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加拿大警方在处理中多次失误：最初判断出现偏差、在发现重大疑点并以控制嫌犯行踪后居然轻易放嫌犯出境、调查取样和预审中草率行事，结果被律师抓住把柄，让本已初步招认的另一嫌犯张瀚轻易脱身……这一系列的失误导致加拿大司法方面失去了案件的主导权，也让案件本身变得国际化、复杂化。

其次，在和中国警方的合作中，掺入了政治因素。

中加双方迄今未签署双边引渡条约，但在重大刑事案件方面进行个案合作，各国间早有成例，原本并非难事。但加拿大国会一些议员认为，案件在加拿大发生，如果将犯罪证据移交中国，由中国审判，则有失加拿大主权和尊严，并在国会极力阻挠这种合作；另一些政客和民间团体则声称，中国至今仍保留死刑，如果任由案件在中国审理，李昂很可能被处死，这将是“对李昂人权的粗暴践踏”，因此同样大造舆论，坚决反对移交证据，反倒极力鼓动加方向中国施压，逼迫中方向加引渡李昂。
前已述及，两国并无引渡条约，且赖昌星等大批中国贪官、经济罪犯藏匿加国，加方迄今在遣返等工作方面拖沓、消极，引渡李昂长期无进展。当时的加自由党政府在一些政客的鼓动下，采用了总理会晤达赖等极端手段施压，结果令事态更难解决。保守党政府上台后，加中关系趋冷，赵巍案件自然更加难有进展。

此次一度被媒体欢呼的“进展”，实质是毫无进展：正如省新民主党议员、促成此次赵巍亲属来加的关慧珍所指出的，联邦公安部和多元文化部一直将此案迟迟不决的责任推诿给卑诗省、司法部和外交部，而后者则以“中国未作出不判死刑承诺”等借口长期态度消极，直到9月中下旬还以“主权尊严”为由，坚持嫌犯必须从中国引渡来加审理，并拒绝向中方提供嫌犯资料。皇家骑警、公安部和多元文化部此前同样对赵家态度冷漠，这次的做法是一个进步，但他们并非问题的症结，就像他们自己说的，皇家骑警几年来一直在和中国警方“讨论”，他们“不反对”向中国警方提交证据，“不反对”嫌犯在中国受审，但这些“不反对”，在过去换来的却是不作为。

问题很明显，这些“不反对”受到加司法部和外交部政策的制约，后者的意愿才是问题的关键，6年的扯皮，症结正在乎此。此次许多中国媒体仅仅注意到骑警的表态，却无法看出话中之话——宾特所言“交证据”、“愿由中国审理”的前提是“只要本国司法部同意”，而戴国卫、肯尼在会谈中反复强调的，也是自己仅是“协调部门”，真正负责的只能是司法部长和外交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