一窝蜂’、‘磨洋工’是社会主义，干活积极、效率高就不是社会主义，哪有这个标准？！……它和过去的单干有本质的不同，它是集体经济中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形式。你们县里那些规定很明确，只要符合群众的愿望，生产能发展，国家能富，集体能富，个人能富，就是对的。”林乎加同志的这段话，帮助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 （二）包产或包干到户后，集体经济是发展了还是削弱了？ 过去“大呼隆”时，由于生产搞不好，社员透支户多，还要吃返销粮，集体的公益金、公积金、储备粮等各项提留，帐面上有，实际上找不到，都是空的。实行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后，由于粮、油增产，社员手中有粮、有钱，各项提留都能兑现，帐面上有，实际也有，而且逐年增加，这种集体经济是实实在在的。如肥西县董岗公社董岗大队张小郢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连续两年粮、油突破定产数字，去年多种经营总收15870元，比1979年增加3120元，集体提留1100多元。随着公共积累不断增加，当年基本建设投资达2095元，兴建公房两间，水利工程3处，购买面粉机1台，水电磨1盘，水泵1台，铁风车1台，电视机1台，还架设高压电线160米。现在这个队尚有公共积累5000元，继续用于扩大再生产。 肥西县山南区是实行包产到户比较早的区。由于连续两年粮、油大增产，1980年归还过去的贷款1059万元，全区水电费同123万元一次全部交清。这个区的公共积累到1980年已达到101.4万元，除去公益金、公积金、生产费用，其他各项提留达20.4万元，比1977年增长两倍。凤阳县周圩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后，不但粮、油增产，而且多种经营、社队企业越办越好。现在他们拥有用材林九千亩，果树九百亩，金针菜50亩，社养役牛320多头，还办起了砖瓦厂、石棉瓦厂，盖起了一座能容纳800多人的影剧院。公社尚有13万斤储备粮存在粮站。 （三）包产或包干到户后，对国家的贡献是大了还是小了？ 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后，对国家的贡献出人意料地增大了。肥西县1979年向国家纯贡献25383万斤。1980年在遭到严重自然灾害袭击的情况下，已向国家交售粮食2600多万斤，目前还在陆续出售。这个县的长岗公社，过去群众称为肥西的“西伯利亚”，土地瘠薄，灾害频繁，加上干活“大呼隆”，群众生活非常贫困。当地群众形容说：“春天吃槐花，夏天吃南瓜，秋天吃山芋，冬天靠国家”。1978年粮食总产仅610万斤，卖给国家75万斤，但又返销200多万斤，还要了国家救济款17万元。1979年实行责任制，1980年实收粮食1210万斤（比1978年翻了一番），卖给国家540万斤，为征购任务的三倍半。这一年虽然也有灾害，但全社一斤返销粮也没拨，一分救济款也没要。 凤阳县从1953年到1978年的26年间，国家共征购粮食12亿多斤，却返销了8亿斤，加上县内城镇供应粮76000万斤，两相抵销，吃国家返回的粮食36000万斤。1979年以后向国家的贡献逐年增加。粮食，1978年交售2900万斤，回销5300万斤，吃国家2400万斤；1979年交售8900万斤，回销250万斤，纯贡献8650万斤；1980年交售11500万斤，回销500万斤，纯贡献11000万斤。油脂，1978年交售40万斤，1979年猛增到248万斤，1980年达到400多万斤，为1978年的10倍。 有些原来生产比较好的地方，由于包产到户，对国家的贡献也越来越大，如肥西县的小庙区，全区粮食征购任务1540万斤，1978年仅完成1400万斤，1979年完成1900万斤，1980年完成3880万斤。油料1978年完成26万斤，1980年猛增到644万斤，是1978年的24倍还多。 （四）包产或包干到户后，社队企业是发展了还是倒退了？ 事实说明，包产或包干到户，促进了社队的企业发展。例如肥西县，1980年社队企业总收入达到2870万元，人均39元，分别比1979年增长18%和21%。由于实行了责任制，为发展社队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由于粮、油增产，社员收入普通增加，又为发展社队 企业筹集了资金，创造了条件。再者，社员富起来后，就要盖新房，迫切要求供应砖瓦等建材，这又促进了社队建材企业的兴起。肥西县按现有砖瓦的生产能力，20年也满足不了群众的需要。于是县委提出“国家投资一点，社队支持一点，群众自筹一点”的办法，新建了11座轮窑，69座小轮窑，年产砖8570万块，瓦650万片，分别比1979年增长了一倍和51%。今年将有4000户社员新建瓦房15000多间。 最突出的例子还是凤阳县考城公社。考城实行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后，针对有3500多名多余劳力的情况，就地取材，集资办起了19个社队工厂，加上原有的两个厂子，现共21个。以前两个厂子的产值仅15万元，纯利润47000元。1979年投资不大，但产值上升到817700元，纯利润183000元，1980年产值增长到138万元，纯利润32万元。这个公社全心大队的队办企业办得最好，1979年产值18万元，1980年23万元，两年共获纯利润16万元。他们利用这笔钱办了3件事：1.大厂带小厂，又办起了木器厂，还买了6部织袜机和两部尼龙衫机，办起了尼龙衫针织厂；2.花了32000元，架了4华里电线（家家通了电），买了两部江淮40型拖拉机、一部江淮大汽车；还替社员交水费1300元，买了8000元的磷肥；3.为社员分担社队提留2000元，并拿出7000元为学校盖了8间砖瓦结构的新房。现在，这个公社办的21个工厂，安排长年固定工人625人，亦工亦农的工人（每年大约干8个月，其余时间务农）1800人，共2425人，不但把多余劳力安排了三分之二，而且增加了社员收入，也增加了公共积累，壮大了集体经济。 （五）包产或包干到户后，农业机械化是不是受到阻碍了？ 肥西和凤阳实行包产或包干到户后，出现了集体买、集体与个人合资买、社员与社员合资买、社员个人出钱买各种农用机械的新情况，农用机械不仅没有减少，而是越来越多了。 凤阳县考城公社尤其说明问题。“大包干”以前的20多年时间里，全公社仅仅买了4部大中型拖拉机，实行包产和包干到户的短短两年中，就发展到12部，增加了8部，其中7部是集体买的，1部是社员自己集资买的。手扶拖拉机原来只有9部，这两年猛增到40部，大部分是社员自己集资买的。大汽车，过去只有两部，是公社买的，这两年增加到6部，两部是大队买的，两部是社员集资买的。 凤阳县两年来农用机械特别是拖拉机有很大增长，如大中型拖拉机，1979年增长到269台，1980年又增长到320台；手扶拖拉机，1979年增长到1130台，1980年增长到1672台。现在，社员购买农机、轻工产品的能力越来越强，从县物资交流大会的营业额也可见一斑。在今年3月份的物资交流会上，山东荣城县生产的一种叫“小四轮”的拖拉机，短短几天内就推销了163台。 （六）包产或包干到户后，科学种田是削弱了还是增强了？ 我们在肥西和凤阳都看到千家万户学科学、用科学、普及科学的动人景象。肥西县已基本实现了小麦良种化，看不到优劣混杂的现象。油菜籽也大部分用“甘兰型”等良种。今年，肥西、凤阳两县由社员集资、大队生产队出面买了许多塑料薄膜，采用塑料棚育苗的先进技术，进行早稻育秧，效果非常好。这在过去“大呼隆”时是很难办到的。 有一次，凤阳县江山公社和板桥公社联合举办农业技术讲座，那天正逢赶集，农民争先听讲，不仅会场里挤得满满的，而且窗外趴满了旁听的人。许多人听了课，还要求农技人员给他们个别辅导。包干到户后，社员同生产队签订了包产合同。他们在茬口安排和耕作技术方面，完全有了自主权。过去靠行政命令搞的那种脱离实际、形式主义的“科学种田”，现在搞不起来了。但是，广大农民是迫切要求学习农业科学技术的，而农业科学技术人员很少，不可能挨家挨户地去指导，怎么办？今年，凤阳县召集农业技术人员座谈，要求他们根据县生产任务和遇到的问题，分水稻、棉花、烟叶、病虫害、化学除草5个方面写出讲稿，举办农业科技讲座，并且组成农业科技报告团巡回到各区社讲课，很受社员欢迎。 （七）包产或包干到户后，是否会造成军烈属、五保户没人管，甚至出现“两极分化”？ 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是农民普遍开始富裕起来，但富得有快有慢，富裕程度也不尽相同。家中劳力多、技术高的户，富得快些，反之，就慢些。但总的讲，并没有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而是普遍向富的方向发展。大概有20%到30%的户会先富起来，40%到50%的户处于中间状态，10%的户暂时还有困难，但也比过去好了一些，开始向富的方向发展。对军烈属和五保户以及职工家属，普遍都有照顾，从集体提留中付给基本口粮和零花用。在一些责任制比较完善的地方，对他们的生活照顾得更好一些。有些困难户由于发挥了本身的长处，生活过的很好。如凤阳县考城公社许村大队许南二队社员许国升，一家九口人，老的老，小的小，没有一个整劳力，过去一直是靠救济过日子的。现在他家养了230只长毛兔（每年剪兔毛收入1800多元），15只大鸡，60多只小鸡，去年又养了两头牛、12只羊，全部收入达7000多元，每人平均800多元，由困难户变成了富裕户。 肥西县在实行包产到户后，比较注意对军烈属和五保户的生活安排。所到之处，干部和群众都反映，过去是社员普遍穷，这些户穷上穷。如今是社员普遍富了，集体提留多了，对军烈属、五保户的生活照顾也就多了。化岗公社有个大队实行的办法是：每年给五保户口粮700斤（一般社员人均口粮是601斤），油5斤，皮棉2斤，花生10斤，并由队里的非包工代耕自留地。如有能力饲养猪、牛、羊、鹅、鸭、鸡等家禽家畜，种植经济作物，队里给予扶持，收入完全归自己。柿树岗公社朱夹巷生产队困难户吴应芝，60岁，患神经病，儿子23岁，患严重肺结核，生产队划给2.5亩地，由队派人帮助使牛、栽插、收割。去年收紫菜种70斤，油脂30斤，粮食2000多斤，人均口粮达1000斤，吃油15斤，生活大有改善。农民深有体会地说：只要这种办法稳定三五年，我们都会过上好日子，哪能会出现什么“两极分化”！ （八）包产或包干到户后，多种经营是否没有办法搞？ 过去干活“大呼隆”，把社员都捆在大田里，寸步难行，没有办法发展多种经营。实行包产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后，农民有了种田的自主权，也有了发展家庭副业、发展多种经营的自主权。现在，劳力一般都有多余，家里的妇女、老人、小孩也可以发挥潜力，发展各种家庭副业。不少生产队在包产到户的基础上，把一些多种经营项目包给社员去搞，效果很好。如肥西县张小郢生产队，把棉花田、水塘养鱼、林业、粮油加工、豆腐作坊、西瓜田，都包给经验丰富的专业户或专业工，使多种经营发展很快，队里的积累增加，社员的收入也有很大增加。1980年，这个队多种经营收入7300多元，比上年增加6100多元。这笔钱已开支一部分用于基本建设、水利工程、购置农机具和发展教育等，现在队里尚有公共积累5000多元。朱夹巷生产队有14个男劳力从事多种经营，其中两个在公社企业，两个在大队企业，10个承担了全队的林、牧、副业生产，并实行“三定一奖赔”即定产、定工、定费用、超奖减赔。由于多种经营发展，1980年不仅为队提供了发展生产的资金2300元，而且提供了大量的优质粪肥。1980年生产队总产值51000多元，其中多种经营的产值占了22000多元。 现在，肥西、凤阳两县都对多种经营做了认真的规划，争取在二三年内有个大的发展。 （八）在胡开明同志指导下，在完成《用肥西、凤阳的事实回答八个问题》调查报告后，我言犹未尽，又写出了一个诗报告《凤阳，我捧给你水晶般的诗行》，礼赞凤阳，礼赞伟大的中国农民 那一段时间，胡开明同志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他用最朴素的语言、最简单的道理来讲述现阶段为什么农村还不能搞太高级的生产组织。农民的思想觉悟和农村的贫困现状决定了要实事求是地采取较低形式的生产方式，方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只有包产到户、大包干这种责任制形式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责任心，积极性，才能改变“千家万户硬捆在一起，田里就是不打粮食”的困境。这段时间，跟随胡开明同志三番五次地跑肥西，跑凤阳，80年以后所显现出来的巨大变化，拨动了我心中诗的琴弦，在整理、撰写调查报告《用肥西、凤阳的事实回答八个问题》的同时，我又写出了一首长诗《凤阳，我捧起你水晶般的诗行》。因这首诗歌是用诗的语言，诗的激情写成，但反映的是农村的巨变，是真实的社会现实，因此就标上“诗报告”这一体裁。这首诗初稿于81年初，定稿于82年上半年，不久发表在安徽日报《黄山》文学副刊上。因诗歌是在社会特别是在领导层对责任制尚有争议的情况下发表的，因此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在离开秘书工作岗位后，省委安排我到安徽日报社工作，在安徽日报担任副总编辑工作十五年（1983年——1998年），后又被任命为安徽日报党委书记、总编辑（1998年——2001年）。这二十年间，还兼任了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省新闻摄影学会会长等职务。1999年后，还兼任了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的职务。 诗报告： 凤阳，我捧给你水晶般的诗行 ——献给伟大的中国农民 呵，凤阳！ 安徽的凤阳， 中国的凤阳， 十亿人民心尖上的凤阳啊， 四海瞩目的凤阳！ 今天， 我 愿用心血做炉火， 为你熔铸 水晶般的诗行…… 如今， 你再不用 挎着要饭篮子， 沿凄风苦雨的江南石板路， 去四邻八乡 行乞， 如今 你再不用 含着带咸味的泪 背着花鼓 在风沙迷离的黄河故道上 卖唱…… 如今 你再不用 穿着破衣烂衫 在饥饿和孤苦中 踟蹰， 再不用 索索抖动着 青筋凸起的双手 在绝望和失神中 踉跄…… 呵，凤阳！ 五十年代初 你曾有过几年 穿新衣 吃陈粮 庆丰年 喜洋洋 的时光， 可是 那是多么难忘的 让人留恋的 一瞬间哟， 就象 早晨的霞霓， 转眼间 就飘走了 不知 去了何方！…… 凤阳啊，凤阳！ 从一九七八年底 你 开始变了， 就象快要成熟的 二八姑娘 一天 一个模样！ 我该唱你什么哩？ 凤阳。 在你 讨饭人 用泪水浸湿的 土地上， 你 拆掉了 一片又一片 用黄泥和茅草 搭起的 小屋， 在 阳光和煦的 宅基上 你 盖起了 一排又一排 红砖、青石的 水泥、钢筋的 亮堂堂的 新房！ 不，凤阳， 关于这些， 不必再为你歌唱。 在你 光棍成群 三十大几 难以娶上媳妇的 一荘又一荘， 大红双喜字 映红了新郎 那一张又一张 憨厚的 羞涩的 笑脸 和那 滌卡的 毛滌派力司的 衣裳…… 爆竹的 噼噼啪啪 唢呐的 带淮北风味的 幽默、风趣的 调门， 直闹得 俊俏的新娘 心里发慌…… 不，凤阳 关于这些， 不必再为你歌唱。 在你 榆钱儿、槐树叶、山芋干子 难以 塞饱肚皮的 家家户户。 在你 干涸了 好多好多年的 油瓶子旁， 黄澄澄的麦子 撑破了 一圈又一圈 席囤， 透明的、喷香的菜油 溢出了 一口又一口 大缸！ 不，凤阳， 关于这些， 不必再为你歌唱。 在你 还没有 来得及拆的 用土坯支起的 小桌边， 刚刚运回家的 站柜和五斗橱 飘着香气 锃明瓦亮， 在你 常倚讨饭棍的 东西两厢 如今倚着 青岛的“金鹿” 上海的“凤凰”。 在你 刚刚拉进屋里的 红色的、绿色的电线下， 摆着 上海的“凯歌”，日本的“三洋”， 你那双 满是厚茧的手 颤抖着，颤抖着 久久地，久久地 难以把插销 按上。 不，凤阳， 关于这些， 不必再为你歌唱。 在你 悠悠往日 三伏夜半 那些 饿瘪了肚皮 无精打采的穷汉们 谈天说地，骂街打诨的 场院上， 那位 二十年一贯制的老“低保户”， 一把甩出几百元 为全村人包的 两部新电影 刚刚开场。 在你 曾经叩头求雨 祈祷上苍的地方 农业技术员 在小黑板前 正在讲 种子和农药 化肥和土壤， 免得 这家请，那家拽， 仿佛要把人扯成八瓣 把农技员拉得 嗷嗷叫娘…… 不，凤阳， 关于这些， 不必再为你歌唱。 我要唱你什么哩？ 凤阳…… 呵，凤阳， 我要唱你 实行责任制的历史上 最值得歌唱的 光荣的一章！ 那是 一九八0年， “小荷刚露尖尖角”， 就遭遇了一场 倒春的寒霜， 这就必然的 在你凤阳人心上 留下了 深深的创伤…… 有人一时不明 倒也可以原谅 虽然非议你 却是好的心肠。 但 也确有 思想僵化者 起劲反对你 他们历数 大包干的“罪过”， 说你 刮的是单干风 走的是回头路 搞的是“复辟”、“倒退” 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什么“冒尖”？ 什么“致富”？ 全是秀才们编出来的 骗人文章！ 这句句话 象把把钢刀 剜凤阳人的心呐 就象大热天 在凤阳人头上 浇下来百度沸点的 滚油热汤！ 可是 你—— 顶天立地的凤阳人 没有给中国农民丢脸， 你—— 顶住了！ 你—— 高昂着庄稼人 岩石般 不屈的头颅， 你—— 挺起了 中国农民 承受了五千年重压的， 长城般的 脊梁！ 是的 你坚信 省委 体民情，察民意 你更坚信 三中全会后 清如水，明如镜的 党中央！ 不是 大人小孩们 常在灯下、枕边 传递那两句知心话吗： “要吃米 找万里， 要吃粮 找紫阳”…… 在 天大的压力面前， 一掏这知心话， 想起我们 伟大的党 浑身都是力量！ 责任制， 就是好！ 大包干， 干下去！ 你们 用奇迹般 让人难以置信的 富庶和巨变 驳倒了他们 让 “大呼隆”的迷恋者们 “两个凡是”的信奉者们 在庄户人面前 出了洋相！ 凤阳呵，凤阳！ 我要高声为你歌唱！ 我要高声为您歌唱！ 一不唱你的粮山棉垛， 二不唱你的小楼新房， 三不唱你的家用电器， 四不唱你的饭美菜香。 不唱王郁昭，不唱陈庭元， 我要唱—— 唱你凤阳人的无畏和刚强， 唱你凤阳人的骨气和胆量！ 唱你 凤阳广大干部 为了人民吃饱饭 不怕丢官挨批斗 在十级风浪面前 比泰山还要稳当！ 我还要唱—— 唱你更加美好的未来， 唱你更加坚定的信念， 唱你 同祖国一块振兴的 冉冉升起的 希望！ 唱你—— 大鹏展翅 肩扛“翻两番”的宏图， 在祖国辽阔的苍穹 振翼飞翔！ 如今，中国有一个凤阳， 百个凤阳， 千个凤阳！ 过去是要饭的凤阳， 如今是富足的凤阳， 三千个凤阳， 三千首动人的诗章！ 呵，凤阳， 可爱的凤阳， 这就是我—— 一个对你满怀深情的人 捧给你的 不！捧给全中国农民兄弟的 水晶般的 诗行！ 诗报告《凤阳，我捧起你水晶般的诗行》这首诗距今已三十年了，但还能看到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 这首诗当年在《安徽日报》发表后，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去北京开“两会”就带上这张报纸去中南海，送给万里看。大概是在1982年春天，我作为安徽人大代表团工作人员也正在北京。一天，陈庭元把我叫到他的房间，神神秘秘地说，你的诗送给万里看了，看完他非常高兴。他赞扬你啦，说诗写的有激情，在有争议的情况下，敢于礼赞大包干，称赞凤阳农民，说明这个年轻人不但有才华，还有胆识。我说，万里同志提没提出意见？他继续说，有一个地方需要修改一下，支持责任制的，地区是王郁昭，县里是我，当时翁永曦还没到凤阳。（注：原诗里曾提到过接任陈庭元的县委书记、年轻干部翁永曦。根据陈庭元转达万里意见，在最后一稿修改时将翁删掉了。） （九）大声疾呼“坚持实践标准，敢为真理献身”！振聋发聩，敢为人先 1978年7月胡开明应万里之邀来安徽上任后，就遇上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他作为一位几十年的思想解放的先行者，再次显露出他思想先行、实事求是、遇事果断的无畏精神。1978年10月16日至11月5日在芜湖召开的“全国西方哲学学术讨论会”上，继于光远发表了指导性意见，冯定、祝明夫、邢贲思等理论大家发表意见之后，胡开明发表了《坚持实践标准，敢为真理而献身》的讲话。他说：“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要采取科学的态度，不要采取反科学的态度，要真高举，不要假高举”。他针对一些人打着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反对突破毛主席定的一些实践已被证明错了的农业政策上的框框，胡开明说：“有的人似乎对毛主席很有感情，要句句照办，其实是借高举以营私，举得只是旗杆，连个旗帜都没有，只举旗杆不举旗帜，他要干嘛呢？要用旗杆打人，伤害同志，伤害农民，伤害百姓。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啦，什么‘复辟’啦，什么方向不对了，什么‘砍毛主席的旗帜’啦，什么‘破坏集体经济’啦，什么‘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一夜回到解放前’啦，这些都是用旗杆来打人的！各类承包制已证明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是符合现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什么错？有人谈‘包’色变，我看实际上是头脑僵化，作茧自缚！”这位当年曾被毛主席点名批判的省级干部，沉寂多年，一旦走上政治舞台，仍然锋芒毕露，认准了“真理”，一步也不退让！ 当时滁州地委书记王郁昭，先是在凤阳，后在来安、天长，继而又扩展到全滁州地区，搞起了“大包干”和“包产到户”责任制，农民喜笑颜开，大丰收在望。但反对的浪潮也很凶，王郁昭、陈庭元这些人政治压力非常大。在这关键时刻，万里派胡开明出席在滁州召开的一次全省宣传部长会议。胡开明在最后代表省委作总结讲话时说：“什么事都要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衡量。大家可以到大田里看看庄稼，到农民家访访农户，一看便知，一问便知，让实践来回答。许多地方，农田包下去，粮食就翻番，粮囤都撑开了，收购站前卖粮车排起长队，农民开始吃得饱，穿得暖，家里有了陈粮，油都吃不了啦。这不叫分田单干，是一种责任制形式！土地还是国家的，农民承包这块地，就象司机承包了一部小车，车还是国家的。不能说一承包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王郁昭同志推行的责任制我看是正确的，是非常适合农村现状的一种责任制形式，省委支持他！” 有人说，中央文件上也没允许搞“包产到户”。 胡开明说：“一切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如果它正确，迟早，中央也会支持，也会写入文件的。路是人走出来的，总要有一些先行的人，把路踏出来！凤阳，滁州，就是先行试验，先行开路的拓荒者。” 王郁昭说，胡开明一席话，在关键时刻给予了最宝贵、最有力的支持。 1979年8月28日，胡开明受省委委托，出席安徽省真理标准问题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表了题为《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端正思想路线，把思想进一步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会精神上来》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强烈呼吁：“我们需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来。只要有利于发展现代化的事，我们就要支持就要做，再不能畏缩不前，前怕狼后怕虎，象小脚女人一样走路了。” 胡开明反对一事当前，先问姓“社”还是姓“资”。他认为姓“社”姓“资”要让实践来检验。同时胡开明还认为，精神与政治思想工作都不是万能的。比如“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天天讲基本路线，四清，割资本主义尾巴，反右倾，拔黑旗，学大寨，争上游，运动一个接一个，口号一串连一串，可农民的积极性就是调动不起来，地里就是不出粮食，大呼隆，磨洋工，到处都是消极怠工、衣服褴褛的人群，其根本原因是多劳不多得，劳动付出与每人的收入不挂钩。 胡开明认为，厂矿的工人可以实行单机操作，以人定量，为什么就不允许农民来承包土地，以人定产，包产到户？有人说包产到户容易使农民一家一户私心膨胀，是迁就农民落后意识，诱发私心，容易产生自私落后心理。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时农民都是单干，为什么大家也都一心向着共产党，推小车送粮，背上物资慰劳大军，你能说农民是自私的吗？ 胡开明认为，物质利益调动起来的积极性，虽会有私心成份，但确能提高生产率，确能调动起积极性。列宁强调过，对个人利益的关心，能够提高生产。这就是迁就农民的落后意识吗？如果是，那么在一个时期内就应该迁就。现阶段你不迁就，农民就没有生产热情。 事实证明，胡开明按照农村实际，主张支持包产到户、“大包干”责任制是正确的。一天，中央广播电台播发了邓小平的重要讲话。他指出，农村政策放宽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0年秋天，中共中央下发了75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包产到户”责任制，压在胡开明头上的大石头终于掀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来，真理一直握在胡开明手上。 （十）他是三中全会后安徽省人大常委会第一任常务副主任 兼秘书长，主持人大日常工作，是一位省级人大工作 的探索者、开拓者、奠基者 1980年初春，安徽恢复人大建制，选举产生了安徽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班子，胡开明被全体代表选举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分工时被确定为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和选举委员会主任，主持人大日常工作。当时人大常委会主任是顾卓新，因顾是省委第二书记，协助万里主持省委日常工作，因此，人大这边的工作就全部交给了胡开明同志。当时，副主任中还有黄岩、杨明、马长炎、张祚荫、李凡夫，科大的副校长杨承宗，妇女干部应宜权。人大当时没设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是邓泽民同志。 因人大工作刚刚恢复，胡开明同志做了大量探索性、开拓性的工作，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人大领导同志中是很受瞩目、很有创见的一位同志。记得80年上半年我跟随胡开明同志列席了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扩大会议。会议的主持人是彭真、习仲勋同志。我记得，我同开明同志坐在会场中部，四周大部分是老资格的副委员长，前排坐的是邓颖超同志，后排坐的是周建人先生，坐得很近，头发丝和脖颈上的小痣都看得清清楚楚。彭真同志同开明同志很熟悉，特意给他打招呼，显得很有感情。我正好坐在中间过道上，会议中间习仲勋同志有事走过来，看到我，俯下身微微笑着做了个“鬼脸”，还幽默地一笑。可能是看我那么年轻，满头黑发，在这个满是银发老人的会议厅里，很显眼，特意逗我一笑。这立刻让人感到他一定是一个没有官架子，平时很乐观，很幽默的老同志，而且见了年轻人特别高兴。 在这次会上，胡开明同志就如何发挥好人大的职权，如何按照宪法的规定，发挥好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的作用，作了很有份量、很有前瞻性的论述。他的一个重要观点，引起了当时会议主持人彭真的重视，引起了邓颖超同志的关注。开明同志当时说：“人大常委会应当代表人民大众，按照宪法精神，实行对政府的监督，实行对司法部门的监督，在法律建设上发挥关键性作用。”彭真当场表态说：“开明同志意见很值得重视、研究。人大是要改变人们所说的‘橡皮图章’的旧印象，既然是最高权力机构，就应该发挥这个机构的作用。” 胡开明现场的讲话，也让一些省市自治区的人大同志感到是否过火了，人大怎么能监督政府？胡开明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论证。他说，应该认识到，党是国家政权的领导者，不是管理者。党作为国家政权的领导者，就是要从各方面来保证各级政府、人大、法院、检察院等国家机关行使自已的职权，其中包括保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它的常务委员会真正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 同时，党的、人民的意见只有经过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通过和决定，才能成为法律，成为国家的意志。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依法办事是一致的。 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一种政治领导，不是采取简单的行政命令或包揽一切，而是通过党提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自己的党员在国家机构和其它组织中的作用，通过对广大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与群众的密切联系来实现的。 当然，党委和人大在政治上是领导和被领导关系，这是做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根本保证，这条原则是必须坚持而丝毫不能含糊的。但是也不能把这种政治上的领导理解为法律上的上级和下级的关系。办法就是正确处理依靠党委领导和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 胡开明指出，在人大常委会同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的关系上，有人觉得“监督”二字刺耳，我们应该认识到，人大和它的常委会对各级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的监督，是代表人民的意志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一项重要职责，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服务。 胡开明还指出，全国人大同各地人大常委会的关系、上下级人大常委会的关系，是工作上联系，法律上监督，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胡开明真敢放炮！ 大会上，邓颖超同志也作了表态，她很谦逊地说：“开明同志的发言很好，对我很有启发。他的观点看似超前了，但实质上可能是未来人大工作发展的趋势和最终的一个落脚点。我建议向开明学习，回去后都好好学学《宪法》。”果然，若干年后，随着人大工作的深入和职权健全，人大常委会监督“一府两院”工作已是人大工作的一项经常性的、常规性的重要工作。可是在1980年初，能如此认识，确实让人感到开明同志的探索精神、开拓精神和秉公直言的精神是多么可贵、多么令人敬佩！ 这次会议，让彭真、习仲勋和许多委员长感到振奋和舒心，因会议结束，过了饭时，中午一点多，彭真特意在会议厅所在的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宴请了与会同志。我陪同开明同志也应邀出席。席间，彭真委员长来到我们这个桌，与开明同志碰杯、问候。在人大的这段时间，根据我的回忆，并参照时任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任邓泽民的回忆，胡开明同志从以下十个方面推进了省一级人大的基础性、开创性工作： 第一，是带领办公厅一班人，加强学习，统一认识，深入学习《宪法》和地方组织法中有关人大常委会性质、地位、职权和工作的有关规定，学习彭真的一系列讲话，明确了人大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行使立法权、决定权、任命权的工作范畴和工作规则。它的基本活动原则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集体决定重大问题。它通过的法规、决定、决议、议案和任免事项，都要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才能有效。它与市、县人大常委会在法律上是监督关系，在选举上是指导关系，在工作上是联系关系。它既是权力机关，又是工作机关。 第二，是建立机构，选配人员。包括设立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设立选举、财经、政法、科教四个专门委员会。人员配备上坚持需要、胜任、精干、效能，做到了边筹建、边学习、边摸索、边工作。 第三，是在全国省一级人大常委会中比较早地制定出《省人大常委会工作试行意见》，对人大常委会任务、职权、组织原则、工作方法，以及办事机构的设立和运转方式，都作出明确规定。其后，许多省、市、区的人大都纷纷借鉴安徽的作法和试行意见，完善人大自身工作，成为省一级人大的一个标杆。 第四，是建立制度，规范运作，工作逐步进入正常轨道。这段时间，胡开明同志带领大家先后制定了人大常委会议制度、主任办公会议制度、党组会议制度、常委会委员视察制度、提案办理制度、同省人民政府联系制度、代表联系制度等，使人大常委会工作步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在这方面，胡开明同志呕心沥血，埋头工作，象辛勤园丁，浇灌着人大工作的花园，使之百花盛开，争芳斗艳。 第五，是努力推进开创性工作，制定大量地方性法规，为安徽省社会经济和文化科技的发展，在立法层面作出巨大贡献。在短短几年内，共推出十几部涉及计划生育、法院工作、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村镇建房用地、人大代表选举、城乡集市贸易及市场管理、规范市场行为等地方性法规，从而使全省各地有法可依，有序发展。 第六，是创办并推出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内部刊物：《安徽省人大常委会会报》，1980年3月3日正式推出，加强了常委会和办公厅与全省2000多名人大代表的联系、沟通，并逐步扩展到市一级、县一级人大代表，与上万名各级人大代表建立了信息渠道。会报每期都及时刊载省人大常委会文件、刚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和任免名单。人大负责人和一些委员的一些重要文章和学习心得、视察体会也常常刊发。1982年10月，又编辑出版了《安徽人大工作》，主要介绍各级党委如何加强对人大工作的领导，以及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建设、发展和工作状况，以及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如何依法行使职权方面的经验与作法。 第七，是每年都要作好各项准备，开好每年一次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地方组织法规定，代表大会由常务委员会召集。特别是1981年五届三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办公厅主任带领有关人员提前于1980年12月初赴京，拜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学习他们的办会经验。作为秘书人员，我也接受指派参加了这次学习活动。我们到了北京被安排住在西单以北距“毛家湾”（据说是当年林彪的住宅）附近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招待所居住。这个学习小组返回安徽后，在开明同志安排下，分别向主任办公会议和党组会议作了详细汇报，并提出了本省的借鉴意见，随即起草了《关于召开安徽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决定（草案）》，拟定了开好大会的会务工作方案，经省委批准，人大常委会通过，付诸实施，从而保证了代表大会的圆满成功。 第八，是认真组织、实施好每年一度的安徽代表团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组团、赴京、代表接送、会务服务等项具体工作。特别是第一次组团赴京是在1980年8月26日，安徽代表团集体乘飞机赴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顾卓新同志任团长，胡开明任副团长兼秘书长。从那以后，每年一度的组团工作，一年比一年成熟，一年比一年圆满，这中间，无不渗透着胡开明这位常委会和办公厅“当家人”的汗水和心血。 第九，是胡开明通过主持人大日常工作，越来越感到，做为人大工作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各级党组织对人大工作的重视、关心和理解、支持。因此在1981年7月9日，由他主持，邓泽民执笔，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的名义向省委呈交了《关于开展市、县人大常委工作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可以说在全国也是比较早地向省一级党组织提出了切实加强对市、县人大常委会的领导的问题。报告提出，党组织应提高对人大常委会性质、作用和职权的认识，需更进一步明确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范围，解决好人大常委会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经费开支、阅读文件和办公地址、办公条件。省委以最快的速度于7月25日转发到全省各地，并要求各地党组织“认真研究执行”，同时强调：“各地党委要进一步加强领导，定期研究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尽可能解决一些应该解决的实际问题，使人大常委会的工作能够正常地、顺利地开展，发挥其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可以说，在胡开明的努力下，安徽省人大工作披荆斩棘，开拓前进，其常委会和办公厅工作，是走在全国省一级人大机关的前列的。 第十，是胡开明不但在省一级人大常委会及其办公厅和专门委员会的建设上倾注了心血，作出了努力，而且他对于加强市、县一级人大常委会的建设，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疑难问题也作出巨大努力。在他支持下，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经多次调查研究，在全国率先印发了《关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工作中一些问题的解答》。全国人大常委办公厅主办的《工作通讯》对这个《解答》很重视，特意加上编者按语，连同四川省的一个《解答》，在1981年第五期（双月刊）上全文发表。按语特别指出：“我们认为，他们所作解答对其它地方很有参考价值。因此，把这两个解答分类加以整理，并对个别问题作了修改，现转载如下，供各地参考。” 这说明，胡开明许多人大建设性、基础性工作抓到了点子上，抓出了许多在全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的经验，说他是省一级人大工作的探索者、开拓者和奠基者，一点也不为过。 （十一）几十年来，他以非凡的毅力坚持体育锻炼，虽屡受磨 难与打击， 但一直保持健康的体魄，以顽强的信念， 迎接改革开放、百花盛开的春天！ 胡开明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坚强信念、刻苦精神和非凡的毅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几十年里，他始终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不管是酷暑盛夏还是三九严寒，他都是一个背心，一个短裤，一跑就是十几里，跑到汗流浃背，挥汗如雨才算罢休。他还有一个一般人做不到的习惯，每天早晨三大杯凉开水，一气喝下去，足有1000公升，不知他的胃是如何承受的。 喝下去之后，立刻开始长跑，天天如此。 在家时，他是在省委大院里，或沿长江路长跑。一旦出差，为了保证首长安全，我每天都要陪他早起，一起长跑。我虽然年轻，三十多岁，但跑得气喘吁吁，很难跟上他。他不但跑得距离远，而且速度快，许多年轻的长跑者都难以跟上。有一年全国政协开“两会”，一部分全国政协委员住在“西苑饭店”。这儿距离动物园很近。当时记得北京正值隆冬，北风怒吼，冰雪遍地，气温达零下20多度，人们都穿着很厚的棉衣大衣，脸被冷风刮得很疼。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胡开明一天也没有中断长跑。他穿一身薄薄的运动衣，带个白手套，一付胶底鞋，从西苑出门沿大街向南跑，跑到“钓鱼台国宾馆”，再往前，从木樨地、国家经委大楼跑回来。河北日报的一位摄影记者特意从石家庄赶来，天刚麻麻亮，拍下了胡开明迎着寒风、踏着冰雪坚持长跑的感人场面，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这幅照片。从此，全国各地都知道安徽省有个副省长叫胡开明，几十年坚持长跑，这无与伦比的信念与毅力感动了很多人。 胡开明以杰出的成绩、崇高的声望，被推选为安徽省第一届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席。安徽省老年人体育协会恰恰是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的发起、筹备单位之一。协会的秘书长、安徽省马拉松长跑创纪录者张普生参与了中国老年人体协的筹备工作，作出了许多贡献。1984年，国家体委把参加在美国圣迭戈举办的第十七届世界老年人长跑锦标赛的光荣任务，交给了安徽省老年人体育协会，由张普生负责具体组团事宜。胡开明是没有任何争议、当之无愧的代表团团长人选。可是，当时安徽省体育界一些老同志没有出过国，希望能借这个机会出一次国的大有人在。胡开明在这个关键时刻总是想到别人，又准备谦让，让其它同志带队去。但是非常有主见、不怕得罪人的张普生力荐胡开明当团长，他的理由是：一、胡开明几十年坚持长跑，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长跑运动员；二、他担任着安徽老年体协主席，无可替代；三、他身体非常健康，长途飞行，旅途劳累，他都不在话下；四、他是省级干部，作为中国长跑代表团团长名正言顺、当之无愧；五、胡老从政几十年事事谦让，处处把好事留给别人，从未出过国，这次一定让他出去一次。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也是胡开明的老战友，也了解胡老几十年历经磨难，从不伸手，从不居功，从不争待遇、要好处，这样的干部，更应当关心照顾。在张普生的坚持下，省里最终确定由胡开明担任代表团团长带队出国。 胡开明果然不负众望。在美国圣迭戈世界老年人长跑运动会上，数次响起中国国歌，数次升起中国国旗，一位中国女选手夺得一个单项冠军，还有几位老人夺得了单项奖牌。同时，中国代表团还夺得了团体总分第三名的好成绩，在参赛的27个国家、地区代表团中，中国夺得了季军的辉煌成绩，为祖国和人民争了光。胡开明率团凯旋归来时，卢荣景、孟富林等领导亲自到机场迎接，国家体委也来电表示祝贺。胡老回家后，对老伴李克林和子女们高兴地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一件事，为国家争了光！ 胡老回国后不久即调回河北省，任河北省顾问委员会筹委会副主任。同时也被选举为河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名誉主席。由于他在体育界的深远影响，1993年4月，在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第三届代表会上，他被选举为中国老体协顾问。1994年5月，他还致信河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呼吁：历史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衷心希望老年人身心健康，安度晚年，老有所为，为维护社会的安定和推动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作出积极努力！ （十二）胡开明一生有许多闪光点，有许多光彩照人的故事，但他坚持不张扬，不宣传，不邀功。 他一生有许多闪光点和精彩、动人的篇章，但他却不张扬、不炫耀、不邀功、不宣传，以致许多事情被淹没，不被人所了解。 胡开明有许多光彩照人的故事，甚至有许多精彩片断作为艺术形象，被著名作家杨沫写进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有的写进了电影，写进了戏剧。但有的形象是他的故事，却并没有他的名字。他却从来不计较，也不去解释。他说，做这些事不是做给人看的，也不是为了传诸后世，而是切切实实地为了人民的解放，祖国的复兴，百姓的福祉。 胡开明平时从来不炫耀和张扬过去的事情。但有闲暇时，却愿意同身边的秘书、司机，身边的干部聊一聊，也有时偶尔提到过去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有这样几件事确实值得记载，这些是开明同志思想先行，坚持实事求是，总是走在时代前列的铁证。 他是“一二?九”运动的先锋、闯将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时，胡开明（当时的名字叫胡焜）正在北京东北大学经济系读书。“一二?九”当天早晨，东大学生集合出发，跃上高台第一个发表鼓动演说的就是胡开明。运动中，他先后担任了“东北大学学生救国工作委员会”常委、东大出席北平市学联总代表、平津学联筹委会常委。在火热运动中，他不但是组织者，还是学生公认的“演说家”、“活动家”，还担任游行队伍的纠察总队总队长，为保护学生、维护秩序，冲上第一线，是颇有组织才能颇有影响的学生领袖。“一二?九”运动是在北平学联（学联秘书长是姚依林）的领导下发动的，那天北大、清华的学生积极支持了东大学生的游行示威。一周后的“一二?一六”，以北大清华为主，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动当局对胡开明恨之入骨，先后两次拘捕，给他带上手无法活动的死铐，又钉上十几斤重的脚镣，被关入死囚。当时党组织通过关系做通张学良的工作，张派他的秘书宋黎（我中共地下工作者，解放后曾任中共大连市委第一书记、辽宁省政协主席）与北平当局交涉，把胡开明等学生救出大牢，幸免一死。 他是“西安事变”前夕带领学生向蒋介石请愿的总指挥 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胡开明在西安担任“东北民众救亡会”宣传部部长、“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宣传部副部长、“西安市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主席。在西安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大游行中，党组织通知由胡开明担任游行示威的总指挥。 12月9日上午9时，由学生和民众团体组成的浩浩荡荡游行示威队伍先后到达国民党“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西安绥靖公署”请愿。没有得到满意答复后，又群性激愤，高呼口号，向蒋介石的临潼行辕进发。当队伍出了西安东门到达十里铺离板桥五里地的地方时，一辆小汽车飞奔而来，拦住队伍。原来，张学良接到报告，蒋介石已向宪兵团下达命令，对前往临潼的请愿学生“格杀勿论”。张学良被学生的爱国激情、视死如归的气概所感染，下了车后来到胡开明面前，对胡说：“我想跟同学们讲几句话好吗？”胡开明立即回答：“当然好了，校长讲话，我们当然欢迎！”（张学良当时兼任东大校长）。然后胡开明把队伍集合好，队伍集中到一块平坦的坟地前。张学良跳上一个坟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同学们，你们辛苦了!你们的请愿书我看过了，你们的要求一点不高，我完全赞成，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还高，还迫切。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张学良是国家的军人，不是蒋某人的走狗！不过，你们不能去临潼，你们的要求，我一定转呈蒋委员长，我代表你们去请愿。请大家相信我，我张学良保证在三天内答复你们，若逾期不答复，你们可以砍我的头!”说着，他左手往自己脖子后面比划着做了一个砍头动作。当时胡开明站在最前列，又是总指挥，于是带头高呼:“相信张副司令!”“拥护东北军北上抗日!”……。掌声、口号声震撼着天空。胡开明觉得游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将队伍带回西安城。 “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西安各救国团体召开负责人会议。胡开明又提出了“拥护张、杨抗日救亡八大主张”的口号，并要求以此再掀起救亡高潮，得到大家的一致响应和赞同。12月16日上午，在西安革命公园召开了“西北各界拥护张杨二将军救亡主张民众大会”，到会者达十万多人。胡开明是这次大会的执行主席。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出席会议，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胡开明在西安的一系列活动和壮举，对于张学良下决心发动“兵谏”、促蒋联合抗日、实现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局面都发挥了明显的历史性促进作用。胡开明在西安事变中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这将永留史册！ （十三）著名作家杨沫在晚年病重的情况下，为胡开明著文， 赞扬胡开明是一位“闪光的、高大的、无私无畏的人”，“他 是党的最宝贵的人才”，“他是我们党的一个多么可贵的、 难得的干部啊！”称胡开明“是一位推动历前进的永存的人！” 1995年，这一年可以说是著名作家、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病入膏肓、即将辞世的一年。胡开明同志调回河北省担任省顾委筹委会副主任时的第一任秘书贾文平写出记叙胡老一生的一部生平传略，送给杨沫审看，并邀请他为胡开明写一篇文章。据杨沫的儿子、作家老鬼记述，那年杨沫已年逾81岁高龄，肝部阵痛，膝关节严重病变，行动都要靠轮椅，因多种病症折磨，头痛，晕眩，无力。眼晴出现了白内障，视力已很差。即使在这种重病缠身、视力极差的情况下，杨沫还是坚持把十几万字的胡开明生平传略看了一遍。 杨沫在读完这本书稿后，非常激动地向身边亲人说：胡开明是我的老领导、老战友。几十年里，他表里如一，始终把解决人民疾苦放在首位，上对毛主席，下对普通农民，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这样的干部才是我们党最宝贵的人才，太少见，太难得了！ 杨沫同时回忆起当年她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时，胡开明提供了大量素材，其中胡开明回忆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见附件一），即一位革命青年被追捕，一位老人将青年藏进了自己女儿的被窝里，保护革命者的故事，就是胡开明的亲身经历。杨沫认为胡开明也为《青春之歌》的创作和成功作出了贡献。 杨沫晚年，虽然病魔缠身，握笔写作已非常艰难，但凭着她对老战友的敬仰与挚爱，凭着对老战友动人事迹的感奋，仍是硬撑着病体，即使躺着，卧着，也要用颤抖的手，非常吃力的、一笔一划的记下阅读胡开明传略的感受和体会，杨沫写道： 在我心中，服从组织是天经地义的。即使“文革”闹得那样死人累累，我还跟老伴争论。他说：“干部有错误，谁错撤换谁还不行？怎么一打一大片，真有这么多坏人吗？……真奇怪！”我争论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那还会有错！”我把毛主席看成了神。直到“文革”后期，闹得实在不像话了，我才有所觉悟。在我的一生经验中，像我这样的干部是多的：缺乏独立思考，不敢独立思考，绝对相信组织，即使明明是错了也相信。 ……。 相比之下，胡开明这样的干部太可尊敬了！ 解放战争时期，我就认识胡开明同志。我在晋冀日报社工作时，他是我的领导。我为了写《青春之歌》，也曾向他了解过有关“一二?九”运动中的情况。当时我对他的印象一般：没有架子，时常乐呵呵地笑着。到60年代初，胡开明的名子忽然震了。传说他为解决农民饥饿问题，主张实行“包产”到组，上书毛主席，后来遭到批判，革职……。我和他多年不见，不知真情，又不知他发配何处，无法通信。然而根据当时的情况，却从心里对他的遭遇暗暗同情，直到三十年后的最近，读了《真理与命运——胡开明传略》后，我眼前立刻矗立起一个闪光的、高大的、无私无畏的人。我这才比较全面深刻地了解他：他是我们党的一个多么可贵的、难得的干部啊！ 1959年当张家口地委书记葛启因对三面红旗有怀疑有抵制而被撤职后，正在河北省担任副省长的胡开明，去张家口接替葛启。本来他是受命反右的，但是到张家口不久，他就给被错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们重新安排了领导职务……。看到这里，我不禁被胡开明这种高度负责、全然忘我的大胆行为深深感动。 当年胡开明在张家口担任第一书记时，在一些农村尝试推行“包产到户”和“包产到组”的责任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不少地方农民不现再挨饿，粮食产量大幅度上升，农民喜笑颜开。但是在“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高压下，他冒着风险上书毛主席，只是提出“包产到组”，还没有提“包产到户”，但在北戴河会议上却遭受了毛主席的严厉的批判，从此被革职、查办，打入“十八层地狱”，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一家人都遭到迫害。“文革”中，又被打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受到残酷的批斗和殴打，甚至还被假枪毙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他调到安徽省任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前，居然被贬到河北省沧州一个县级市当排名第八的革委会副主任，连正式的平反文件都没下发。这位活着的“彭德怀式的领导干部，在河北省没有受到公正待遇，也没得到正常宣传，即使调到安徽省后，除了万里外，也很少有人知道他的那段光辉的历史，也不知道胡开明就是一位彭德怀式的人物。 多年后，当人们问起胡开明为什么敢冒那么大的风险给毛主席写信时，他很淡然的说，农民吃不饱饭，人命关天，顾不了那么多了！ 对胡开明的独立思考，敢冒风险为民请命这一点上，杨沫同志感动自己不过是平庸之辈，跟风干部。她自责自己，怀着极大的内疚，通过回忆胡开明的文章来批判自己，忏悔自己： 过去我的惟命是从，还总认为是对党的忠诚呢！胡开明与一般人不同，他的做法令人震惊。有人给上级汇报情况时，身揣截然相反的两份材料，待摸清领导意图后，再拿出上面喜欢的那一份交上去。而胡开明身上只有一份源于自己深入调查研究所得的材料，虽然明明知道拿出它来会遭批判，但是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杨沫为《真理与命运——胡开明传略》一书写的这篇文章（见附件四）是她生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她既抒发了对老战友胡开明的赞誉与敬佩之情，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醒悟、愧疚，思想上产生了一次极大飞跃，跳出了盲从、跟风的束缚，认为一个好的党员、好的干部，就是该像胡开明那样敢讲真话，敢于为民请命，为人民的幸福敢冒风险，至死不谕。这是作家杨沫在告别人间，在生命即将结束时的最为宝贵的收获。据她的儿子、作家老鬼在回忆他母亲如何写这篇文章时，真是催人泪下，一位81岁疾病缠身、毫无气力的老人，蜷缩在病床上，用块小木板托着稿纸，断断续续，颤颤微微，抹了又改，改了又抹，用了常人难以想像的毅力和精力，终于写成了这篇文章，她用发颤的声音向世界大声疾呼：“胡开明是一位推动历史前进的永存的人！” 据作家老鬼回忆，她母亲写成这篇文章后不到七个月，杨沫同志即告别人间，永远离开了我们。 （十四）胸怀坦荡，从不谋私，是他一生中最闪光的品德 胡开明一生大公无私、胸怀坦荡、从不谋取个人的私利。这里有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实为证：在筹备省人大常委会班子之际，省委讨论班子人选时，万里提出优秀妇女干部李克林可担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安徽省的老书记李世农也非常赞成起用李克林当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克林是延安时代的老干部，领导水平高，思维敏捷，干事利落，精明能干，群众关系好，理论水平也高，万里对她印象非常好。万里刚刚提出人选，胡开明作为李克林的丈夫完全可以沉默一下，回避一下，不发表意见，或者说些冠冕堂皇的谦虚话，但耿直、无私的胡开明立即表示不同意，并出人意外地发言说：“安徽是个老革命根据地，在长期的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有能力的妇女干部，而李克林在安徽时间太短，她本人资历够，能力也没有问题，但她不能代表安徽省妇女界，出任省人大副主任不妥。”胡开明的表态，是在座的常委们始料未及的，会上没有做结论，责成省委秘书长在下面再作胡开明的工作。但胡开明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常委们的提议只好作罢。后来确定了新的人选应宜权同志。如果不是胡开明阻挡，延安时期的女干部李克林也许就步入省级干部行列，待1985年离开安徽时，她仍是省轻工业厅副厅长，省政协常委。 胡开明的确是一位非常廉政的老干部，他从来不为自己和家人谋利益。建国之前，他就是中共察哈尔省委常委；1954年国家干部由供给制改薪金制时，由于名额有限，他主动让出一级，自己定为工资级别八级（本应定为七级）。1958年河北省与天津市合并，华北局原打算提拔他为省委候补书记，但他提出把这个名额让给天津的同志。1959年他又主动辞去常务副省长职务，下到张家口任地委书记，与张家口人民共同度过了三年的困难时期。几十年来，他在党内的职务几乎没有变，他的工资级别从1954年直到他1997年去世没有再涨过一级，但他却从不为自己地位的升迁而费思，更不为自己工资级别而埋怨。他认为，共产党员绝不能追求个人的名誉地位，也不能为家人谋利益，更不能腐化堕落，贪赃枉法。胡开明的上述事例与现在党内严重的腐败现象：贪污、腐化、行贿受贿、买官卖官……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呀！ 胡开明对同志坦诚大度，待人以诚，不计前嫌，以德报怨。胡开明在安徽担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每年都三、四次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其中有一次会议讨论任命曾在安徽工作的一位领导为国务委员。胡开明对这项任命表示赞成，并在发言中讲了这位领导许多成绩和优点。当时许多人不理解，因为在万里离开安徽后，这位领导对“包产到户”、“大包干”农业生产责任制是持反对态度的，胡开明也同他有过激烈的争论。但是，胡开明同志有着海洋一般的胸怀，坚持实事求是，不计前嫌。当时他的发言纪要，人大返给本人要求再阅改一遍。开明让我帮助润色。我当时是他的秘书，劝他考虑，言已经发了，纪要是不是就不发了，以免引起更多人的误解，特别是安徽省内一些人的误解和指责。但他同我说，这位领导一段时间反对责任制，是认识问题。客观地说，在安徽还是做了大量工作，还是有一定能力，有工作才干的。不能因为在责任制问题上意见同他不一致，就全盘否定一个同志。纪要还是应当发。他说，这位领导虽然在安徽工作有失误，但不等于没有能力担任国务委员，他还能为国家多工作几年，作出他应有的贡献。开明同志这种坦荡的胸怀，无私的精神，使许多人一时难以理解。 胡开明是一位真心真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他把为人民服务当做自己的终身职业。1983年胡开明退居二线，改任安徽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但他一天也没闲着，他跑遍了安徽的山山水水，作了许多的调查研究，为下边解决了许许多多实际问题，也向省委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他说，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终身职业，不管有没有职务,只要还有精力和体力，就应该继续为人民服务。 退居二线后，他最惦记的是：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后的农村和农民，他们可好？他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 一天，他驱车来到沿江的几个地县视察。枞阳县白荡湖，是当地最大的一个水产养殖基地，水域面积达60多万亩，其中有13万亩的水面搞了“围湖造田”。在这里，胡开明了解到，前些年，当地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大量围湖造田，结果是年年春苗种下，夏天被雨水淹没，粮食收成可怜。而且，当地具有的得天独厚的养殖条件，不但不能产生经济效益，反倒要每年亏损5万元之多。原因何在？原因在于缺乏科学管理，缺乏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正确观念。春天，他们把鱼苗放下去，入冬时将鱼捞上来，此间根本不搞什么科学养殖，而只是一放了事，任鱼自生自灭，那产量如何高得了？再加之湖畔四周的百姓们不断地“义务”打捞，即令只有几两重的鱼儿，可那味道毕意比咸菜好哟，所以湖中的存鱼数量能不下降？胡开明是个好钻“牛角尖”的人，一听说这个问题，他便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条件何等优越，亏损却如此之多，是该怨天，还是该尤人？胡开明回到合肥，很快便就白荡湖的管理问题向省委写了个调查报告，认为：由于盲目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白荡湖地区反复实施围湖造田计划，违背了科学种田原则，违背了因地制宜、科学发展生产的原则，因而每年种籽是播撒下去了，但由于受水满自溢的自然法则制约，一到雨季，大水便冲破田埂，淹没了所造湖田，春天花费巨大人力物力造出来的，夏季便又成了水天一色的茫茫泽国。由此多年来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阳春三月围湖造田，流火之季“退耕还湖”，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人民群众苦不堪言，怨而无言。胡开明的调查报告是在为民代言，为民申诉。他郑重建议：白荡湖地区应退耕还湖，全方位地发展养殖业，并帮助当地提高养殖技术和管理。省委责成有关部门主抓此事，其后不久，白荡湖便重又绽开了笑颜，千顷碧浪，万缕涟漪中似隐然可见一碧波仙子，在“双包”责任制大浪的簇拥下，它终于发出了璀璨的光华。 还有一次他去淮北参加市人大代表会议。期间，他到淮北煤炭师范学院看了看，院领导一见这位曾主抓文教工作的省委常委，现任省顾委的副主任来了，兴奋之余，当即将一件久悬未决的难题推到了他的面前。原来，淮北煤炭学院本是因地而建，为的是在煤城培养煤炭专业的新一代本科大学生。可早在院址选中之前，这里却就有了一个火葬场，直至学校已有了相当规模时，此场也仍然还没有搬迁出去。火葬场搬迁的条件是25万元，但如数兑现后，仍然不搬，提出得再追加15万。校方愤愤不已，这无底的钱篓子，投进多少方才为止?打不清的官司，就这样年复一年地拖了下来。胡开明听了汇报，对此十分愤慨。他当即让人找来火葬场的负责人及其主管单位的领导，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责成他们尽快拿出搬迁方案，而且必须落到实处。对方的允诺痛快而又利索，但等到这位“历害”老头一离开淮北，他们却又狮子大开口，一伸手便要院方再补他们20万，否则搬迁速度就难快起来。院领导到省委再次找到胡开明，好在后者也是个“倔”脾气人，凡事抓则到底，他当即按照组织程序，由省委直接出面，专此下文一道，在不影响火葬场正常工作和经济效益的前提下，用行政手段解决了此事。不久，校园中那吓人的黑烟便永不再见了。 胡开明是一位真正的普通劳动者，一位真正的人民公仆。这是一个真实的小故事：胡开明在担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一天，他在合肥长江路上与一个干部边走边谈事情，突然，他看到前面有一个老人在吃力地蹬着三轮车爬一个大坡，他立即跑上去在后面帮助推，旁边的那个干部看到此景，也立即上去帮助推，那老人顿时感到轻松了许多，回头看了看，点头表示谢意。事后，这位干部对人说，我敢断定，那老人绝不会想到，帮他推车的是咱们省人大副主任！是的，那老人不会想到帮他推车的是这么大的“官”，但是，胡开明早已把自己融入于人民之中，早已把自己看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他身为高干，但不高于人民；他身居高位，但不高于百姓。他帮助推车的行动，绝不是故意做给人看的，而是他情不自禁的自觉动作，是出于骨子里本能的反应，因为“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早已融入到他的血液中，为人民服务对他来说早已“习惯成自然”。我们的干部如果都能象胡开明这样，时时关心人民疾苦，处处想着为人民做事，该有多好呀！ 胡开明有着坚强的党性，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廉洁奉公。这里举两个小例子： 1979年夏，邓小平来安徽视察，要去黄山。省委决定，常委以上干部陪同前往，此事保密。胡开明回家后，让爱人为他准备行装，爱人问他到哪里去？他不说。爱人说，你不说到哪里，我怎么为你准备衣服呀？但他就是不说。他儿子实在憋不住了，就说：“是不是到黄山？山里冷，要多带些衣服。”他反问到：“你怎么知道到黄山？谁告诉你的？”儿子回答：“常委大院早就传开了，你还保密？”……。看，胡开明就是这样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的，即使在和平环境下也依然如此。 有一年春节，地方上送来一些年货：大枣、花生等土特产给省里领导。胡开明回家后看到了，就问：“这些东西是哪来的？”家人回答：“是省委办公厅送来的，是地方上送的年货，每个领导一份。”他立即说：“退回去！如果领导干部都随便接受下面送来的东西，那党的廉政为民，防止腐败的要求如何落实？！”看，这就是胡开明！他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 胡开明平易近人，谦虚和蔼，为人正直，待人热情，特别在别人患难之时，更是给予帮助、宽慰和支持。 举一个例子，1978年他刚到安徽时，听说刘澜涛（文革前任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被关在安庆市，他立即要去看望，搞得安庆市委非常紧张（因为当时刘澜涛还被当作叛徒、走资派关着），又是请示，又是报告，最后不得不同意他去。两人见面后，刘澜涛激动地说：“老胡呀，你怎么敢来看我？！”胡开明回答：“我怎么就不敢来看你？！我怕什么？！”。后来当了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刘澜涛回忆说：“文革后第一个来看我的是胡开明同志，第一个称呼我‘同志’的是万里同志。” 后来胡开明得知安子文（文革前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被关在淮南市时，他又马上去看望，看后责令下面给安子文同志改善居住条件，提高生活待遇。 胡开明常说，做人就要做“雪中送炭”的人，不要做“锦上添花”的人。 1992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诞生71周年之际，开明同志的一位老战友深情地向他赠诗一首： 七十年来是与非， 一身经历几安危； 拨乱反正浮云散， 春到神州暖风吹。 实事求是铭肺腑， 砥柱中流不低眉； 一生刚强真男儿， 热血开明铸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