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特殊在哪里?
发布时间：2015-10-27 13:3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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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它刚刚起步的时候,引发过争论。1983年,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袁庚在他们自己办的《蛇口通讯》上发表访谈,透露:中央一位来视察的领导说:“深圳经济特区是靠国家输血活命的,如一旦把输血针头拔掉,它就不行了。”当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梁湘碰到袁庚后问他,我也全程陪同,怎么没听见这句话?袁庚答:“这段话是你去洗手间时,中央领导对我说的。”
深圳最开始为人称道的,是它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分别为三个特区题词。在深圳,梁湘在面包车上指着一块空地告诉邓小平:“几个月内这里将盖起一座大学来,秋天,学生们就要在这里上课。”邓小平听了十分满意,回北京对人讲这就是“深圳速度”。
重效率、讲速度的深圳,在举国转向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之际,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1985年底,深圳市委书记梁湘登上《半月谈》封面,成为当年十大新闻人物之首。
但随着改革深化,经济建设的方法之争也开始露头。1985年接任深圳市长的李灏,在一片大干快上的形势中,看到了一种危机。从全国各省市区和各大部委涌来深圳办“窗口企业”的资金、人员,一方面推动了深圳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为了以最快速度赚钱,“淘金者”把注意力放在了搞房地产和短线贸易上。
刚从国务院副秘书长任上调到深圳的李灏,深知中央在深圳搞特区的用意,决不是一上来就在楼堂馆所方面跟香港一较高下。
李灏上任时面临的情形,深圳市政府党组第57次会议纪要记录得很清楚:“我市已拥有酒店、旅店、招待所367间,床位40880张,加上各度假村床位4420张,共有床位45300张,总面积为76.6万平方米。据今年(1985年)上半年统计,中高档宾馆住房率平均仅在45%以上,而目前我市已批准兴建的高层综合性楼宇达297幢,建成后拥有床位15万张,大大超过了实际需求量。同时,这批综合性高层建筑全部建成后,需增加电气设备安装容量69万千瓦,新增加日用水量26万吨,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计划预算。”
据李灏回忆,袁庚跟他这位新市长一见面就讲,“你来早了一点,如果晚一点,等问题充分暴露出来再来,就好办了。”
“1985年还看不出问题的严重性,第二年,银行收紧贷款,不但不多贷,还催着还款。那时深圳市政府财政赤字有七八个亿,相当于一年半的财政收入。”“邱晴、刘鸿儒(均为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来追债,当时中央也很困难。我、周溪舞、周鼎三个跟他们谈判,我说三年还给你,一分钱也不少。”特区到底怎么办下去? 1986年年初,国务院在深圳召开全国特区工作会议,会上,负责特区工作的国务委员谷牧要求把工作重点放在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要求深圳把基建投资规模维持在1984年的水平上。就在当年,深圳对全市1500多项基建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基建规模被压缩一半以上,施工队伍裁减近10万人,20层以上的高楼停建了60多栋。
停掉项目容易,关键是拿什么来继续“深圳速度”。李灏介绍,搞加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本来就是建立经济特区的初衷,1986年的转向不过是回归了这个正途。
“刚开始办经济特区的时候,叫‘出口特区’。” 1979年关于建立深圳特区的50号文件就把深圳叫做“出口特区” ，后来才改叫“经济特区”。 “除了搞来料加工,还有一个大的思路,就是利用外资,引进技术。”
1986年转型,让深圳从等待输血的特区，慢慢具备了造血功能。两年后,深圳出口达到20亿美元,而当时全国出口额不过100多亿美元。为什么深圳没有像有些特区和开放城市那样在泡沫经济中大起大落?李灏认为,这多亏从上到下,大家的思想都不僵化,“有了偏差,能马上指出来,马上改。”
一位长期担任梁湘秘书的老同志回忆说,深圳那一代领导人,工作上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个人交往上却情深谊重。1986年5月,梁湘不再担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职务,调任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适逢梁湘参加革命50周年,在全市局级干部出席的送行会上,梁湘作了一个相当感人的“离职讲话”。“50年来,我没有虚度年华,希望大家继续保持改革开拓精神。”当梁湘说到 “就此先立下遗嘱,死后我的骨灰安葬在(深圳罗湖区)梧桐山上,我要面向世界,看到中国的未来!”时,李灏不禁插话:“梧桐山有幸埋忠骨!”
1991年3月,梁湘从海南回到深圳,住在蛇口一招待所内,当年一见面就“吵架”的老冤家袁庚,第一个手捧鲜花前来探望（摘自《特区成败——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专题之一》其中的“深圳过关”）。
深圳最开始为人称道的,是它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分别为三个特区题词。在深圳,梁湘在面包车上指着一块空地告诉邓小平:“几个月内这里将盖起一座大学来,秋天,学生们就要在这里上课。”邓小平听了十分满意,回北京对人讲这就是“深圳速度”。
重效率、讲速度的深圳,在举国转向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之际,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1985年底,深圳市委书记梁湘登上《半月谈》封面,成为当年十大新闻人物之首。
但随着改革深化,经济建设的方法之争也开始露头。1985年接任深圳市长的李灏,在一片大干快上的形势中,看到了一种危机。从全国各省市区和各大部委涌来深圳办“窗口企业”的资金、人员,一方面推动了深圳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为了以最快速度赚钱,“淘金者”把注意力放在了搞房地产和短线贸易上。
刚从国务院副秘书长任上调到深圳的李灏,深知中央在深圳搞特区的用意,决不是一上来就在楼堂馆所方面跟香港一较高下。
李灏上任时面临的情形,深圳市政府党组第57次会议纪要记录得很清楚:“我市已拥有酒店、旅店、招待所367间,床位40880张,加上各度假村床位4420张,共有床位45300张,总面积为76.6万平方米。据今年(1985年)上半年统计,中高档宾馆住房率平均仅在45%以上,而目前我市已批准兴建的高层综合性楼宇达297幢,建成后拥有床位15万张,大大超过了实际需求量。同时,这批综合性高层建筑全部建成后,需增加电气设备安装容量69万千瓦,新增加日用水量26万吨,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计划预算。”
据李灏回忆,袁庚跟他这位新市长一见面就讲,“你来早了一点,如果晚一点,等问题充分暴露出来再来,就好办了。”
“1985年还看不出问题的严重性,第二年,银行收紧贷款,不但不多贷,还催着还款。那时深圳市政府财政赤字有七八个亿,相当于一年半的财政收入。”“邱晴、刘鸿儒(均为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来追债,当时中央也很困难。我、周溪舞、周鼎三个跟他们谈判,我说三年还给你,一分钱也不少。”特区到底怎么办下去? 1986年年初,国务院在深圳召开全国特区工作会议,会上,负责特区工作的国务委员谷牧要求把工作重点放在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要求深圳把基建投资规模维持在1984年的水平上。就在当年,深圳对全市1500多项基建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基建规模被压缩一半以上,施工队伍裁减近10万人,20层以上的高楼停建了60多栋。
停掉项目容易,关键是拿什么来继续“深圳速度”。李灏介绍,搞加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本来就是建立经济特区的初衷,1986年的转向不过是回归了这个正途。
“刚开始办经济特区的时候,叫‘出口特区’。” 1979年关于建立深圳特区的50号文件就把深圳叫做“出口特区” ，后来才改叫“经济特区”。 “除了搞来料加工,还有一个大的思路,就是利用外资,引进技术。”
1986年转型,让深圳从等待输血的特区，慢慢具备了造血功能。两年后,深圳出口达到20亿美元,而当时全国出口额不过100多亿美元。为什么深圳没有像有些特区和开放城市那样在泡沫经济中大起大落?李灏认为,这多亏从上到下,大家的思想都不僵化,“有了偏差,能马上指出来,马上改。”
一位长期担任梁湘秘书的老同志回忆说,深圳那一代领导人,工作上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个人交往上却情深谊重。1986年5月,梁湘不再担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职务,调任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适逢梁湘参加革命50周年,在全市局级干部出席的送行会上,梁湘作了一个相当感人的“离职讲话”。“50年来,我没有虚度年华,希望大家继续保持改革开拓精神。”当梁湘说到 “就此先立下遗嘱,死后我的骨灰安葬在(深圳罗湖区)梧桐山上,我要面向世界,看到中国的未来!”时,李灏不禁插话:“梧桐山有幸埋忠骨!”
1991年3月,梁湘从海南回到深圳,住在蛇口一招待所内,当年一见面就“吵架”的老冤家袁庚,第一个手捧鲜花前来探望（摘自《特区成败——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专题之一》其中的“深圳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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