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怀念

——纪念父亲慕柯夫百年诞辰

父亲出生在1921年1月27日，庚申猴年十二月十九。在记忆中，过贯了紧日子的父亲，没正八经地过过生日，比如在酒店摆席，再加上大个的生日蛋糕等，最多也就是在家里擀碗面条加个荷包蛋，再加上几盘菜。记得，母亲提出要给他过生日，但他说快过年了，等过年一块吧。父亲一生的俭朴影响到我们，四个儿子先后结婚，都没有婚纱礼服，没有婚车和酒店里的婚宴。

就这样，年复一年。1987年的春节，父亲和往年一样把我们孩子招呼回家过年。与往年不一样的是，他给四个儿子每人一条大重九香烟。在我们刚参加工作时父亲给每个儿子买了一块手表；后来儿子们都成家了，给每个儿媳买了梳理头发的吹风机。这次为什么给我们香烟？其实他并不鼓励我们抽烟，总说抽多了对身体不好。他说他咽炎老毛病犯了，节后要去医院查查。

春节后，去医院检查，通过做胃镜确诊了。怎么办？父亲从此踏上与病魔拼搏的不归路。

1986年秋，小姑姑因病去逝后，父亲说过，你小姑姑真坚强，心里总想着别人，自己的病痛从来不和亲友讲，非常乐观。那以后他还说过许多病人自己知道身上的病，提前安排了后事。

他在治疗期间，因是食道癌做了七八个小时的开胸手术。辽宁省作家协会的领导和家属一直守候在手术室外。术后，等来的结果却是已经浸润到其他器官和主动脉，无法摘除，只能缝合。摘除肿瘤手术失败。经家属与医生商议，隐瞒了实情，告诉父亲手术成功的摘除了肿块。

从手术室出来后，他感知情况并不理想，提出自己是市科委副主任，应当知道真实病情。其实他通过术后的治疗方案，就知道自己的病非常不乐观。但是，家人不说，他也不提了。他还为医护人员写了几首特别动情的诗，暗自配合家人，编织那善意的七彩谎言，同时表达对医护人员的感谢之情。其中：

六十六冬风来猛，

恶魔击门声不停，

幸识江南神刀手，

驱邪斩妖护我生。

另一首是《她是谁呀？》

手术后，我第一次在病房外走动/突然间，飘来一个魅人的身影/她像下凡的仙女/她像影坛上的明星/她向我投了一眼/满眼都是对我祝福的深情/我向她看了一眼/却使我口呆目瞪/这一对水灵灵的眼睛我是多么地熟悉呀/但此刻又如此的陌生/她是谁呀……/她最后点头向我微笑告别/……/噢！……/她就是我手术后守护在我身旁/为我日夜操劳的护士……

出院后，父亲嘱咐我帮他抄写未发表的剧本底稿，还抱怨我抄得太慢，说他过去写东西一两个夜晚就写完了。他感到有许多的事情需要做，自己却因病不能做。就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与年轻作者谈论文艺创作。他就这样匆忙地走了。

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非常隆重而肃穆，省市党政机关和文化团体的诸多领导、生前好友和有关人员数百人都来送行，或者送来花圈，蓬莱县委也派人前来吊唁。今年是父亲诞辰一百周年。让我想起五十年前的1971年。

那是在“文革”中，也是我当兵的第一年，部队还在张北县坝上的阵地战备执勤。“七一”前，我收到父亲的来信。他急切而高兴地告诉我，经党组织批准，他恢复了党的关系，可以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会了。这如同枯木逢春的信，让我为之振奋，心里一亮！他把政治生命看得比性命还重要。他告诉我，他是党的同龄人。那年他五十周岁，中国共产党建党五十周年。他以能参加党的五十周年纪念活动，重新开始党的组织生活，感到无比的庆幸。这让我把父亲的年龄和党的生日联系在一起了。父亲的信让我在心里掀去了一块巨大的石头。

爸爸是1987年8月2日去逝的，年仅六十六，许多人感到特别惋惜，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父亲生前荣辱不惊，从不张扬，也不泄气。许多事情也从来不对我们说。但是，他早把自己交给了党，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听党的话。

父亲从小喜欢文艺。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铁蹄践踏中国时，1936年他受大哥慕湘（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晋升为少将，曾任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政委，八一电影制片厂政委）的影响，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那时他才十五岁。他用满腔热情，用进步的抗日的歌曲，唤醒民众，鼓舞民众，组织民众，点燃胶东的抗日烽火。1938年2月，他在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二路政治处任干事。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参加武装整编二路工作。8月，到地方工作，筹建中共蓬莱县委。10月，任县委宣传部长，那时他才十七岁。许多人受到他的影响参加了抗日。

日本人占领蓬莱后，在他的影响下，爷爷奶奶带着四个姑姑和叔叔，也都跟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走了。爷爷负责给抗日军烈属发放救济品，奶奶给部队做饭，缝补和洗衣服，并保管文件及重要物品。大姑二姑接连参加了工作，三姑四姑和小叔年纪小在抗日学校学习，后来也陆续参加了革命。这样，一家九口共赴国难。

1939年初，父亲被选为出席党的“七大”代表，随山东工作报告团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因各地的代表不能到齐，会议推迟。向中央汇报工作后，父亲到中央党校学习。

1940年秋，在延河边，他遇到了几年前因参加革命被国民党政府通缉，而毫无音讯的大哥慕湘。慕湘当时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哗啦啦的延河水，倒影着兄弟相拥挥泪的身影，河畔留下了他们散步的足迹。

后来父亲到延安鲁艺音乐系学习。1942年延安整风时，他调到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部做甄别工作。同年，他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后俯身陇东，采风民间。我曾偶然看到他的旧本本里夹了几张方寸大的民间剪纸，那简练秀美的花样，太精美了，让我见识了陕北人的心灵手巧。父亲告诉我，陕北民歌当地叫做“花儿”，我们像蜜蜂一样到乡土民间采蜜。这是父亲给我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作的最简短的解读。当时正是延安经济最困难的时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是当务之急。1943年父亲与他人合作写了《种棉花》的秧歌剧，既有情节又宣传种植棉花的科学技术 。以后他在陇东剧团任教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父亲任热河军区胜利剧社副指导员。1946年到1948年，任热东分区文工团团长，参与创作歌剧《逃难》、《王排长》、《好同志》、《问路》、《担水前后》和话剧《李甲长》等。从父亲留下的老照片中，看到那时的乐队七长八短，土洋结合。三弦、二胡加小提琴，唢呐、洋号加洋鼓。

1947年，父亲任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宣传总队队长，领导全队人员参加了秋季攻势。在两次攻打杨杖子的战斗中，负责组织担架、看伤员、押运收容和教育改造战俘的任务。同年12月，为了配合冬季训练赶排了歌剧《白毛女》，深入部队基层演出。而我们从小就听惯了母亲最喜欢唱的“北风吹”。她说她从小喜欢唱歌，还说她的乳名就叫喜儿。母亲葛玉兰，1945年10月参加承德市人民政府工作，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热东分区文工团担任分队长，后来在冀察热辽鲁迅艺术学校教导科等单位工作。不管是什么原因，父亲和母亲因革命志向和对音乐的爱好走到一起了。母亲说我是1947年底出生在建昌不知名山沟的一个破庙里，是部队上的日本人军医接生的。

1948年2月，八纵宣传队改编为松江部宣传队，父亲仍任总队长，随部队转战辽北八面城，参加了解放四平的战斗。期间创作的军歌有：《要打歼灭战》、《加油练兵歌》、《尖刀连》、《炮兵歌》、《展开攻坚战》等，在部队广为传唱。1948年10月，他参加了锦州战役，负责阵地喊话、抢救伤员、押运俘虏等任务。战斗结束后，又转移到营口执行战事。东北全境解放后，八纵二十四师政治部将他在东北战场创作的歌曲汇编为《向前进攻》歌曲集，下发到所属各部队。

1948年冬天，父亲任冀察热辽联合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戏剧音乐系副主任。1949年6月到沈阳，任东北文协文工团团委，从事专业创作工作。

1949年秋天，辽河新民地区遭受水灾。根据东北局宣传部领导指示，他与创作组四位同志一起到灾区体验生活，创作了话剧《堤》，由东北文教工作队演出。周恩来同志观看了演出后，给予很好的评价。

1950年，任东北文化教育工作队代队长。1951年10月，任东北人民艺术剧院创作室主任。1953年10月，出席了全国第二次文代会。率东北人民艺术剧院创作室转入东北作家协会，易名剧作组。

此间，他长期深入抚顺龙凤矿体验生活，创作了多幕话剧《瓦斯问题》，充分地表现出新旧社会煤矿工人在瓦斯（煤气）爆炸矿难面前，截然不同的两重天的对比，荣获全国第一届话剧汇演创作奖。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选中了这个剧目，院长曹禺帮助修改剧本，并亲自改名为《双婚记》，于1956年公演。后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题名，改编成彩色电影《换了人间》，以迎接建国十周年。

1956年起，父亲出任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中国戏剧家协会辽宁分会副主席。1958年，他创办并主编了《文学青年》杂志，全国发行量达20万册，深受读者欢迎，成为文学爱好者的良师益友。1959年夏天，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我记得父亲身着国家专门为出国人员定制的制服，非常帅气地乘飞机离开。那时他38岁，年富力强，精神焕发，事业有成，壮志在胸。

可是，1959年冬天，在反右倾运动中父亲受到错误批判。那时我上小学五年级，弟弟们更小，对这些事情不懂，父亲从来也不说。作为孩子只以为父亲又出去体验生活了。

直到父亲去逝，看了一些缅怀他的文章才知道部分情况。因为父亲出国访问回来后，整理出访的文字材料，没能参加传达批判彭德怀文件的会议。于是按缺席空位查出是我们的父亲，随后拿出他发表过的的几篇小文章，颠倒黑白，无中生有，无限上纲，进行错误批判，甚至把《双婚记》当毒草批判，还拉到父亲体验生活的抚顺煤矿召开大会批判。就连母亲流产后从自由市场买只鸡，都被认定为反对“三面红旗”的“罪证”。父亲被定为“反党分子”，受到党政纪处分，撤职、降级、调离，下放到大连机床厂当工会副主席。在被批判的过程中，父亲人生中第一次遭受到皮肉之苦，心灵上的创伤和人格侮辱。他非常苦闷，迷茫和困惑，百思不得其解。他从巅峰跌入低谷，他无法宣泄内心的痛苦，满大街小巷地、毫无目的地走着，似乎是寻觅生的出路。这时大爷慕湘担心他想不开寻短见，几乎每周都与他通信。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安慰我母亲“你不要伤心，我个人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相信党、相信历史，迟早会做出公正的结论的。我对党问心无愧！”

无知的我们，只记得父亲长时间出门回来时，带回大连的蚬子。第一次吃到海物，那个鲜呀！恨不得把蚬子皮再煮一遍。之后就是木工做了四个很大的木箱，给父亲装书用。父亲说木工偷工减料，这么大的箱子装书后非常沉重，很难搬动的。但一切都非常无奈。这些木箱后来成了我们家多年的床。母亲拿出仅有的籼米和我用石磨推成面粉蒸发糕，以便全家人路上吃。父亲把被褥塞进两个马搭子里，然后塞进去许多衣物和小东西等。母亲说这马搭子是过去在部队行军转移时用的，很方便。加上两个皮箱，几个旅行袋，全部家当都准备妥当。在我们清理老照片时，发现一卷底板都是父亲当时的卧室和写字间的四壁，有写字台、书柜、书架、衣柜、床和沙发等。还有父母在这里的合影，以及四个孩子在这里学习、玩乐的照片。父亲无神的目光，怕是对这里每个角落的最后告别。1960年的冬天非常冷，沈阳下了很大很厚的雪，我们就这样离开了张作霖大帅府（当时辽宁省作家协会驻地）。

到了大连，出了火车站后，那些沉重的书箱提前托运到大连，已送到“家”。爸爸找辆平板车，把行李放上，他拉着车，我们推着，全家步行大约三站多地，到了山脚下陌生的大连机床厂家属楼的托儿所。挤占了孩子们曾经用的一间屋里，晚上全家六口挤在书箱上睡觉。

刚到大连父亲的身体很差，因为浮肿到大连疗养院住院治疗。住院时认识了一起疗养的全国闻名的吴运铎，两人合影留念，还带回一本《把一切献给党》的书。

父亲喜欢摄影和他的照相机，留下许多照片。每张照片都有背后我们知道或者不知道的故事。其中，有一张父母的合影，非常夺人眼球。面对辽阔的大海，身后是盛开的樱花，父母非常开心的微笑。这是因为1962年秋天，中宣部长周扬同志在大连小说会议上，列举了父亲那些被批判的文章，说这不是“毒草”，是鲜花，推翻了压在爸爸头上的不实之词，亲自为父亲作了甄别。第二年的“五一”节，父亲带全家到大连星海公园玩时留下了这张照片。

后来，我们家搬到苏联专家住过的小洋楼。这一时期，父亲深入到工厂体验生活，创作了话剧《乔迁之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