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爷爷叫司明勋， 1.8米的个头，魁梧健壮，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他的额头正中，有一块直径1公分大的紫红色胎记，十分显眼。在我们儿时的眼中，这红色的印记，犹如二郎神的天眼，又神似包公额头的月牙印,更像革命军人头上的红星，有几分神奇，又有几分威严。与这与生俱来的特质相对应，爷爷一生忠于祖国，热爱人民，长期从事救死扶伤的医疗卫生和扶危济困的红十字事业，是一名忠诚的革命战士和一名高尚的人道主义者。对于爷爷的经历，以前我们了解很少，直到2006年10月，我们随爷爷回河南老家探望，在给祖爷爷扫墓时，爷爷在祖爷爷坟前的一段深情话语使我们为之动容和感慨。爷爷说：“亲爱的爸爸妈妈，今天我回来看您们来了。请原谅孩儿不孝，在您二老离世时，我都未能回来看上您们一眼。但我始终记得，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爸爸把我送过大河桥，分别时对我说的话：‘孩子，你放心去吧，别惦记家里，到部队好好干，让穷人过上好日子。’现在我可以告慰您们的是，几十年来，不管是战争还是和平年代，我都努力学习和工作，没有辜负您们的希望。当初我只身一人离开家乡，今天我带着儿孙十几人回来；当初你希望我们家能有一个中学生，今天我们家不仅有多名大学生，还有硕士、博士、教授；当初我们家生活艰难，今天我们家家丰衣足食。我们小家的变化，就是我们祖国大家庭变化发展的一个缩影……。”爷爷的一席话，引起我们许多的遐想和思索：当初爷爷是怎样生活的？当初爷爷是怎样参加革命的？是怎样学习和工作的？爷爷一生有过什么样的经历？我们的家是怎样建立的？为什么在祖爷爷去世时爷爷没有回家看望？这许多的问题使我们第一次深入走进爷爷的内心，去询问、去聆听、去查阅、去开启那些尘封的记忆，去探寻爷爷八十年的历程，用我们青涩的文笔记下那些久远的片段，以此表达我们对亲爱的爷爷的无限崇敬和热爱，并以此激励我们在人生的路途中经受历练，努力向前。

美丽的故乡
1927年农历5月10日，爷爷出生在河南省沁阳市紫陵乡长沟村小庄的一个农户家里。长沟村北邻太行山，南靠沁河堤。太行山地处华北平原，与山西晋城接壤，地形复杂，气候独特，植被茂密，林木葱郁。沁河水资源丰富，是华北地区不可多得的富水区。
沁阳历史悠久，夏为“覃怀”首邑，隋为“河内县”，明清两代为怀庆府首县，1989年9月撤县建市，历为豫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沁阳西北25公里处的太行山南麓，是颇有名声的神农山，相传是炎帝神农播五谷、尝百草，登坛祭天之所。唐代诗人李商隐、元代科学家许衡、明代科学艺术巨星朱载堉、狼牙山五壮士之一宋学义都出生或成长在这里。

爷爷的家庭
爷爷的爸爸，也就是我们的祖爷爷叫司兴彦。祖爷爷善良仁慈，勤劳能干，有点文化，思想进步，喜欢新事物，明大理、识大体，是一个诚信而有头脑的人。家中有几点薄地，祖爷爷不仅精耕细作，还做些农产品的买卖。除了努力让孩子有吃有穿外，他恪守祖训，希望儿子有出息，能为国出力。司氏家谱是这样写的：“守有一应，洪民学永，国家长兴，明良世习，仁正振焕，允务方德，身和维居，肇元启凤，充本承修，汝尚景宗。”祖上留下的这40个字，是司家人的做人之本。为了表达自己的希望，祖爷爷为自己的大儿子取名 “司明勋”，二儿子取名 “司明绩”，寓意让孩子们能为国家建立功勋和伟绩。还为大儿子取了一个小名叫“龙头”，希望家中的老大要起好带头作用，而且要像龙一样腾飞。可见祖爷爷的望子成龙之心，为国建功之愿，与一般的期盼富贵发财是不同的。
爷爷的妈妈，也就是我们的祖奶奶姓贾，小名叫小景，其娘家在长沟村后庄，与小庄同在一个村子里。祖奶奶是典型的贤妻良母，非常善良，对丈夫体贴，对子女疼爱，对乡亲和蔼，终日操持家务，拉扯孩子，从早忙到晚，深夜等孩子们都睡熟了，她还要纺纱织布，全家人的穿衣盖被，全靠祖奶奶的两只手纺织而来。
祖奶奶一生共生育了7个孩子，大儿子司明勋，二儿子司明绩，三女儿司桂荣，四女儿司占英，五女儿司黑丑，在抗日战争时期大饥荒中出生的六儿子还未取名就送人了，在1947年生第7个孩子时大人孩子双亡。祖奶奶一生是悲惨的，在没有任何医疗、妇幼保健的情况下，经历了7次生育的鬼门关，遭受了7次巨痛，最后还是被产后病夺去了生命。而出生的孩子也由于战争、疾病、饥饿、贫困不断失去，只剩下司明勋、司明绩、司桂荣3人，作为母亲，祖奶奶不知要承受多大的伤痛。
爷爷司明勋、二爷爷司明绩因为逃荒到八路军根据地而接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参加了革命工作。就像祖爷爷说过的，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爷爷司明勋、二爷爷司明绩参加革命后由于工作或形势所迫很少再回家，即使在祖奶奶和祖爷爷去世时他们也未能回去，老姑司桂荣一人在老家，一直照顾祖爷爷，为他们尽孝送终，老姑一生辛劳，替2个哥哥尽了孝道。

启蒙读书
祖爷爷十分重视孩子的教育，为了让孩子们将来能有出息，他自己节衣缩食，再苦也要让家中男孩子去上学。因此，爷爷司明勋和二爷爷司明绩都被送到村小学念书，爷爷是1934年7岁多时开始接受启蒙教育的。
当时的学校设在长沟村后地庵庙，只有一位老师，叫李王良，约50多岁。教室就是一间破庙，四处都透风，冬天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学生的手脚都冻得红肿麻木，只有自带小火炉取暖。祖爷爷每天早上都起来为爷爷烧两块木炭放在自制的小火炉里，爷爷提着这火炉在上学的路上边走边吹，以此取暖。上课时手冻僵了，下课时就用嘴吹吹炭火，烤烤冻僵的手脚。
学习的内容是“三字经”、“女儿经”等五经，学习的方式就是跟着老师念书，然后背书。教室门后面挂着一把“戒尺”，如果背不出书，就会挨打。爷爷从小读书用功，每次背书都背得很熟，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这些内容，爷爷到现在都能背诵。因为学习用功，爷爷得到老师喜爱，没挨过打。家长们对老师也很尊重，每逢过节，祖爷爷就带着爷爷去给老师拜节，送点面粉、蔬菜给老师。
2年后，国民政府推行新学，不但学习语文，还学习算数、音乐、体育等课程，老师也换成了一个叫马瑞平的年轻人。马老师思想进步，对日寇侵占我东北三省的罪行非常愤恨，有抗日爱国思想。语文课由“五经”换成了“人，我是人，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我们的国父是孙中山先生，我们的领袖是蒋委员长”这样的时新内容。音乐课上，教学生们唱：“八路军有精神，抬起钢炮打日本……”等抗日歌曲。还有算数、历史等课程的学习，都使爷爷感到很新鲜，很有趣，学习也越发用功。如果不是日寇的侵略，爷爷一家或许就在长沟村过这男耕女织的平静生活，但是这一切平静，都随着日寇的入侵而被打破，天灾人祸接踵而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全面开始。此后不久，马老师突然不来上课了，连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的妻子终日以泪洗面。许多年以后人们才听说马老师是共产党员，为了抗日救国，秘密去了延安。马老师的启蒙教育在爷爷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爱国抗日的深深烙印。

家乡沦陷
由于国民党政府抵抗不力，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1938年，日本鬼子占领了爷爷的家乡沁阳。日本鬼子在沁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老百姓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那年，爷爷11岁。
在日寇占领沁阳的日子里，鬼子经常到各村扫荡，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物就抢。日寇铁蹄所到之处，国土遭蹂躏，生灵被涂炭。为了逃避日军的烧杀淫掳，沦陷区的人们纷纷携妻带子、被迫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辗转迁徙，奔向大后方和安全区域，从而形成了巨大的难民潮，其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在世界近代史上都是罕见的。爷爷全家也加入到了难民潮中，爷爷则成为难童。由于爷爷家里没有钱，不能逃到远处，只能在沁阳周围未被日寇占领的地方东躲西藏。饿了啃一口窝窝头，渴了喝一口凉水，实在没有吃的就向别人乞讨，晚上就露宿山沟或破庙，全家就一直过着这种颠沛流离、提心吊胆的生活。
正在爷爷一家流离失所、万般无奈之时，碰到了他的三姑父卫华清。卫华清以前在西安一个教会医院当医生，医术较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希望为抗日救国出点力，便辞职在济源县西北山区的大社煤矿开了一个难民救护医院，专门救治难民，因此他了解一些难民赈济的机构。于是，他把爷爷介绍到了 “中央赈济委员会第五救济区济源难童教养院”。该教养院是由宋庆龄与 “保卫中国同盟”和省赈济会联合在战区灾区设立的。当时规模宏大的难民迁徙，构成令世人瞩目的社会奇观，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社会舆论的督促下，国民政府于1937年9月7日通过《非常时期救济难民办法大纲》。 1938年初，又成立赈济委员会，作为难民救济的最高领导机构。1938年6月，宋庆龄与中外人士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发起为战灾儿童服务运动，与省赈济会联合派员到战区、灾区抢救难童，设立了难童教养院，专门为战灾儿童服务，安置了大批无家可归的难童，其经济来源部分靠国家拨款，部分靠各界人士捐赠，全国各种爱国力量团结起来，救济难民难童，避免了中国人口更大的牺牲。
进了难童教养院，爷爷总算有了立足之地。难童教养院设在济源县西北山区里的一个叫张庄的小村里，地方非常隐蔽。难童教养院的孩子，都是来自沦陷区的逃难儿童，他们的家园被日本鬼子占领，他们的亲人被日本鬼子残害，他们与日本鬼子都有着深仇大恨。在难童教养院里，难童们躲避了日寇的杀戮，生活有了最低保障，并且一边读书、一边劳动，学到了一些文化知识，懂得了一些爱国道理。爷爷在难童教养院生活了2年，这两年的经历，对爷爷今后的人生之路，特别是对他从事救死扶伤的卫生事业和赈灾救困的红十字事业，有很大的影响。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爷爷都对侵略者充满了仇恨，对全国人民的抗日爱国、无私捐助、扶危济困之心充满了感激，对这种力量的巨大作用有深刻的感受，特别是对难童教养院的创办者宋庆龄女士充满了崇敬。

祖爷爷遇险
1940年，日本鬼子占领了济源县城。丢失了济源，“济源难童教养院”无法再办下去了，只好就地解散，让大家回家等通知。于是，爷爷只好回到沁阳长沟村小庄老家。当时，爷爷家又添了一个妹妹黑丑，共有弟妹5人。这么多人要吃饭，而家里被日寇抢劫得一无所有，祖爷爷没办法，就把我二爷爷司明绩送到山西武乡的药店当学徒，自己则收了棉花去山西卖，再换回小米糊口度日。当时山西的一些地方是八路军的根据地，进入山西的物资被鬼子严密封锁，白天根本不能通过封锁线，只有在天黑以后偷偷通过。一日，我祖爷爷像往常一样，见天快黑了，和村里的几个伙伴一起挑着棉花上了太行山。在离山西阳城不远的公路上，遭遇了日本鬼子的巡逻队。日本鬼子哇哇地叫着：“有人给八路送棉花。”紧接着就是一阵机枪扫射，啪啪啪啪，机枪声过后，和祖爷爷一起挑棉花的十几个人再也没有一个站起来。噩耗传到家里，爷爷一家人抱头痛哭，两天颗粒未进。第二天晚上，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爷爷一家惊醒，从门缝一看，一个浑身是血的人站在门外，门刚一打开，来人就倒在了地上。爷爷赶快点亮油灯一看，这满脸是血的人竟是我祖爷爷。全家人又惊又喜，分不清是活人还是鬼魂。全家人马上把祖爷爷抬进屋，祖奶奶用水把祖爷爷的脸洗净，伤口包好，喂我祖爷爷喝了一些水，我祖爷爷才醒过来。原来，我祖爷爷比较机灵，日本鬼子的枪一响，他腿上中了一弹，他喊了一声不好，就顺势一滚，滚到了山下，昏死了过去。过了很久，才慢慢苏醒过来，坐起来一看，身边空无一人。他忍着腿伤的疼痛，慢慢爬回路上，看见一起去的伙伴已经都死了。他悲痛地倒在同乡的身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趁着天黑，悲痛欲绝、惊魂未定的他拖着受伤的腿，走了两天山路，才艰难的一步一步走回了家，算是保住了一条命。

人生抉择
爷爷从难童教养院回家7个多月后，一天收到教养院的一封来信。通知教养院的学生到洛阳白马寺国民党青年教导团去报到学习。当时家里生活很困难，没吃没穿，能解决一个人的吃饭，是家里的一个大问题，爷爷也天天在盼望教养院来信叫他返回。但爷爷收到这封信后，看到是要他到国民党青年教导团去学习，却迟疑了，他没有立即做出决定，而是和祖爷爷一起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讨论后他们一致的看法是：“国民党不好，不能给国民党当兵。”当时是国民党统治，爷爷他们为什么能坚决地拒绝去国民党呢？一是因为在抗日问题上国民党的消极抵抗使国土大片沦为敌手，人民饱受日寇欺凌，对国民党十分不满。二是由于国民党自身的腐败，欺压百姓，使人们对国民党非常反感。有一件事情激起了爷爷全家对国民党军队的愤恨。爷爷家原有一块打场用的场地，被村里一个恶霸看中了，就想方设法来强取豪夺。他为了得到这块地，与驻守炮楼的国民党别动队勾结，由国民党别动队出面，给祖爷爷扣了个“抗缴保安税”的罪名，来抓我祖爷爷。当时祖爷爷不在家，就把我爷爷抓到了炮楼上，用绳子吊起来毒打，逼家里用这块场地去换人。当时是国民党的天下，国民党的军队抓了人，哪里还有老百姓讲理的地方，最后祖爷爷不得已用这块场地去换回了我爷爷。因此，祖爷爷和爷爷都对国民党军队欺压百姓的行为十分痛恨。祖爷爷说：“宁肯在家里挨饿，要饭，这样坏的军队，是万万不能去的。”就这样，爷爷做出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抉择，拒绝了国民党。当时村里也有另外几个青年接到信后去了国民党青训营，被培养成为了国民党军官，有的还当了国民党的团长，走上了一条反革命的道路，留下终生的悔恨。
所以，有作家说：“人的一生很漫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爷爷在最紧要的这一步为自己的一生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把握住了人生道路的正确方向。

大饥荒——刻骨铭心的伤痛
拒绝了去国民党青训营，爷爷继续留在老家，经历了河南历史上最为悲惨的大饥荒，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爷爷连续失去3个弟妹，留下了一生中最悲痛的记忆。
1941年，河南遭受了特大洪灾。由于暴雨狂下，山洪从太行山上汹涌而下，像脱缰的野马，横扫大平原，一望无边的洪水淹没了道路，直逼小庄。我爷爷看着大水进了家，急得跑到大堤上找我祖爷爷，我祖爷爷此时正和村里人一道在加固大堤。我爷爷边跑边喊：“不好了，大水进家了”。我祖爷爷回头一看，漫天的大水已进了村，再看一下眼前，滔滔沁河水已快和大堤持平，情况危急万分，眼下的人力已无法抵御大自然的肆虐。我祖爷爷当机立断，说：“撤，大家快到后山坡躲一躲吧。” 大家匆忙赶回家中，拖儿带女冲出家门，在半人深的水中，艰难的向后山坡上转移。在坡上，大家靠吃野菜度日，等大水退后才回到家里。洪水冲刷后，家里空空如也，地里一片狼藉，这一季的庄稼又完了，一家人只有靠吃野菜过日子。
由于长期挨饿，极度缺乏营养，许多人得了黄肿病，爷爷最疼爱的妹妹司占英也患了此病，她失去了往日的活泼，全身浮肿，皮肤肿得黄亮亮的，躺在床上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家里无钱为她请医生看病，也无粮为她煮一点饭，她连一口米汤都没喝上，带着深深的悲哀，离开了这个悲惨的世界。爷爷拉着妹妹冰凉的小手，哭干了眼泪，发誓以后要做医生，治好妹妹这样的病。
祸不单行，洪灾过后，1942年河南又遭受百年不遇的旱灾。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庄稼又是颗粒无收。大旱之后，撂荒的土地又成为蝗虫迅速滋生的温床，河南紧接着又遭受特大蝗灾。遮天蔽日的蝗虫成群结队地飞行，挡住了太阳，使大地变得漆黑一片，蝗虫一落到农田里，顷刻之间就把庄稼啃个精光，连玉米杆都没剩下。家里再没有东西可吃了，连野菜都找不到一棵。我祖爷爷只好领着我爷爷，到地里抓蝗虫，一抓就是一盆，然后端回家烧来吃。豫北十八个县的庄稼颗粒无收，而当时号称“中原王”的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却借征收“特别税” 之名，抢走农民的最后一点口粮，造成了人祸。天灾人祸，兵荒马乱，弄得河南人民民不聊生，流离失所。
天灾人祸逼得爷爷全家借贷无门，走投无路，为了活命，一家人只好又去逃荒。我祖爷爷和祖奶奶带着爷爷他们兄妹4人向太行山逃去。沿途都是逃荒要饭的人，每个村子都是空荡荡的，没有吃的，人饿得头昏眼花，许多人走着走着，身子一歪，就死在了路上，一路都是死尸，卖儿卖女的不计其数。当时，我祖爷爷和祖奶奶带着4个孩子逃荒，走得脚上满是血泡，野菜也很难找到，全家人都已命悬一线。当他们走到山西高平县时，我祖爷爷看着饿得奄奄一息的小老姑黑丑和只有一岁的小爷爷，万般无奈，把我爷爷叫到身边商量说：“龙头，你看怎么办，要给孩子留条活路啊， 跟着我们只有死路一条”。当时孩子卖都卖不掉，根本没人要，最后决定将黑丑和小爷爷送人。第二天，我祖爷爷就去找人家，跑了一天，终于在高平县大寺庄镇找到了一户人家，把小爷爷送人了。来人只用了一个梨，就把小爷爷哄走了。可是当时只有5岁的黑丑由于是女孩，没人要，怎么办？我祖爷爷把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爷爷。祖爷爷对爷爷说：“你无论如何都得把她扔了，给她找个活路。”我祖爷爷将最后的一毛钱给了我爷爷。于是爷爷只好领着黑丑往高平县的西南方向走去。走到了高平原村的十字路口，爷爷用那一毛钱买了一个饼，递给小老姑，说：“黑丑，你吃饼，在这儿等着，哥哥去给你再找些吃的，我一会来接你。” 小老姑拿着饼，乖乖的坐在路边，等我爷爷。我爷爷赶紧回过头，大步向前走，眼泪夺眶而出，他不敢回头望，他不忍回头望，他流血的心在默默的祈祷，希望有人能收留黑丑，让她能活下来。爷爷泪流满面，两眼模糊，踉踉跄跄地回到了大寺庄我祖爷爷身边，此时，他如万箭穿心，痛苦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件事，成了爷爷一生最大的伤痛，不堪回首。高平解放后，我爷爷专程回去寻找黑丑和小爷爷，但没有音讯。
这次大饥荒是河南历史上最悲惨的时期。据1943年2月英国记者福尔曼记载，他经潼关入河南，在洛阳“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当时是人食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的世界。虽然是大自然制造了这次饥荒，但是致使百姓大量死亡的原因却是日寇的烧杀抢掠和国民党政府多年异常沉重的兵役和赋税，使河南的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许多农民早已破产逃亡。即使在风调雨顺的年景，河南农民在交粮纳赋之后，也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根本谈不上任何储藏。遇到连续的天灾，完全没有任何抵御能力，就只有卖儿卖女，背境离乡。所以是天灾和人祸双重灾难造成了河南这次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使河南人民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悲惨的日子。　

从学徒到工会会员
1942年逃荒到山西后，爷爷留在了相对安全的八路军根据地山西襄垣县。为了生活，14岁的爷爷在山西襄垣县西营镇永和堂药铺当了学徒。爷爷要负责老板家里和药店里的全部杂活，剩余时间才能去药店学抓药。爷爷每天起早贪黑，干完扫地、做饭、洗刷、切药等大量杂活后，就赶紧到药铺学抓药。襄垣是八路军的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了农会、工会等进步组织。爷爷是药店的学徒，也成了工会会员。在工会里，他第一次遇到八路军，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当时，八路军战士教工会的会员识字，唱歌，并宣传革命道理。爷爷还清楚地记得那些唤起他们革命意识的歌词：“雇工、羊工们，手工业店员们，咱们是出卖劳力养活家里人，为了家里有饭吃，每天苦劳作，受气无尊严。”这些朴实的话语，说出了爷爷的真实情况和心里话，让他感到无比的贴心。在那时候，只要生命能保全，有口饭吃，即便再苦再累再受歧视，就已经很满足了，不会想到争取人的自由和尊严。爷爷记得，有一次，他给药店老板煮好了小米稀饭和烧饼，当老板把小米粥喝到碗底时，发现了一颗沙粒，这时老板大喊一声： “龙头，拿一个箩筐来”。爷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清楚老板为啥要箩筐，只好把装药的竹筐给老板拿来，老板指着碗底说：“你把这个给我抬出去”。爷爷一看，原来碗底有一颗沙子，忙给老板陪不是。 老板不依不饶又把爷爷狠狠骂了一顿方才罢休。爷爷心里很难受，这种没有尊严只有繁重劳动，稍有不慎就遭打骂的生活，对于雇工、学徒来说，是家常便饭。但为了生活，爷爷的苦水也只能往肚里咽。这时八路军战士告诉他，雇工也是有自由和尊严的，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让全体穷苦人民过上好日子，不受地主、恶霸、老板的欺压。这使爷爷第一次感到了八路军和其他军队是完全不同的，是为劳动人民说话、做主的。爷爷在心底喜爱八路军，向往革命，盼望着自己能有获得做人尊严的一天。

参加土地改革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日寇被赶出了沁阳，被赶出了中国。爷爷怀着喜悦的心情离开药铺从山西回到了沁阳家乡。这时解放军在沁阳也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爷爷从山西回到沁阳后，正逢沁阳中学招生，便考入了沁阳中学。沁阳中学的校长李盘是共产党员，为了配合共产党在解放区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他动员组织了一批进步学生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队。作为进步学生，爷爷成为了土地改革工作队的队员。他们边学习，边参加土改工作。当时土地改革工作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土地改革工作队按照党的土改政策，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发动群众，积极做好各种宣传工作，贴标语，组织大家学习，宣讲党的土改政策，召开诉苦大会，分田分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广大穷苦人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确实感到翻身作主了，极大的鼓舞了解放区人民的革命热情，调动了发展生产的积极性。通过参加土改工作，爷爷开始懂得革命道理，革命不是只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利益，而是要为天下所有的劳动人民谋幸福，共产党、解放军干的是改变旧中国的大事业。

弃笔投戎
1946年初，在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中，沁阳中学校长，共产党员李盘担任了沁阳县县长。此时爷爷已成长为18岁的青年，通过在土地改革工作队一年的锻炼，他对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他像一只正在学习飞翔的小鹰，渴望到更高远的天空去翱翔，他决心参加人民解放军。1946年2月，由沁阳县县长兼中学校长李盘介绍，爷爷和其他立志献身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青年一起，奔赴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投身到了解放全中国的革命洪流中。
1946年2月12日的早上，爷爷和村里的另外五名青年，带着简单的行李，告别乡亲父老，踏上了革命的征程。他们是：司明勋、司兴皓、司明朝、司良海、司习文、贾应贵。
出发时，我祖爷爷依依不舍的把爷爷送到村外的大河桥上，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你们放心的去吧，家里的事不要牵挂，在部队，要听领导的话，好好干，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去吧。”爷爷望着祖爷爷慈祥的面孔，两行热泪夺眶而出，爷爷紧握着祖爷爷的双手说：“爸，儿子不在跟前，你老一定要多保重，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干。”爷爷和大伙一起朝太行山方向走去。过了好久，他回头望去，祖爷爷的身影还伫立在大河桥上，爷爷的双眼又一次湿润了。在两代人的送别与回望中，寄托了多少亲人的希望和牵挂啊，虽然彼此依依不舍，虽然也可能是生离死别，但必须分别，必须前行，只有走出世代居住的小村庄，才会有更广阔的天地，才会于国、于民、于家做更多的事。爷爷转过身，大踏步地向太行山深处走去。
爷爷他们经过四天的跋涉，途经晋城、高平等地，终于到达山西长治，这是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太行军分区所在地。他们拿出李盘县长写的介绍信，在军分区报了到，军分区初步了解了他们的基本情况。由于爷爷他们上过一年中学，算是有文化的青年，军分区将他们介绍到晋冀鲁豫军区北方大学。
考入晋冀鲁豫军区北方大学
晋冀鲁豫军区北方大学是人民解放军的一所综合性大学，设在山西潞城县。学校由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任校长，滕代远任政委。北方大学下设6个二级学院，有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财经学院、艺术学院、外语学院。
当时接待爷爷他们的是教务处的张润苍科长，他操着一口山东口音，30来岁，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他非常热情地把爷爷一行人安排在学校招待所住下，并告诉他们，做好准备，明天一早参加入学考试，考试的科目有“语文”、“政治”、“数学”、“物理化学”。第二天，爷爷一行来到教务处，参加了四门科目的入学考试。据爷爷回忆，当时考试的作文题目是：“你对土地改革的认识” 。由于爷爷亲身参加过土改，所以考得比较好，是四科里考得最好的一科。物理化学的考题有一些是生活中的现象、常识和名词解释。爷爷还记得的题目如：什么叫卡路里？水的分子式？铁勺为什么要装木把？夏天为什么要穿白衣服？当然也有一些分析计算题，就记不清了。由于爷爷没有系统的学习过中学课程，感觉数学、理化比较难，没有大的把握。考完后，爷爷的心里七上八下的，焦急地等待着结果。第三天，考试结果终于公布了，爷爷一行六人，全部录取。由于爷爷在药店当过学徒，被录取到北方大学医学院。听到这个消息，爷爷激动万分，他终于实现了学医的夙愿。这个夙愿，是爷爷在他妹妹司占英去世时立下的。由于无钱医治，爷爷眼睁睁地看着妹妹被病魔活活折磨至死。当妹妹拉着爷爷的手咽气时，爷爷就在心里暗暗发誓，长大要学医，为亲人、为劳苦大众治病。
北方大学医学院设在山西潞城县马昌村的一个天主教堂里。当天下午，爷爷他们领了新军装，进行了编班。爷爷被编到六区队三班。大家穿上新军装，扎上腰带，兴高采烈的来到班里报到。班长岳峰高热情地接待了新同学，开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会，介绍了班里情况，同学们相互认识。同学中情况各不相同，水平参差不齐，有从解放区农村来的小学生、中学生，有从大后方来的大学生，中学生，有在部队当过卫生员、甚至当过医生、军官的部队官兵。会后，发给爷爷一个小马扎和一块小木板，这就是他们的课桌和课凳，大树底下就是他们的课堂。
第二天一早，爷爷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大树底下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第一学期，共开了7门课：生理、解剖、物理、化学、药物、德语、政治。老师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苏联支援人员，二是各国的志愿人员，三是被解放过来的日军和国民党军医，四是来自大后方的医学专家，可谓人才济济。
学校非常关心解放区来的同学们，因为这些同学政治觉悟高，思想素质好，但文化水平低。为了使解放区来的同学们学习不掉队，学院开展了一帮一的小先生活动，就是把以前的大学生与解放区来的同学们结成对子，一帮一。爷爷与刘新同志结成了一帮一对子，刘新是河南郑州人，是河南师大二年级的学生，为人谦逊，诚恳。在他的耐心辅导和爷爷的勤奋努力下，爷爷的各科成绩迅速提高。
学院的院长李新农对同学们非常关心，一次出操时，爷爷突然晕倒，李院长立即吩咐刘合一主任将爷爷送到医院医治，并送来病号饭，问寒问暖，关怀备至，还嘱咐班长，让爷爷近期不要参加重体力劳动，养好身体，好好学习。
在人民军队里，爷爷感受到了首长和同志们的关心，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也感到了做人的尊严。他为自己成为一名革命军人，一名大学生而无比自豪，他内心充满了感动和热情，尽心尽力地工作，勤奋刻苦的学习，唯恐掉队对不起革命军人和大学生的称号，唯恐学不好对不起家乡父老和部队首长。因此，爷爷的工作和学习一直都很不错。

成为白求恩医科大学学生
爷爷在晋冀鲁豫军区北方大学医学院学习的两年间，全国的战争局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民解放战争由防御进入战略进攻阶段。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1947年12月7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期间举行的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明确指出：人民解放军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人民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解放战争的序幕已经拉开。
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需要，1948年5月9日中央做出决定：“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个中央局合并为华北局，以刘少奇为华北局第一书记。” “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以聂荣臻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委”。“华北局成立后，中央委托华北局办理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及华北大学（统一北方、联合两大学）”。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区合并，不仅对当时的战略反攻、生产建设、支援前线起了很好的作用，更为新中国国家机构的建立塑造了雏型，打下了基础。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晋冀鲁豫军区的北方大学与晋察冀军区的联合大学合并成立了华北大学。 1949年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以华北大学为基础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
晋冀鲁豫军区的北方大学医学院并入晋察冀军区的白求恩医科大学。北方大学医学院从潞城迁往石家庄，白求恩医科大学也从张家口迁往石家庄，两校合并为白求恩医科大学，校址设在石家庄，后来改为华北医科大学。而华北医科大学在建国后由石家庄迁往天津，隶属中央军委，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 1954 年迁校长春，与第三军医大学合编为第一军医大学， 1958 年划归吉林省，易名吉林医科大学， 1978 年重新恢复为白求恩医科大学。
学校以白求恩命名，不仅因为他是学校的奠基者之一，更重要的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他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遵循他的办学思想，建设有自己特色的医学院校。1943年聂荣臻同志给白求恩医科大学毕业生的题词写道：“要有医学丰富的知识，要有人类高尚的道德，才配称白求恩的弟子”。白求恩精神，深深地扎根在白求恩医科大学师生的心中。
两院合并为白求恩医科大学后，学校的实力增强了。印度援华医疗队柯棣华大夫，任学校外科教员和附属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奥地利医生傅莱，德国医生汉斯·米勒，日本病理学博士稗田宪太郎和津泽·安达教授等都为爷爷上过课。外国老师都是用外语讲课，由翻译进行现场翻译。爷爷没有外语基础，经常记不完笔记。但他很顽强，每天下课后，他都找小先生刘新对笔记，补完笔记，消化吸收后，才肯休息。爷爷刻苦学习的精神，受到学校的好评，1948年6月爷爷被评为学校“学习模范”，钱信忠校长（解放后任卫生部部长）亲自为他们发了奖状。这一荣誉，使爷爷感到自豪，一直无比珍惜。那张早已发黄的草边纸奖状，爷爷一直珍藏在箱底，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多次抄家，也没有让他们把这张奖状找到。
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
1948年8月6日，是爷爷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这一天爷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经过在白求恩医科大学2年多的学习，爷爷的思想觉悟、政治水平、业务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从一名希望有个人温饱和尊严的农民青年，逐步懂得了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推翻三座大山，推翻剥削阶级，使广大的劳苦大众都得到解放的革命道理，逐步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在学习和各项工作中，爷爷都严格要求，积极主动。到白求恩医科大学不久，党支部就找爷爷谈话，征求爷爷的入党意见。爷爷当即表示了对党组织的向往，但是怕自己条件还不够。经支部讨论后，爷爷填写了《入党自愿书》。爷爷回忆说：在那些日子里，生活虽然艰苦，但思想非常愉快，学习虽然紧张，但精神非常轻松，困难虽然很多，但对未来充满信心，在这个革命的大学里，到处都充满朝气和生机，时刻都推动着你向前进步。提出入党申请后，爷爷更是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实际行动接受党组织的审查考验。
一天爷爷刚从怀鹿县南高基村下课回到宿舍，他的入党介绍人李芝林、岳峰高二人找到爷爷。岳峰高对爷爷说：“明勋同志，你的入党申请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后，上级党委已经批准了，批准时间是1948年8月6日。”爷爷听了后，心潮澎湃、兴奋不已，激动的心情很久不能平静。李芝林同志接着对爷爷说：“明勋同志，从批准之日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后补党员了，后补期为六个月，希望你遵守誓言，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按期转正，做一名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 爷爷边听边点头，将他们的话，铭记在心。然后爷爷非常严肃的说：“我一定不辜负党的期望，努力学习和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接受党的考验”。爷爷不仅嘴上这样说，行动上也是这样做了，他没有辜负党的期望，不仅按期转正，以后还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

在中央医院实习
爷爷入党后没有几天，1948年8月中旬，爷爷完成在学校的理论学习，进入到医院实习阶段。那一天，学校召开大会宣布实习地点和名单。对每一位学员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大家都非常渴望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教务长开始宣布实习地点和名单，爷爷聚精会神地听着。教务长念了半天，各军区野战医院都念完了，还没有爷爷的名字，爷爷有点急了，“怎么没有我？”，正在焦急之时，只听教务长说到：“下面是到中央医院实习的名单”，爷爷的心一下被提到了嗓子眼，时间一秒秒过去，只听教务长念到“司明勋”，爷爷那一颗怦怦直跳的心简直就要蹦出来了。这种兴奋和激动是不能用语言描述的。中央医院是当时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能到中央医院实习，有机会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和首长服务，是每个学员梦寐以求的。当时中央机关已在1948年4月从延安转移到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西北坡村，中央卫生局和中央医院也随之转移到平山县的朱豪村。爷爷激动万分，彻夜未眠，立即整装出发，于1948年8月中旬到达滹沱河边的朱豪村，在中央医院开始了实习。

为陈赓司令员做体检
1948年9月初， 在滹沱河边的朱豪村中央医院，爷爷度过了难忘的一天。那天，爷爷正在中央医院值班，忽然医院内科主任黄树则带了一位军人进来。当时部队的服装都是一样的，从外表上看不出来人是什么首长。黄树则主任给来人听完心脏后，叫爷爷给他量血压和称体重。当来人坐在爷爷的面前时，爷爷一看体检表，“陈赓”两个大字跃入眼帘，爷爷吃了一惊。“真的是名震太行的陈赓将军吗？”爷爷心里又惊又喜，很想抬头好好看一看陈赓将军，又不好意思。由于过于紧张，爷爷拿听诊器的手有点发抖，陈赓将军发现爷爷有点紧张，就温和地说道：“小同志，不要慌，慢慢量。”又主动问爷爷：“你是新来的吗？”爷爷回答说：“我是白大的学生，在这里实习。” 陈赓司令员笑着说：“好，好好学，见多识广，熟能生巧嘛。”为了保险，爷爷连续量了两遍，平时两、三分钟就能完成的事，爷爷竟用了五、六分钟，才对陈赓司令员说：“首长，一切都正常”。陈赓司令员起身伸出他那有力的手和爷爷握了手，爷爷马上立正，给陈赓将军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军礼，表示对将军的崇敬。原来，陈赓司令员是利用到中央开会之机来医院体检。陈赓将军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爷爷早就听说陈赓将军战功卓著，名声赫赫，气势豪放，但还没有见过将军，今天能如此近距离的与将军接触，亲自为将军作体检，爷爷感到无比激动，而将军的平易近人和对自己的鼓励，更使爷爷终生难忘。

有缘再续师生情
在白求恩医科大学和中央医院实习期间，有许多教官、医生都为爷爷他们的学习和成长付出了心血，爷爷对他们怀着深深的感激。其中有几位教官，在后来的工作中爷爷有缘与他们再次相见或共同工作，师生之间的情谊更是加深一层，令人无比怀念和感慨。
在中央医院实习期间，有一位教官每个星期三都来给爷爷他们上课，他就是伍义泽教官。爷爷记得，他讲的是内科学，他每次来往都骑着一匹大白马，中午就在医院中灶食堂吃饭，他当时是西北坡中央直属门诊部主任，他的爱人王毅一在西北坡中央直属门部任护士长，他们工作很忙，任务艰巨。因为这个门诊部除一般干部的门诊外，还承担着中央首长的保健任务。伍义泽教官对人谦和，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耐心解答，课间休息时还和同学们聊天。当时爷爷认识他这位老师，他则记不得这么多学生。全国解放后，伍义泽教官调到重庆市卫生局任副局长，爷爷也到重庆市卫生系统工作，师生才真正有了交往，所以爷爷对他一直非常尊敬。
在中央医院实习期间，还有两位老师也经常给爷爷他们上课，一位是医院的内科主任黄树则老师，一位是外科主任周泽昭老师，他们两位老师对同学们的学习要求都很严，但在生活上却十分关心、爱护同学们。特别是周泽昭老师在做手术时非常严格，只要器械递得不对，他就发脾气甩器械，有时还骂人，但下了手术台却十分和气，同学们都能理解他，他是对病人的安全负责，一个器械也不能递错。黄树则老师对同学们态度很好，责任心很强，他的英语讲得很好，查房时，他都用英语讲话，在他手下当住院医生要特别谨慎，他每查一个病人，经治医生必须详细汇报病情。他对每一个病人都是尽心尽责。周泽昭老师后来调到重庆医科大学任校长时，爷爷才得以和他再续师生情。黄树则老师是到卫生部任副部长后爷爷去北京开会，爷爷才有机会当面感谢老师的培育之恩，在以后的工作中得到老师更多的帮助。
还有在白求恩医科大学教传染病学的奥地利医生傅莱，解放后竟然也来到重庆工作了一段时间，在重庆市卫生局当顾问，后来爷爷转业到重庆卫生局与他得以相见。大家见面说起战争年代的这段师生缘份，都是很珍惜的。傅莱后来回到北京工作。

奔赴淮海战役前线
在中央医院的实习还未结束，淮海战役打响了。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决战战役，他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迄商丘，北起临城，南到淮河，在一个广大的区域里开展了一场大决战。
此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发动，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历时65天，歼敌55万人，在战役进入到第二阶段时，蒋介石力图挽回局面，令黄维、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与徐州守军南北对进，企图集中兵力打通津浦路上的徐州与蚌埠之间的联系。我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也集中９个纵队的优势兵力，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经过激战，消灭大量敌军，但我军伤员也大量增加，急需医疗支援。前总二野卫生部派药政处长王青海同志到西北坡，给军委卫生部苏静观部长、傅琏章副部长汇报，请求中央支援。48年12月5日卫生部决定，将白求恩医大在中央医院实习的60名同学中的30名支援淮海战役，30名支援太原前线。12月6号在中央医院召开动员大会，傅琏章副部长在动员会上分析了战争形势，他指出：“同学们，在学校学的理论知识要和实践相结合，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处的，是不能为人民服务的，到一线去，是给同学们一个锻炼的大好时机，也是同学们施展才能的大好战场，希望同学们经得起考验，以优异的成绩报效祖国，报效人民。”动员会后，爷爷和同学们都非常激动。要上真正的战场了，可以用所学的知识挽救战友生命，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爷爷立即要求到战事最激烈的淮海战场，并当即得到领导批准。
当晚，中央医院就用大卡车把爷爷他们30人送到了石家庄车站，坐上火车，半夜到达济南，稍作停留后，火车继续向徐州方向急驰。沿途隐蔽在高粱地里的国民党散兵不时地向列车射击，护送爷爷他们的部队不时地用机枪还击。爷爷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第二天中午到达蚌埠站。爷爷被分到蚌埠郊区的一所野战医院里。医院的张仁俊院长热情的欢迎他们说：“你们真是雪中送炭来了”。当时医院门口正围着一群支前民工，抬着从宿县双堆集抬下来的一百多名受伤的战士。爷爷他们扔下背包马上就投入救治伤员的工作。他们先把重伤员挑出来，迅速为他们冲洗伤口，止血，包扎。把需要手术的伤员排好队，他们一口气干到天黑，没有喝一口水，他们知道，时间就是生命，他们快一点，战士们就少流一点血 ，就会多一个生命活下来。
记得当时的伤员中，有一名国民党黄维兵团的参谋长，也受了伤，爷爷他们对被俘的伤员也一视同仁，进行了抢救。这引起了部分战士的不满，说他们敌我不分，爷爷他们耐心的给战士们讲我党对俘虏的宽大政策，通过他们细微耐心的工作，取得了战士们的理解，不仅不再骂他们 “敌我不分了”，还改善了对战俘的关系，不再歧视俘虏了，使战俘也真实地感到了共产党、解放军讲信用，不虐待俘虏，说话算话。

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伤员
  1949年1月28日国民党反动派怕我解放大军南下威胁南京，对解放区进行了狂轰乱炸。国民党的六架飞机分两组对蚌埠铁路桥进行轮番轰炸，到处都是爆炸声。当时，爷爷正在蚌埠大桥北侧接送伤员，忽然一枚炸弹呼啸而过，情况十分危急，爷爷赶紧扑到伤员身上，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住伤员。此时，一枚炸弹正落在距爷爷约5米远的地方，有三块弹片飞到爷爷的左臂上，一会鲜血就浸透了爷爷的棉衣，但伤员没有受到炸弹的伤害。爷爷也没理会自己的伤，为了抢时间，他们抬起担架继续前进。到了医院后，战友们见他衣裳上那么多血， 解开他的衣服一看，受了三处伤，幸亏当时爷爷穿着棉袄，所以只伤了皮肉，没有伤到骨头，经过两个星期的治疗，爷爷的伤口痊愈了，但至今还留下了三个伤疤。在战场上，爷爷临危不惧，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伤员，虽然自己流了一些血，但爷爷说：医生的职责就是挽救保护病人的生命，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比起在战场上和敌人打仗的战士，我们的付出是太少了。 因为在淮海战役中爷爷英勇顽强，工作突出，被授予“淮海战役纪念章”一枚。

参加接管南京国民党105医院
1949年4月下旬，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立即在西起江西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苏的江阴，长达500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迅速摧毁了国民党的长江防线。我百万雄师于４月２３日深夜，渡过长江。４月２４日晨解放军先遣部队直奔“总统府”，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蒋介石“总统府”的门楼上，南京终于解放了。
爷爷他们于1949年5月1日带着伤员由蚌埠乘火车到达南京。由于在渡江战役和解放南京战斗中有大量的伤病员需要及时救治，需要立即接管国民党医院。任务急迫，卫生部立即把爷爷分配到国民党105医院接管小组。当时接管组有40多个人，接管小组的领导是李景阳院长，他是一位老红军，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并且平易近人。他态度和蔼的给爷爷介绍了情况，他说：“现在是一个非常时期，大家要提高警惕，掌握好政策，搞好留用人员的团结。”他将接管组的40多个人分为政工、业务、总务三个组，爷爷被分到业务组。这三个组的任务具体是：政工组负责党派清理，人员登记、安排、资遣工作。总务组负责固定资产、债权债务、药品、器械、设备的清理、造册工作。业务组负责迅速把各科室的各类专业人才组织起来，让医院正常运转，立即收治伤病员。为了保留技术骨干，让广大职工安心工作，接管小组确定了“原则上建制保留，岗位不变，个别调整”的工作方针。这样使职工很快安了心，消除了对解放军的敌对态度，医疗卫生业务很快恢复了正常，及时的救治了大批解放军伤病员，使这个昔日国民党的医院变为了人民自己的医院，为中国的解放战争尽了一份力量。该院后改为解放军第81医院。看到伤员们一个一个的康复归队，部队战斗力得到增强，爷爷进一步体会到医疗工作在革命工作中的重要意义。通过在接管小组的工作锻炼，爷爷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开始懂得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意义。

迟到的毕业证书
由于前方战争形势的需要，爷爷在淮海战役结束后又进入南京，就没有机会再回到学校举行毕业典礼了。但他们在战场上经受了炮火的洗礼，在救治伤病员的第一线接受了实践的检验，用行动证明了他们是白求恩医科大学的合格毕业生。1949年6月份学院派人到南京，把爷爷的毕业证书送到了他的手中。由于成立了华北局，此时白求恩医科大学改名为华北医科大学。手捧着这迟到的毕业证书，爷爷看了一遍又一遍，他非常激动，他感谢共产党和解放军把一个苦孩子培养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大学生，一名人民解放军的军医，他发誓要永远跟着共产党，努力救死扶伤，为实现革命的人道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终生。

到二野军政大学工作
1949年7月2日，爷爷接到二野卫生部的通知，调他去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工作。接到通知，爷爷马上对105医院的接管工作进行了移交，于1949年7月16日 上午到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政治部干部处报到。当时干部处的一位女同志邢干事接待了他，邢干事对爷爷说：“你来得正好，卫生部现在急需要人，你赶快到卫生部去吧（当时的部队编制是司、政、供、卫四大部）”。随即给爷爷开了介绍信。卫生部在南京中山门外明孝陵，离校部不远，山清水秀，环境优美。爷爷马不停蹄的来到卫生部，学校卫生部的江光权部长亲自接待了爷爷。江部长握着爷爷的手说：“欢迎你啊”，随后立即把傅德林副部长叫来，二位首长亲切的给他介绍了一下学校的情况，江部长说：“二野军大是在原中原军大的基础上扩建的，我们的校长是刘伯承，政委是邓小平同志。全国马上就要解放了，建立新的政权需要大批的干部。我们军大主要招收全国各地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为主，兼培养一部分从部队抽调上来的干部。校址就在南京，我们军大的办校宗旨仍是毛主席亲自为抗大规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学校建制分4个总队，每个总队下有若干大队，还有一些特别支队。学习内容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知识、城市管理、党的政策、统一战线、政权建设、中国历史等，特别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要求理论联系实际……。” 江部长接着说：“第四总队最近新建了一个干训大队，你就到干训大队卫生所当所长吧”。中午，二位部长和爷爷共进了午餐。餐后政治部骆主任给爷爷开了去四总队卫生处报到的介绍信。

到四总队干训大队卫生所任所长
爷爷来到四总队卫生处报到，程训典处长一见面就笑着说：“很早就听说要给我们派来一个大学生，今天终于盼到了，你是我们处唯一的一个大学生，到干训大队后，除了搞好行政工作外，抽空也可看看病，把业务工作好好抓一抓。今晚就住这里，明天我送你到干训大队去”。第二天吃过早饭，程处长就和爷爷乘吉普车来到干训大队。穆栋材大队长正在办公室里，一进门，程处长就说：“你看，我给你送秀才来了”。穆大队长忙着站起身来说：“欢迎、欢迎啊”。一边让座，一边倒茶。穆大队长说：“我们干训大队的学员都是由华北补训兵团抽来的营、连、排干部，他们大都是老同志，但文化程度较低，理论水平较差，说话较粗鲁，时不时有点爱摆老资格，但他们直爽诚恳。你以后在工作中要有耐心，注意方式方法，保持团结。”爷爷说：“请首长放心，我一听到干训大队来，就已经有了思想准备，这些我会时刻注意，并教育全所同志注意。”穆大队长最后说：“有你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在大队部吃过午饭后，程处长就回去了。由王副大队长把爷爷带到卫生所，卫生所当时人不多，只有十八个编制，随即召开了一个全所会议，会议由王副大队长主持，并宣布司明勋同志任卫生所所长。王副大队长说:“司所长是白求恩医科大学的高材生，有较高的政治修养和业务素质，责任心强，年轻有为，希望在司所长的领导下，全所团结一致，为我们大队的一千多名官兵的身体健康做出新的贡献。”接着王大队长叫爷爷讲几句话，爷爷整理了一下军装，站起来说到：“首先，感谢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信任，我刚从学校毕业，不管行政工作还是业务工作都缺乏实践和经验，我是来向大家学习的，衷心地希望大家今后对我的工作给与支持和帮助。”
到卫生所工作了几个月，爷爷重点抓了四件事，一是建立规章制度，建立了所务会，定期开展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二是普及卫生知识教育，每周向全大队干部学员上一次卫生课，这一做法得到了大队的支持。三是加强防疫工作，开展除四害，灭虱，灭臭虫活动，定期开展卫生检查和评比。四是开展医疗技术的定期交流，疑难病讨论会诊，规范病历书写等活动，使卫生所的医疗技术很快得到了提高。九月二十日，军大校报《学习》上刊登了干训大队卫生所的经验，卫生处也在全总队推广这个经验。

在南京欢庆新中国的成立
49年10月1日，是个伟大的日子，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当天南京市政府、南京市军管会联合举办了十万人的大游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野军大一万五千人组成第二方队，在十分显眼的位置上游行。爷爷也是游行方队中的一员，他站在游行队伍中，心情澎湃，豪情万丈，他迈着军人特有的矫健的步伐，用尽全身力气，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嗓子都喊哑了。是啊，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的英勇斗争，是千千万万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才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的共和国，看着新中国像初升的朝阳喷薄而出，光芒万丈，作为新中国的建立者，谁不会感到无比自豪和光荣，无比珍视和热爱呢。爷爷在心底为新中国祝福，决心为新中国的富强繁荣贡献自己毕生的精力。

到四总队卫生处干部疗养所任所长
1949年10月16日，到干训队卫生所工作刚三个月，爷爷又接到通知，调他到二野军大四总队干部疗养所任所长。当时爷爷想不通，而且有畏难情绪：“到干训大队屁股还没坐热，工作刚理出头绪，走上正轨，怎么这么频繁的换工作呢？疗养所的工作比起干训大队来要麻烦得多，自己工作经验少，要是完成不好任务怎么办？。”便要求继续留在干训大队，但上级没有同意。虽然思想不通但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这点是不能含糊的。爷爷带着这种情绪到了新的岗位。
疗养所是专门负责二野军大校内干部患慢性病或体弱多病的老病号的休息疗养，其任务比卫生所要复杂得多。除了治疗外，还要负责休养人员的思想工作，伙食，日常生活、文化生活，总之，休养人员的生活要全部包干，因此事情多、矛盾多、意见多。卫生处程处长看到爷爷思想有情绪，便主动找他谈心，他心直口快的说：“明勋同志，调你到这里来，是想给你压担子，也是对你的考验。一个干部的成长是在各种艰苦的环境中锻炼出来的，不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干部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啊！”领导的一席话，使爷爷受到了教育，解开了思想疙瘩，他也爽快地说：“程处长，你不要说了，我一定会给组织上交一份满意的答卷的，请看我的行动吧。”程处长拍了拍爷爷的肩膀笑着说:“好，痛快！组织上相信你的诺言。”
工作从哪里开始呢？针对干部疗养所老干部多、老病号多、病人思想容易急躁等特点，爷爷反复的思考着，突然想起一句名言，叫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护理的含义就是工作细心、耐心，通过对病人身心的关怀，使病人思想愉快，精神振奋，积极配合治疗，从而战胜疾病，恢复健康。病人首先需要营养，因此爷爷决定首先办好伙食，保证病人吃好，营养充足。二是检查病的时候，注意观察病人的情绪，耐心询问、亲切交谈，掌握病人的思想根源，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实践，效果甚好。卫生部简报对爷爷的工作方法予以了肯定和推广。1949年12月，爷爷被四总队卫生处评为“模范共产党员”，并选为二野军政大学第一届党代会代表，同时获得“渡江战役”纪念章一枚。

进军大西南
二野军大总校从1949年秋天开始向西南进军。全校人员分为三个梯队，按不同的时间、地点、路线分期分批开往各自的目的地。军政大学去大西南的主要任务是将接管刚解放的城市和乡村，建立和巩固革命政权，然后开展城乡建设。第一梯队于1949年10月16日出发。爷爷所在的卫生部属第三梯队。是在1950年1月最后一批出发的。出发前，二野军大卫生部召开动员大会。江光权部长在会上讲：“进军大西南的号角已经吹响，我们已解放重庆，这个国民党陪都的接管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已到达重庆。我们学校的先遣队已到宜昌，我们卫生部带着伤病员和家属将是最后一批抵达重庆。我们的任务是要确保全体伤病员和家属安全到达重庆。”为了确保安全，避免遭袭击，组织上这次行动走水路，专门划拨两艘登陆艇，由长江沿江而上，送伤病员、家属及卫生部工作人员直达重庆。爷爷和同志们一起，对这次行动作了周密安排和准备，将伤病员和家属进行了编队，制定了沿途的安全纪律规则，连同护送的两个警卫连队共2200多人，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1950年1月22号，登陆艇从南京起航向重庆进发。一路上几乎不敢合眼，四处观察，发现安全隐患就立即召集开会，有针对性地解决。特别是在万县、巫山、涪陵一带，船只经常受到国民党小股部队或散兵游勇的袭击，甚至机枪扫射，警卫连一边进行火力还击，爷爷他们一边对家属进行安全教育和隐蔽，终于在阴历49年的除夕上午安全到达重庆朝天门码头，胜利完成了全校这次进军大西南的任务，在山城重庆迎来了1950年的新年春节。

安营歌乐山 累得咯血
在重庆朝天门码头上岸后，接着乘汽车到了歌乐山林园，这是二野军大驻地。干休所被分配在歌乐山山洞村的连家花园。到达连家花园后，爷爷他们顾不得路途劳累，立即找房子、搞卫生、筹设备，将200多名干休所的休养员安顿下来，使疗养工作很快步入正轨。由于长期紧张的工作，加上时值寒冬，又在重庆这个有名的雾都的歌乐山上，终日浓雾弥漫，气候潮湿，爷爷病了。但他想到200多修养员需要他，他默默忍受着病痛，继续忘我的工作，终于有一天他支撑不住，倒在了床上。此时他呼吸困难，心里难受，说不出话，呼吸越来越弱，快要窒息。是有东西堵住了气管，但当时没有医疗设备，医生护士都毫无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与死亡独自搏斗。也许是求生的强烈愿望，也许是军人的坚强意志，在堵了1个多小时后，在医生护士都认为回生无望之时，爷爷拼尽全身仅存的力气向外咯，试图把堵在喉头的东西吐出来，随着这最后的一用力，一根大拇指粗的血块被喀出，呼吸随之通畅，爷爷战胜了死亡。医生们看到这么大的血块，都不仅感到震惊。在如此出血之前，爷爷每天工作繁重从未休息过一天；这么大的血块，居然能在堵了1个多小时后自己咯出，真是奇迹！所以爷爷常笑称：我这条命是捡来的。
学校改为西南军政大学
二野军政大学由南京迁抵重庆后，形势发展很快，除西藏以外的滇、黔、川、康四省都以解放。1950年2月中央军委决定取消兵团和野战军机构，以二野为基础，成立西南军区。1950年2月22日，成立了贺龙任司令，邓小平任政委的西南军区。1950年4月，二野军政大学奉命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军事政治大学”，简称“西南军大”。组织结构进行了调整，校长、政治委员由刘伯承兼任，教育长徐立行，校政治部副主任刘华清（1950年9月升任政治部主任），教育部部长张衍，组织部部长曾焜、宣传部副部长沙克，保卫部部长杜子华，校务部部长武承先，供给部部长张友亮，卫生部部长江光权。
此时学校主要任务是参加教育改造90万国民党起义军投诚被俘部队，重庆总校的任务主要是教育改造少校以上的高级军官，也有部分中、下级军官，同时继续招收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学员进行短期的军政训练，输送到急需干部的工作岗位上去。为适应新的教育任务，学校调整了组织机构，以干训、教干大队的干部为基础，成立了西南军区高级研究班，负责教育改造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以四总队的干部为基础成立两个团，负责教育改造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中校以下军官；还设有1个直属教导大队，又称“将官大队”，专门负责教育改造被俘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还设有2个妇女大队，集中管理教育国民党军官家属。
爷爷在西南军大期间担任军大校干部疗养所所长，负责全校干部疗养工作。

重庆街头医大同学喜相遇
到重庆1年后，1951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爷爷从林园到城里逛街，行自人民路张自忠公馆门前，忽然看到了一个很熟悉的身影：“那不是军医大学的同班女同学王璇梅吗？她怎么会在重庆？”正在迟疑间，王璇梅也看到了我爷爷，在祖国的大西南，在人海茫茫的重庆街头，能够意外的遇见在白求恩医科大学的同班同学，大家都感到非常惊喜，也非常亲切。王璇梅说，她现在在重庆市卫生局工作，并且已经成家了，她热情邀请我爷爷去她家做客。
一会我爷爷被接到了重庆市委1号楼，王璇梅的家就在这里。大家相互述说了分别后各自的情况，爷爷讲述了他在蚌埠参加淮海战役以及到南京参加接管105医院，到二野军政大学工作的情况。王璇梅则讲述了家世和工作、生活情况。原来，王璇梅是陈赓将军的小姨妹，以前在上海纱厂做工，陈赓将军的妻子牺牲后，她护送陈赓将军的儿子到解放区，陈赓将军就将她送入了北方大学医学院学习。毕业后陈赓将军介绍她到二野3兵团工作，当时陈赓将军是二野4兵团司令员，后经陈赓将军介绍，她与3兵团司令员陈锡联结了婚，现在陈锡联在重庆市任市长，她也随之来了重庆，在重庆市卫生局医政科工作。她还告诉另外有3个同班同学也在重庆工作，他们是：杨淑兰（女）、钟清申、畅秀芳（女）。说起同学们的情况，大家都非常关心和高兴，不知不觉时间过得飞快，我爷爷要归队了，才告别离开。人生真是有许多奇遇，没想到，在重庆的大街上还能遇到白求恩医大同班同学，更没想到，老同学居然还是陈赓将军的姨妹，是重庆市长陈锡联将军的夫人，这些在以前都是从来不知的，而且还到市长家里做了一次客。
后来爷爷按王璇梅提供的情况与另外3位同学取得了联系，后来杨淑兰去了沈阳，钟清申去了武汉，只有畅秀芳在重庆，她爱人高峰是解放军第39医院院长，我们两家后来还有联系。

学校改为第二高级步兵学校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西南地区几十万土匪已被肃清，对国民党90万军队整编改造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结束后，面对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武力威胁，人民解放军面临着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新任务。于是中央军委决定创办正规军事学校，成立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把各大军区般的军政大学及其分校，分别改为高级步兵学校和步兵学校。1951年1月，西南军大奉命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其任务是培养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中级军事指挥员和政工干部。余秋里同志任校长兼政委，政治部主任刘华清，训练部长由副校长徐立行兼任。二高步校设5个正规大队和1个练习团，还附设了参训、俄文、干部轮训、妇女4个大队和1个继续改造教育国民党军官的高级研究班。5个正规大队和高研班为师级建制，附设的4个大队为团级建制，校领导机关为训练部、政治部、校务部和干部管理处。爷爷此时在学校的干部疗养所任所长，满腔热诚地为休养员们服务。

转业到重庆
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1952年3月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部队精简整编的决定。决定取消第二高级步校的建制，现有干部、战士的去向分5个部分。一是抽部分干部到哈尔滨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即哈军工）”；二是抽部分干部到长沙组建“国防大学”；三是抽部分干部和校警卫团去朝鲜支援抗美援朝 ；四是抽调400名干部转业到重庆市政府参加地方政权建设；五是将俄文大队整体转业到重庆市组建“四川外语学院”。由于爷爷的身体出现过大咯血，不再适合部队工作要求，爷爷被列入转业到重庆市的行列。至此，爷爷不得不脱下了他心爱的军装，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转业到重庆市，迎接新的任务。过去他们为了推翻旧中国、建立人民的新中国而浴血奋战，今天他们要为新中国的建设，而继续奋斗。

到重庆市结核病院工作
1952年6月上旬的一个上午，重庆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的领导带着十辆大客车，到林园接下了第二高级步校转业到重庆的这400名干部。当时重庆刚解放不久，百废待兴，急需干部。把转业干部接到市委礼堂开了一个欢迎会，接着就宣布分配名单，爷爷被分配到重庆市卫生局。当时到市委来接转业干部的是市卫生局人事科的于元松科长。市委招待他们吃了一顿午餐，午饭后，于科长便把分到卫生局的7名同志接走了。
当时卫生局的地址在现在的儿童医院内的一座小洋楼里。卫生局周洪生局长热情的欢迎了他们，给他们介绍了简单的情况，并陪同他们共进了晚餐。第二天一早，周局长找我爷爷谈话，他说：“司明勋同志，你的任务可不轻呀，经再三考虑，市结核病医院你去比较合适。这个医院至今没有一个党员，只有一个团员，你去担任办公室主任，先把党支部建立起来。地方上的情况比较复杂，民主党派比较多，一定要抓好统一战线工作，注意新老职工的团结，多和老专家商量，尽快制定一个医院近期和远期发展规划……。”爷爷表示：“请首长放心，我一定虚心学习，依靠群众，群策群力，先把思想统一起来，制度建立起来，重大问题多向局党组请示、汇报。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和爷爷一道分到结核病院的，还有另外一位叫王新春的同志。周局长说：“好，有你们二人去，我就放心了。”当天，由卫生局医政科科长洪霞同志把我爷爷和王新春同志送到了结核病院。
结核病医院在江北竹林村1号，即现在的重庆市肺科医院。人民政府从国民党手中接管该院时，该院在歌乐山新开寺，只有一口铁锅，3个病人。人民政府接管后，出资在江北竹林村1号买了一处资本家的房产，设置了40多张病床，其中一栋2层楼小洋房有4室1厅1卫及过道，作为医院的办公室、会议室、药房和7名职工的宿舍。虽然医院条件与接管前的国民党时期相比有了很大改善，但总的来说还是相当艰苦。当天上午卫生局打电话通知结核病院说要新来2位转业干部，1位来当办公室主任，请医院作好安排。电话是护校刚毕业分来的年轻护士小韩接到的，她把通知告诉了医院临时负责的魏大夫，就背起背兜到城里背药去了。魏大夫看了看这几间房子，大厅是会议室，4室中第1间是办公室，第2间是药房，第3间是魏大夫、孟大夫2位大夫住，第4间是小韩、小王、小马3位女护士住，过道上住了2位工人，再也没有空地方了。魏大夫想了想，只有厕所还没有人住，就把王新春安排到过道上与2位工人住在一起，把我爷爷安排到厕所。厕所内有一个便池和一个浴缸，在浴缸上面放上一块凉板，就是一张床了。厕所面积很小，但空间很高，在很高的地方有一扇圆形的小小的百叶窗，透出几丝光线，关上门，里面就像一个烟筒，还散发出臭气。当卫生局的洪霞科长看到这样的安排情况后，非常生气，说：“你们怎么能把新来的转业干部安排在厕所里住呢？太不像话了！”当即命令医院重新安排。结果，把办公室挪到了客厅，把原来办公室那间房给了我爷爷和王新春住。仅管差点住了厕所，但爷爷并没有计较这些，他知道自己的担子不轻，人们对共产党还不够了解，当务之急是发动群众，建立起党团组织，让全体医务工作人员团结在共产党周围，尽快开展结核病防治业务，让医院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在结核病医院工作的三年里，爷爷办了五件实事，一是健全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团支部、工会；二是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三是完成了各科室的组建；四是业务得到了发展；病床由原来的50张发展到150张、职工人数由65人增加到150人，科室由接管时的5个发展到了12个科室；五是医院规模扩大，固定资产迅速上升，新建了一幢2500平米的六层病房和1000平米的办公室，新增了X光机等一批医疗设备，固定资产增加了五倍，为重庆市结核病院的建设发展，为重庆市的结核病治疗工作作出了贡献。

逢知己喜结良缘
在重庆市结核病院工作期间，我爷爷还有一个收获就是认识了我们的奶奶并喜结良缘，建立了我们的家庭。
也许是缘分，在结核病院第一个知道我爷爷要去的人就是我奶奶韩德英。因为卫生局的通知电话就是我奶奶接到的，不过当时奶奶只是刚参加工作的护士，把通知传达给负责的魏大夫后就背药去了，心里并没有在意。等到背药回来后，发现客厅里有桌子，再看办公室里有2个穿军装的人，心中非常高兴，因为当时医院只有我奶奶一个共青团员，工作很艰难，连商量的人都没有，平时过组织生活都要到卫生局去过，现在看到党组织派来了党员、派来了领导，心中一下子感到有了依靠，有了希望。奶奶韩德英是共青团员，工作积极能干，群众关系好，在医院和卫生局都得到大家的信赖，自然成了我爷爷工作中的依靠对象和好帮手。由于工作上的联系和支持，相互有了更多地了解和好感。当时爷爷吐血后身体不好，奶奶在生活上也对爷爷比较关心，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工作把爷爷和奶奶连接到了一起，日久生情，他们相爱了，1953年底，他们领取了结婚证，1954年元旦，在结核病院，我们的爷爷和奶奶举行了婚礼，所有的家庭财产就是2床旧被子，一张床。我们的幸福家庭，就从这里开始诞生。1955年、1956年、1957年，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相继出生。
组建市卫生工作者协会
1955年8月接到市卫生局通知，调爷爷去搞群团工作，当时全市私人开业医生较多，没有一个组织，市里决定成立重庆市卫生工作者协会，调爷爷去担任秘书处副处长，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重庆分会秘书长，中国药学会重庆分会秘书长，市红十字会总干事。除红十字会单独在外办公外，其他几个学会都合署办公。共有25个编制，设有党支部。
通过大家努力工作，卫生工作者协会搞得很红火。经过组织学习和考察，先后输送了有技术专长、思想素质好的私人开业医生共500多人到国家公立医院工作，其中输送最多的有两批。一批是中医人员约有200多人，其中有名的有官世安、唐阳春、张锡君、史方奇……等。第二批是支援山区医院建设，其中最多一次是支援綦江县人民医院、綦江县中医院共180多人。有些联合诊所全建制被吸收，如：上清寺、七星冈两个联合诊所。有些成为县人民医院的技术骨干，如丁润祥成为县人民医院的内科主任，张承鼎成为县人民医院的中医科主任。其余的社会开业医生也有80%的人都组织起来，组建了一千多个联合诊所，使他们在医疗服务上，业务提高上、工资福利上、职称晋升上、医疗纠纷上有了规范，有了行业自律，不是一盘散沙了，按他们的话说：“我们有娘家了”。卫生行政部门也说：“这部分人现在也好管理了”。爷爷在市卫协的工作受到市政府的赞扬。

整风反右和大炼钢铁运动
随着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一些干部滋生了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为了纠正这些错误思潮，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党普遍的、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以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改进工作作风，同时中共中央还召开了党外知名人士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并发动群众对党的工作提意见和建议。1957年5月6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开展批评的指示》。爷爷认为整风运动的初衷是好的，在整风中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给党提意见也是对的。大部分人也是真心实意帮助党进行整风。但在整风中，有些批评十分尖锐，如：共产党搞一党专政；党员像“特务”一样，打小报告；没有言论自由等。在整风中，也确实有极少数人敌视共产党，对共产党进行攻击，公开要求共产党下台。办公楼里大字报、小字报铺天盖地，一些党员无所适从。在此情况下，为了巩固执政党的地位，1957年6月8日毛主席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题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社论指出：“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时机，打着帮助整党的旗号，发动了向党和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这样从1957年6月上旬开始，整风运动转变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在反右斗争中，不仅是批判右派言论和思想，最为严酷的是对人的处理，要把一批对共产党不满的人划为右派分子。最令人不解的是上级领导给各下属单位都下达了必须划右派3%—5%的指标，必须完成。卫协是群团组织，大鸣大放放得更开，因此被上级认为是右派窝子。上级指示对卫协这个右派窝子必须彻底清查，划右派的指标走上限5%。爷爷当时由于认识的局限，也执行了上级指示，参与了反右工作，结果按比例卫协25人就有5人划成了右派，严重的扩大化了。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如马良史同志、张明义同志都被错误的划为了右派分子，长期蒙冤受屈。特别是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在后来20年中，工作、生活、家庭、子女都受到极大影响，爷爷的内心也是非常沉重的。所以，在以后的工作中，对有错误的人，他始终坚持：尽量通过批评教育解决问题，对人的行政、组织处理慎之又慎。后来在党进行拨乱反正时，爷爷主动写材料，给马良史同志、张明义同志、陈廷菊同志平了反，摘掉了右派帽子。
还有1958年的大炼钢铁，爷爷也是带领卫生协会的群众积极地参与。那是5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的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在年度内钢铁的产量翻一番的决定，号召全党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全国立即掀起了大办钢铁运动，书记挂帅，大建土炼钢炉，大砍树木、大炼钢铁，把家里的铁锅，铁铲、铁门窗，都砸烂拿去炼钢。爷爷他们协会的铁门、铁窗都没有幸免。现在我们看来，这些做法真是愚昧之极，完全违背了科学，除了造成极大的破坏，怎么可能炼出合格的钢铁来呢？但在当时，全党、全民都处于极度狂热的情况下，很多人认为这是正确的，认为这是真正的发动了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发自内心的这样去做。也许有人能认识到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对党对上级的服从或畏惧，使他们不敢讲出自己不同的看法。爷爷作为一个党的基层干部，他是完全听从党中央的号召，真心实意去执行党的指示的。这种盲从，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悲哀，也是当时极左的政治路线造成的恶果。
到綦江
1959年，綦江县由江津地区划归重庆市管辖，綦江地处重庆市的最南端，与贵州交界，是一个农业县，条件十分艰苦。当时全国遭受特大旱灾，物资极端缺乏，机关干部每人每月粮食定量19斤 ，一斤肉，半斤油。农村由于大刮共产风和浮夸风，天灾加人祸，广大农民的生活更是处于极度贫困之中。当时全国农村大面积、大量地出现浮肿病人，经专家鉴定，这种浮肿病是由于营养不良引起的，这种情况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全国组织大批干部到农村去救灾防病，我爷爷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派往綦江的。
1959年6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时任市委宣传部长的何正清找我爷爷谈话 ，他说：“明勋同志，根据工作的需要，决定派你到綦江县担任卫生科长，并带一个医疗队下去抓肿病防治工作。” 听了何部长的话，爷爷二话没说，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分配，立即办理了移交和手续。党叫干啥就干啥，对于爷爷那个年代的人来讲决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完全自觉的行动。生活条件的艰苦、家庭困难的增加，他们不会去计较，心里想的，只有党的事业，只有工作。第二天爷爷就离别了我奶奶和三个年幼的孩子，背上背包，到綦江报到去了。当时最小的孩子才只有一岁多。 

抓肿病防治 挽救千万生命
綦江县的曹伯章县长热情地接待了爷爷，他紧紧握住爷爷的双手说：”司明勋同志，我们卫生科已经半年没有科长了，划给重庆后，县委写了几次报告，才要到你，你的担子不轻啊，当前要集中力量抓肿病防治，争取少死人”。听了曹县长的话，爷爷心里格外沉重，仿佛又回到了战火纷飞的战场，眼前的敌人是肿病，它每天都在威胁着人民的生命。“争取少死人”，面对这十万火急的任务，爷爷顾不得休息、顾不得安顿，立即组织县医院，县防疫站，县保健站的医生，加上市里派下来的医疗队，共60人，分6个组下到最基层的生产队，摸底调查，弄清情况。爷爷和医疗队的其他同志一起，深入到全县的村村户户，挨家调查检查。经过20多天的调查登记，发现情况十分严重，初步估计全县大约有20万人左右患肿病，如不及时治疗，后果不堪设想。当时由于一些人不敢讲真话，上级还不十分清楚下面的真实情况。怎么办？如实反映情况，有可能被说成攻击社会主义，有被扣上右派分子帽子的可能。但不如实反映情况，那些奄奄一息的人们就得不到及时的救治。爷爷想，革命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广大劳动人民过上好日子吗？现在群众的命都快保不住了，还有什么能比这更重要的呢？人命关天是大，个人得失是小，必须实事求是向上级汇报。爷爷马上将严重的情况如实汇报给县委，引起了县委的高度重视。县委立即又抽调机关干部80多人到乡镇，组建肿病院。原则上每个乡建一个，全县共建了52个肿病院。在物资极其匮乏的情况下，想尽一切办法，保证肿病院的病员每人每天免费供应一斤米，二两肉，五钱油和半斤糠丸（用米、黄豆、白糖和麦麸 做成的丸子）。通过治疗和加强营养，肿病病人逐渐好转康复。每个肿病人康复回去以后医院还要造册随访，每天发糠丸半斤，巩固疗效，经过半年日以继夜的抢救，挽救了千千万万农民群众的生命。

致力于建立山区基层卫生体系
上个世纪50年代，綦江县是一个有六十多万人口的穷山区，卫生设施落后，缺医少药的情况十分严重。抓全县的卫生工作先从哪里着手呢？首先要弄清主要的问题在哪里。“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在通信极其落后的年代，县级机关的电话都是屈指可数，一个公社（现在的乡）也仅有有1、2部电话，搞调查研究主要通过邮政信函和人的两条腿。在翻越了无数的高山，深入了无数的村庄之后，爷爷对全县医疗卫生现状有了基本了解。经调查他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医疗人员，全县每千人口拥有医生只有0. 5‰，落后于全国平均0.8‰。他将调查的第一手情况向县委作了详细汇报，并建议立即筹办一所县卫生学校，为农村培养医务人员。这个建议得到了县委和市卫生局的大力支持。1961年3月，綦江县卫生学校正式挂牌成立，成为綦江县历史上第一所卫生学校，为公社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培养了大批基层医护人员。
接着爷爷草拟了一个公社卫生院建设的五年规划。当时县设区，区辖公社。规划要求区卫生院至少要有一千至一千五平方米的业务用房，公社卫生院至少要有五百到八百平方米用房。经费采取三个一点，即公社自筹一点，县财政补助一点，市卫生局补助一点。这一方案报县委和市卫生局后，很快得到批准。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已建成八个区卫生院和四十五个公社卫生室。65年4月，市卫生局还在綦江开了现场会，推广綦江县建立基层卫生体系的经验。

为綦江县人民医院的建设呕心沥血
50年代，当时的县医院条件十分简陋，医疗硬件设备和医务人员都很缺乏。要改变綦江县卫生事业的落后面貌，除了大力发展基层区乡卫生院，还得需要有一个条件较好的龙头医院。进入60年代，建设一所好的综合性的县人民医院，成了爷爷最大的心愿和最重要的工作。为了县人民医院的建设，爷爷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61年，爷爷得知四川省要启动“三分之一重点县建设”项目，即由省财政拨款，对三分之一的县医疗卫生系统进行重点建设。如果争取到这个项目，就可以给綦江争取到300万元的建设经费，建成一座好的县人民医院。这么好的机会，自然都不会放过，全省每个县都在全力争取，但全省只有几个名额，竞争十分激烈。要想抓住这个机会，就必须做出成绩，打下基础，拿出规划，让项目的钱投得放心，投得值得。为此，爷爷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对綦江县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综合情况进行了研究，并深入基层了解医疗卫生状况，向省里写了一份说服力很强的报告，历陈綦江亟需进行建设得重要性、迫切性。与此同时，将项目情况详细地向县委、县政府做了汇报，得到县领导的大力支持，县委县政府决定在土地、建材、施工等问题上给与大力支持，并承诺县里还支持资金100多万。在县领导得大力支持下，爷爷他们立即组织专门人员对建设方案进行设计规划，做出了详细的设计资料。报告和方案上报省卫生厅后，得到省里认可，进入候选考察名单。接着，省里派考察组到綦江评估检查，爷爷带领綦江县卫生战线的广大工作人员，用极高的工作热情和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做到事实准确，数据完整，各项任务落实到位。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县卫生系统人员高昂涨的斗志工作热情，令省里的考察组对綦江十分满意，最终把这个建设名额给了綦江，在重庆市只有这唯一的一个名额。在争取该项目的日子里，爷爷忘我地工作，达到了废寝忘食、呕心沥血的程度，最终在全县上下一心的努力下，在激烈的竞争中为綦江县人民医院争取到了全省三分之一重点县建设的项目。
这个项目国家投资三百万，县里自筹一百多万，新建一个八千平方米的集医疗、教学、科研、防疫为一体的四合一医院。为了县人民医院的建设，全县上下一心，通力合作。县委为此召开了专门会议，决定由县计委负责立即在沱湾划地三十亩，由县林业局负责从永新区长田林场批砍1000立方米木材，由县里最好的基建队施工，由县卫生科负责具体实施。由于领导重视，分工明确，干部群众积极性高，工程进展非常顺利。仅用了两年的时间，一座8000多平方米的新楼，一座四合一的新型人民医院，就矗立在了沱湾那一片曾经的荒地里。到1963年，县人民医院就全部搬进了新址，原县医院的房屋划拨给了县中医院。这一次大建设，使綦江县人民医院和县中医院两个医院的规模、设施、设备、技术力量都得到了很大发展，为綦江县人民的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提高奠定了好的基础，成为綦江县卫生事业发展史上值得浓墨书写的一页，爷爷也为此感到无比的欣慰，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有一所属于綦江人民自己的好医院，让綦江的乡亲们能有地方看病，能治得好病，健康幸福的生活。

文革冲击
正当爷爷干劲十足地为发展綦江县的卫生事业奔忙之时，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运动之初，由彭真领导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负责着对全国文化革命的指导工作，各级党和政府还有部署的领导着文化革命的开展。按上级指示，县里成立了“文化革命办公室”，爷爷被县委任命为綦江县文化革命办公室主任。这是一个两难的差事，是一个十分尴尬的角色。一方面要发动群众起来开展文化大革命，批判《燕山夜话》、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另一方面，又怕群众起来造反，担心局面失控。故文革办一方面要发动群众开展文化大革命，支持接待红卫兵小将，另一方面要观察干部的表现，掌握干部的思想动态。各单位要根据干部思想态度进行排队，排队名单报到县文革办公室，爷爷要在上报名单上签字，然后上报县委。因为排队名单上的签名是爷爷，人家自然会把这笔帐记载爷爷的头上，因为这件事，爷爷得罪了一些人，也伤害了一些人。从个人的角度讲，爷爷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不愿论人是非，更不愿把人排了队去汇报，何况基层单位的人许多爷爷并不熟悉，但组织的决定，工作的程序又不得不执行，这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直到1966年5月中旬以前，文化革命主要还处于这种由上而下的政府控制行为。一些单位也有少数激进者起来造反，但一般都遭到其他多数群众的反对，受到了各级党政机构有组织的抵制，一些造反的群众也受到批判。对于这部分群众的批判，文革办是有责任的。
真正使中国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6年5月16日开始。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宣布撤销了原政治局委员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即中央文革。6月1日，广播了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8月5日，毛泽东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张贴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内。他指责说：“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去。”毛主席的这一炮，重重地打在了各级党政机构的头上。1966年8月8日，中央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扫除一切害人虫”。至此，矛头直指各级党政领导和各领域学术权威的文化大革命，才真正开展起来。8月各种造反组织相继成立，佩戴红色造反袖章的红卫兵频繁出入于各单位进行串联，煽风点火，街头、广场随处可见宣传关于造反的演讲、辩论，场面十分热烈，一场改变中国的造反运动正在蓄势爆发中。各级党政机关，仍在竭尽全力阻止造反行动，力图保持对局势的控制和稳定。
綦江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批判，延迟到1966年11月才真正全面开展起来。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明确提出了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反路线”问题。此次会议对全国的影响，是明确否定了一直以来各级党组织力图控制文化革命发展的努力。并且使前一阶段由各级党政机关控制文化革命的行为得到了一个新的罪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着刘少奇、邓小平的公开被打倒，从11月开始，一场空前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开始了。重庆大学造反派到綦江串联点火，綦江的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领域单位首先公开打出了造反的旗帜。随后，全县各系统的造反组织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县政府机关也成立了机关造反战斗队，炮轰綦江县委的大字报贴满了綦江县委的大门两边。各部门领导被频繁揪斗，文革办的领导由于直接与造反派对抗，更是成了众矢之的，成了批判斗争的主要对象之一。每次批斗游街时，都会被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身上被刷满浆糊，当时爷爷有一件黑色的棉袄，被浆糊都刷硬了。除酷暑外，每次批斗，爷爷都穿它，因为爷爷已经没有什么衣服可穿了，这件黑色的棉袄还结实，既可挡风，又可以挡皮鞭，还可以挡浆糊（刷浆糊时不致于侵到里面）。
1967年1月，上海爆发一月革命，造反派进行了夺权斗争。上海的一月革命由于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而席卷全国。67年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綦江中学和县川剧团的造反派进驻了县委，揪斗了县委书记张献贵，张文波，夺了县委、县政府的权。夺权后，造反派宣布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名单，并将他们关到县人委院内集中看管，不准回家，不准外出，在造反派的监管下接受批斗和劳动改造，爷爷也在名单之中。走资派们每天除了参加批斗会外就是扫大街、扫厕所、帮厨、写请罪书，失去了人身自由。和爷爷关在一起的还有县委书记张献贵、副书记杨殿贵、县长廖德清、副县长徐明镜、财政局长贺可兴。

亲人的理解是抵御摧残的力量
在1967年的那一年，接受批斗成了爷爷生活的主要内容。造反派像提取在押囚犯一样随时把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押往某一个批斗会现场进行批斗。造反派做了各式各样的帽子，有高高的尖尖帽，有七品芝麻官的乌纱帽，还用厚厚的木板做了一块很重的黑牌子，上面写着：“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司明勋”，姓名被画上红色大×，就像死刑犯一样。黑牌子上是一根很细的钢丝，挂在脖子上钢丝就深深嵌入皮肤。每次批斗，所有的走资派都要被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浑身上下被刷满浆糊，贴满关于你的罪行的纸条，比如：走资派、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黑帮分子、反党三家村、反社会主义四家店等等。80度的大弯腰，还要求手举红色宝书，一站就是2～3小时，回答问题稍不如意，还会受到拳打脚踢。每次批斗会下来，爷爷脖子上就留下一条血印，腰都直不起来。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让许多干部、学者难以忍受。
在爷爷被关押批斗期间，奶奶经常让孩子偷偷的给爷爷送点菜，以此传递家人对他的理解和关心，奶奶担心爷爷受不了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和非人的折磨而寻短见。当时，被批斗致死或自杀的现象时有发生，许多人不能接受这个现实：自己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把它视为自己的生命，现在却成了反革命分子。这种对信念的磨灭和对人格的侮辱，比肉体上的摧残令人更不能忍受，如果此时再遇到亲人的误解，那就是雪上加霜，许多人包括许多非常有名的人就是在这种万念俱灰的情况下走上绝路以表自己清白的。如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人民日报社长范长江，历史学家翦伯赞，著名作家老舍，我国第一位世界乒乓球男单冠军容国团等等。在这种艰难的时刻，亲人的理解和支持格外的重要。当造反派批斗爷爷时，奶奶也经常被抓去陪斗，奶奶还要求孩子们也去参加。当时孩子们无法理解这样的要求，心里特别难受，他们站在批斗会的台下，眼看着他们的父母被揪斗，眼看着挥舞的拳头一下又一下地砸在父母的身上，耳听着被造反派指责的一条条无须有的罪名，他们的心里流着血，它们只是十几岁的孩子，不仅要承受心灵的压力，还要面对外人的鄙视，包括殴打、漫骂。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会，他们学会了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父母的所谓“罪行”，它们也越来越坚信自己的父母是正确的，相信总有云开雾山的一天，他们也终于明白了奶奶让他们参加批斗会的目的，是希望他们经风雨见，世面历经磨练，一家人共同承受这狂风暴雨的冲击，互相鼓励着坚持下去。一次批斗会后，奶奶看到爷爷情绪低落，就忙对爷爷说：“老司，你一定要挺住，我们全家相信你不是反革命，以后就是你讨饭，我也给你提砂锅，带着儿女跟你走，大不了回家种田。” 奶奶的话坚定了爷爷的意志，增加了爷爷的勇气。爷爷当时情绪不好，主要是想不通，他认为自己参加革命几十年，一直忠心耿耿，现在却成了革命的敌人，而且还不如俘虏，每天面临的是批斗、挂黑牌、跪石子、拽头发、拳打脚踢，受尽了人身虐待和侮辱，以前革命战争时期对待俘虏都不许虐待，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是不是发生政变了？许多的疑团压在心里，一直很郁闷、很焦急。

大年初一造反派抄家
1967年2月，夺权后的造反派开始彻底清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7年春节，造反派以追查黑材料为名，对爷爷家进行了抄家。那一天正是中国传统节日春节大年初一，天上刮着大风，显得格外的冷，一大早，三个孩子在家正在按传统习俗煮汤圆，一群造反派就气势汹汹的押着奶奶冲进家里，翻箱倒柜，把东西扔得遍地，说是找黑材料、找罪证，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他们这通通，那翻翻，折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着，最后在家里装小闹钟的盒子里，发现了一张笔记本上撕下的小字条，造反派如获至宝，说：走资派太狡猾了，把黑材料藏在闹钟盒子里。但他们打开一看，上边没写什么有用的东西，顿时气急败坏，骂骂咧咧。当时奶奶家里住的是没有天花板的土墙瓦房，房顶上老是掉灰，就自己动手，用竹竿和报纸糊成了一个遮灰的天花板，但是它根本没有承重能力。那时候家里除了床、一张2抽桌、一张吃饭的小方桌，2个木箱，再没有别的家具。造反派看看没有什么东西可翻可找，但又不甘心空手而归，忽然看见了家里的顶棚，顿时觉得好像找到了黑材料的藏匿地，急着就想上去看看。正当他们找来梯子准备踩到顶棚上去时，奶奶怕他们掉下来发生事故，好心地提醒他们说，上面站不住人，是报纸糊的，上去会掉下来的。造反派认为奶奶在与他们作对，阻挠他们上去，不甘心就此罢休，但一看天花板的确是报纸糊的，又不敢踩上去，就去找来一根大竹竿在天花板上使劲乱捅，哗哗几声，报纸糊的顶棚被捅出了几个大窟窿，厚厚的灰尘掉得满屋都是。顿时，整个房间笼罩在灰尘之中，弄得煮汤圆的锅里也全是灰，害得全家过年连一顿汤圆都没吃上。等灰尘小一点后，造反派又打着电筒，用竹竿在顶棚上扒拉了半天，什么也没发现，才下来了。造反派空手而归了，可给奶奶家留下的，却是捅坏了的天花板、满屋的尘土、不能入口的汤圆，更不能抹去的，是给几个孩子年幼的心中留下的文革的阴影，过年时连一顿汤圆也没吃上，这跟黄世仁没有什麽区别。临走时，一个造反派还说，走资派真狡猾，把好东西都藏起来了，看到的都是一堆破烂。他们哪里知道，当时爷爷和奶奶每人一月有60多元工资，虽然在綦江县已算较高工资了，但要养活两家14口人，除了要养活自己的三个子女外，还要养活奶奶家里的九个弟弟妹妹，爷爷、奶奶对家里九个弟弟妹妹非常关心，一直承担着他们从小到大的生活费、学费，哪怕是在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间，自己家里饿得没吃的，孩子们每天去食堂捡冬瓜瓤、红薯叶回来充饥，也是保证了给奶奶家里寄钱，逢年过节，还要给爷爷河南老家的祖爷爷、老姑及山西的二爷爷寄点过年费，因此家里经济一直都不宽裕，并不像造反派想象的走资派家里有多富裕。

女儿陪父做苦役
抄家后，爷爷被县卫生系统造反派押到县人民医院关押批斗。在那些日子里，爷爷一方面要接受批斗和审讯，交代自己的所谓罪行，还要进行劳动改造。造反派为了严惩走资派，特意分配爷爷去做医院里最脏最累的活，负责住院部外科和妇产科的清洁卫生和后勤保障服务。这两个科室的病人多、血污多、垃圾多、尿壶便盆多，饮水量、用水量也较大，都要靠人从外面的锅炉房挑过来，工作量很大。而且这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在早上8点正常上班以前做完。当时，爷爷的腰被造反派打伤了，疼得直不起来，但是还必须去完成这大量的任务。为了赶在8点前做完，爷爷早上4点多就起床，先打扫走廊、厕所、办公室，病房卫生，倒掉各个病人的尿壶便盆，并洗刷干净，从锅炉房挑来开水，给病房送洗脸水和喝的水。看到这种情况，女儿们非常心疼。为了帮助她们的父亲，女儿每天四点多就起床，悄悄去病房帮助爷爷打扫卫生，倒尿壶便盆，挑水，当时她们都很小，只有十一二岁，锅炉房与住院部有一段距离，去打开水，一人挑不动，他们就两人抬，旁边还有太平间。每次走到太平间附近，总感到毛骨悚然，阴森可怕。但为了亲爱的父亲，她们克服了体力的困难和心理上的恐惧，努力地干活，保证在天亮以前干完活，因为她们知道，这事一旦被造反派知道，又会给她们的父亲带来灾难，所以她们总是在天亮以前帮助我们的爷爷干完这些活。
由于爷爷成了走资派，他的子女就成了狗崽子，每天面临着别人的欺侮、唾骂、吐口水，就是在家里也难逃别人从外边扔进来的石头。在这种受欺负的日子里，他们度过了少年时代。这一时期的磨难，也成为他们一生的宝贵财富，教会他们坚强、勇敢、不畏强暴、关爱底层的人们。所以，他们在以后的人生旅途和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成为了优秀的人。

被剥夺为祖爷爷奔丧的权利
1967年底，綦江县机关的五七干校设了在东溪区的东溪农场。爷爷他们又被集中到綦江县东溪农场去进行劳动改造。
1968年1月（农历67年12月27日），对爷爷来说，是一个永远深深悲痛的日子。这一天，我们的祖爷爷，也就是爷爷的父亲司兴彦老人因病突然去世了。奶奶接到老家的电报，立即将电报给在农场改造的爷爷送去。爷爷是家里的长子，自从参加革命后仅在1960年回过一次家，再也没有见过亲爱的父亲，这是爷爷唯一能见祖爷爷最后一面的机会，爷爷是多么希望能立即飞回家乡，看亲爱的父亲最后一眼，为他送终尽孝啊。而当爷爷拿着电报去向造反派请假时，得到的答复是不准请假。爷爷悲痛交加，他大声地质问造反派：“这是为什么？ 1948年我母亲去世时，老家沁阳被国民党盘踞，我未能回家为母亲送终。现在都是共产党的天下，父亲去世了我为什么不能回家奔丧？你们说这是为什么？” 造反派回答说：你现在是走资派，问题还没弄清楚，所以不能随便走。在当时，这显然也是最充分的理由，走资派是与反动派等同的，当然没有正常人享有的权利，这也难怪造反派。就这样，爷爷没有回家，没有见到他父亲最后一面，被剥夺了为父奔丧的权利。当时，爷爷的弟弟司明绩在山西长治清华机械厂任中干，也被打成走资派，因同样的理由没能获准回家。因此，我祖爷爷虽有2个儿子，但去世时却没有一个儿子能在身边为他送终，只有在老家的老姑司桂荣，一人承担了为祖爷爷料理后事的全部责任。每当想到这些，爷爷都无限伤感和遗憾，他常自责：“父母生我养我，一生辛劳，父母双亲去世，我都不能回家奔丧，身为人子，心何能安？”但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既然投身了革命，个人就得服从革命的利益和形势，爷爷只能把对父母的怀念埋藏在心底，仍然忠实地劳动改造，等待玉宇澄清的那一天。
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夺权后的造反派陷于内部的权利之争，忙于打内战，对这些已经被剥夺了权利的走资派已经无暇顾及了。毛主席也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周恩来总理为保护广大干部也作出了许多努力，造反派对领导干部非法的人身侵犯基本得到了遏制。爷爷他们在东溪农场一边学习、一边写检查、一边劳动，生活相对平静。但眼看着国家机构瘫痪、生产停顿，物资短缺，人民生活艰难，爷爷心里很苦闷。他盼望毛主席能早日有指示，让国家正常运转，让人们恢复工作和学习，让国家的建设走上正轨。在东溪农场，爷爷度过了三年。

请罪书中对自己的反思
爷爷在农场劳动改造的三年时间里，先后写了二百多封请罪书。头两年是每星期写一、两封，后一年就是每个月写一封。爷爷在检查中对自己也进行了深刻的检讨和反思。他根据中央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精神，认识到自己在工作中犯有严重的错误，特别是在县文革办任主任期间，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了维护旧有的正常秩序，压制了造反派的造反行动，打击了革命群众。在文革前十几年的工作中，自己一直注重抓业务，没有突出政治，没有狠抓阶级斗争。在用人上重视学术权威，重视知识分子，重技术、轻政治。但他不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他在谈到自己所犯错误的根源时是这样写的：“我之所以犯那么多严重的错误，我的立场和世界观之所以长期没有改造好，最根本的问题是我没有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对毛主席的指示也是理解的坚决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在执行中去努力理解，这是我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不忠，我对毛主席的著作、对毛主席的指示学习得很差，没有下苦功夫，没有坚持学习的毅力，不是如饥似渴，至今对毛主席著作还是粗枝大叶，一知半解，很不熟悉。因此当解决问题时，对毛主席的指示不是忘掉就是根本不知道，或是凭自己想当然办事，这就是犯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对于爷爷这样的检查，造反派说是检查得不深刻，没有触及灵魂，说他是在大帽子底下开小差，避重就轻，想蒙混过关，接下来又有一次触及灵魂的批斗会。就这样学习、劳动、写检查、挨批斗，不断轮回。
面对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不论是斗争者还是被批斗者，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处于盲目狂热或茫然无措的状态。在这梦魇般的批斗轮回中，爷爷诚恳地接受着群众的批判，检讨着自己的错误，他认为自己是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自己一辈子听党的话，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他顽强地坚信党和人民会给他一个公正的结论。这种信念支撑着他坚持、再坚持。

拒绝火线亮相
随着造反派力量不断壮大，各级党委和政府机构在造反、夺权的洪流中被冲垮。然而，当造反派夺权之后，每个组织都觉得自己是造反夺权的功臣，应该行使权利。因而分成许多忙碌于争权夺利的利益集团，整天打内战。在夺权后的一年多里，权力被党放弃了，但造反派却未能有效地保留它，由于造反派不谙政治和行政管理，无力担负起有效行使政府职能的责任，所有权利机构都陷于瘫痪，整个社会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的泥淖，权力成为争夺的物件与双面刃，暴力则成为革命和复仇的工具。造反派两派间的对抗不断升级，最后发展为大规模的武斗。重庆的武斗甚至发展到动用枪、炮、坦克、舰艇。
形势发展到需要有领导干部出来参与掌权时，两派的造反派都想争取爷爷，叫爷爷站到他们那一派去，用时髦的话说叫“火线亮相”。面对造反派的要求，爷爷平静地说：“我是走资派，没有资格和你们站在一起，这样会玷污你们的名声。”从而拒绝了造反派的要求。在爷爷的心里，充满着对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厚感情和对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带来的巨大损失的痛心，他是不会违背自己的良心，为了自己个人的安逸去加入造反派的，哪怕是继续蹲牛棚，受批判，他也心甘情愿。

参加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工作
由于已经夺权的造反派不能有效担负起管理机构、行使权利的职责，由于全国范围内的造反派组织都出现了分裂并进行大规模武斗，军队作为当时全国唯一保持组织系统并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重要力量便被直接地投入到这场冲突中。1968年3月15日，县人民武装部生产办公室成立，代替被文化大革命冲垮的县人委行使职权。解放军的“三支两军”即支工、支农、支左和军管、军训由此开始。由于军管的实行，局势逐渐趋稳。68年8月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县卫生系统进驻了由解放军建字206部队指战员和綦江铁矿工人组成的军宣队和工宣队，对混乱的局面进行控制和整顿。1970年以军队为核心，结合造反派和解放出来的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以行使各级行政机构的职权。在这种形势下，一批查无问题的领导干部被“解放”，离开被监管的牛棚，回到原单位重新开始工作。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覆灭以及1973年4月邓小平的复出，使更多的老干部、老专家得到解放。这时，爷爷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到县革委文卫组任副组长，负责全县的医疗卫生工作。   邓小平复出后，大力抓整顿、抓经济建设，国家开始逐步恢复正常的秩序，中国的前途露出了一线希望。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并未结束，四人帮依然飞扬跋扈，人民心中的疑惑和不满并没有消失。邓小平的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举措不断受到四人帮的干扰和攻击批判，没过多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又在全国大规模的展开，邓小平又一次被整下了台，刚开始的整顿和建设又停止了。爷爷的心依然笼罩着愁云，每一个老百姓都知道现在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恢复国民经济，因为市场上几乎什么都买不到了，包括生活最基本的必需品都要凭票供应，如：粮、油、肉、糖、盐、煤、布、肥皂、草纸、甚至火柴…….，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可作为一个基层党员，有什么办法呢？心中只有郁闷、苦恼、无奈。不过比起文革初期的受批斗、蹲牛棚，全国都不上班的情况，现在毕竟又前进了一步。爷爷不断告诫自己：尽最大努力做好自己眼前的事，把各医院的革命委员会先建立起来，让所有的医院先恢复正常工作次秩序，因为在武斗期间，许多医院都关门不上班了，处于瘫痪状态。
出了牛棚，恢复了工作，压在爷爷心里十年的包袱终于放下来了，但爷爷还是想不通，他找到了支左办的候政委，爷爷说:“候政委，我一直想不通，像我这样一个小小的县卫生局长，怎么会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呢？在市里，像我这样的都是造反派。”候政委笑着说：“老司同志，你这个局长和别的局长不一样，你是县委候补委员和县政府党组成员，文革初期又是县文革办主任，你知道的情况多，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特别是在干部排队上，群众很气愤，那时书记们都在幕后，你在第一线，矛头当然对准你了。”爷爷说：“当时我也是执行市委和县委的指示。”候政委说：“当时市委和县委也是害怕群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后来要夺权、要批判。当然你是执行者，和他们有所区别，关了你们几年牛棚，限制了你们的自由，但在那天天武斗战火连天的混乱年代，从效果上看，实际上起了保护你们的作用。”爷爷说：“我明白了，你们真是用心良苦啊，我感谢支左的同志们对干部的关怀。”

粉碎四人帮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与世长辞。毛主席逝世后，江青集团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10月7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等人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10月20日，北京正式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顿时举国上下一片欢腾。21日，北京举行21万人的大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23日，重庆也举行了10万人的大游行，人民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大家敲锣打鼓放鞭炮，举杯高歌庆胜利，除了四人帮，挖掉了祸根，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有救了，大快人心。
当天晚上，孩子们都从下乡的农村赶了回来，全家一起欢庆粉碎四人帮。回想起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浩劫和所受的艰辛，爷爷感慨地说：“孩子们，爸爸感谢你们，爸爸永远不会忘记，在爸爸关牛棚的日子里，你们和妈妈一起渡过了艰苦的日子，爸爸永远也不会忘记，两个女儿在爸爸关牛棚强制劳改期间对爸爸的帮助。粉碎四人帮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们也要做好准备，迎接新的生活。”爷爷的双眼湿润了，全家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为中国的新生、为家庭的新生、为每个人命运将出现的转机而兴奋不已。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77年女儿考入了重庆大学，78年小儿子又考入了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全家和我们的祖国一道，开始了充满希望的新生活。
粉碎四人帮后，各行各业迎来新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县革命委员会撤消，恢复了县委、县政府、县人大。文卫组撤消，分别成立了文教局和卫生局，爷爷被任命为綦江县卫生局局长兼党总支书记。这一次爷爷终于可以心情舒畅、全力以赴地投入他所热爱的事业，为綦江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干点实事了。十年动乱间，全县医疗卫生事业几乎处于停顿，没有什么发展，现在有多少事要抓紧去做呀。

宽阔的胸怀
爷爷恢复工作后，一些在文革中批斗过爷爷的造反派产生了各种思想情绪，特别是过去抄过爷爷家，批斗时为爷爷带过高帽，搞过“喷气式”等过火行动的人，有的怕爷爷重新掌权后对他们进行报复，背上了思想包袱，平时见到爷爷不是绕着走就是低着头。有的三番五次来给爷爷道歉，检讨自己的错误，希望得到爷爷的谅解。还有的心里不服气，平时耍态度，闹情绪。这种种现象的出现是必然的，任何一个新时期开始，都必须面对以前旧时期遗留的种种问题。其中最难处理的，就是两个原本对立的群体间的心理隔阂。这些现象，引起了爷爷的不安和深思。爷爷反复的学习和思考着如何才能使这部分群众放下包袱，同心同德地前进。爷爷对于以前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并没有丝毫的怨恨和报复心理，相反，他从自己的苦痛中，体会到人性的善良和公正是多么的宝贵，特别是对于那些有权利支配他人的领导来说，更是如此。爷爷认为，文革中造反派的过激行为，有历史的渊源，有当时政治环境作用，也有个人的思想意识决定。当时造反派把所有领导干部作为走资派，作为人民的敌人来对待，所以才会那么严酷。而今天我们拨乱反正，首先要认识到他们是同志而不是敌人，大家要统一到同心同德建设祖国的大业上来。爷爷以这种宽阔的胸怀，不计前嫌不计个人恩怨，正确对待群众。对于思想包袱重，隔阂大的，爷爷就挨个找他们谈心，爷爷说：“你们犯了错误，我也犯过错误，有错误认识了改了就好，你们放弃了工作，荒废了学业，天天打、砸、抢，我是受害者，你们也是受害者，相信我今后决不会打击报复，希望我们团结起来，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通过谈心，有的相信，有的还是半信半疑，爷爷说：“你们就看我今后的行动吧。”
在工作中爷爷给自己定了以下原则：一是从思想上正确对待两派群众，他们都是受害者；二是工作中不分彼此，不分亲疏，一视同仁；三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心换心，以情感人。特别是对那些在批斗自己时有过激行为的职工要特别注意团结，关心他们的疾苦，帮助他们解决具体困难。比如：对他们的工作调动，政策落实，学历提高、职称晋升都给予热心帮助。如熊四维同志调到渝中区人民医院时，区里一了解认为他是“造反派”，要把他的档案退回去，爷爷亲自给区卫生局作了解释，说明他也是一个受害者，区里才接受了。还有乔玉田为了落实政策，他在“文革”中回校闹革命，三次找爷爷，爷爷都给他写了证明材料，最终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他深受感动地对爷爷说：“老领导，谢谢你。你真是宽宏大量，不计前嫌，我以前不懂事，错斗了你，使你的身心受了摧残，受了委屈，我心里很难过，我痛恨自己，保证今后再不会做那种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傻事了，希望老领导原谅。”爷爷说：“小乔不要感谢我，是现在党的政策好，哪个人都会犯错误的，知错改了就好。”爷爷先后为20多人落实了“文革”中的政策，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两派群众都反映说：“老领导的实际行动教育了我们，我们的疑虑解除了，包袱丢掉了，我们信得过。”
爷爷以他宽广的胸怀和善良的心，接纳了许多人，帮助了许多人，温暖了许多人，也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尊敬。他离开綦江许多年后，包括退休多年后，还有许多老同志，也包括文化大革命中批斗过他的同志来看望他，感谢他，当一个人卸任以后，离开以后，大家依然怀念，这种感情，才是一种源于内心的真挚感情，爷爷以他宽阔的胸怀和无私的奉献得到了这份真挚的感情，对爷爷来说，这是最感欣慰的。

又回重庆
1977年9月，爷爷突然接到县委组织部张庆瑞部长的电话，说：“司明勋同志，市委决定调你回市里工作，你先准备一下，县里真舍不得你走，但下级必须服从上级，过几天县里派车送你。”就像来时一样的突然而平静，走时也是那样的突然而平静。在綦江经历了近20年的风雨征程，亲手把綦江县的医疗卫生事业从十分落后发展到初具规模，爷爷倾注了他所有的心血，奉献了他的青春年华，现在突然要离开，爷爷真的是依依不舍。但有新的任务要承担，共产党员要时刻听从党召唤，就这样，在离开重庆20年后，爷爷又回到了重庆市里工作。爷爷带着县委组织部的介绍信到市委宣传部报到后，才知道自己要去的新单位是市卫校。

在市卫校的日子
1977年9月的一个下午，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张宗林同志把爷爷送到市卫生学校，并随即召开了一个全校教职工大会。会上张主任宣布了任命，他说：“经研究决定，司明勋同志任卫生学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又说“司明勋同志是一位老同志，具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对学校工作也很熟悉…。”爷爷表态说：“我一定努力工作，虚心学习，希望大家今后多支持帮助。”张主任临走时对爷爷说：“老司，你是受命于危难之中，卫校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左’的路线影响，派性比较严重，不少知识分子受到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内部不团结，教职工情绪低落，你面对的情况很复杂啊。”面对这种情况，爷爷反复思考着，工作该从哪里下手呢？毛主席的教导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为了摸清情况，为了使自己对卫校的工作具有发言权，爷爷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同专家教授们、同各级领导干部们、同教职工们共谈心100多次，倾听大家的意见，共同找出不团结的因素。大家认为首先要统一思想认识，思想上要拨乱反正。怎样统一思想认识呢？爷爷提出：从揭批 “四人帮”入手，把学校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转变为对四人帮反动路线的批判，化解矛盾，提高政治觉悟。在每周一次的中心组政治学习会上，爷爷作了重点发言，爷爷说：“‘四人帮’是造成校无宁日的祸根，是造成学校不团结的罪魁祸首，我们‘臭老九’的帽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是‘四人帮’给我们戴的，必须彻底的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中，不搞运动，以自我教育为主，要注意政策，要坚定不移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牢牢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管哪一派群众，他们都是受害者，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允许犯了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不要纠缠历史的旧账，不要一棍子打死。”通过三个月的批判学习，大家找到了学校不团结的根源是“四人帮”搞派性挑起群众斗群众，也认清批判“臭老九”、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是党的政策，也不是学校哪个人搞的，而是“四人帮”妄图搞乱国家，实现篡党夺权的阴谋。越学越批情绪越高涨，学校政治空气活跃起来了，打倒了“四人帮”，全校师生扬眉吐气。
思想统一了，认识提高了。第二步就是组织机构的调整，教师政策的落实。经请示市委宣传部和市卫生局，先把两位副校长作了调动，一位调市药剂学校，一位调第二精神病院，组织、人事科室也作了调整，把在“文革”中经受过考验的，符合“四化”条件的中青年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组织调整给教师落实政策创造了条件，接着就着手平反、落实政策工作。共给七个教师落实了政策，有的是摘了右派分子帽子，有的摘了反革命分子帽子的，有的是错划为地主分子的，还有被迁回农村后又收回来的，还有一部分因受牵连使用不当的重新作了安排。通过对知识分子落实政策，教职工的积极性空前提高，教学秩序规范了，派性消除了，团结增强了，教学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得到了市委市政府和广大师生的赞扬。市卫生局在学校召开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现场会，李作民副局长在会上充分肯定了市卫校的工作成绩，认为市卫校的做法符合中央“拨乱反正”的精神，市卫生系统还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政策没有落实，市卫校的经验值得全市推广。
市卫生学校是一所有悠久历史的老学校，在文革中遭受了严重破坏。通过拨乱反正和基本建设，学校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教师队伍、教学质量、实验室设备、图书馆、附属设施在全市中等学校中都名列前茅。1978年，经教委考核，卫生局批准改为重庆市职工医学院，负责全市中级技术人员的培养提高。
1979年8月5日，接到市委通知，调爷爷到市卫生局任副局长，爷爷舍不得离开学校，学校的工作才刚刚理顺，他多么希望和大家一起，团结奋斗，共创辉煌。

落实“四大方针”，搞好防疫工作
1979年9月，爷爷告别了市卫校，来到重庆市卫生局工作，等待着爷爷的是更艰巨的任务。在卫生系统大家都知道毛主席给卫生工作的第一个题词就是：“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统称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这四大方针明确了社会主义时期卫生事业的性质，指明了为广大人民服务，保护人民健康的工作方向，并且预防为主是第一位的。但由于各种因素影响，实际上预防为主的方针只是喊在嘴上，写在纸上，并没有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市卫生局也没有局领导分管预防工作。
爷爷上任后参加的第一个党组会就是研究对他的分工问题，为了加强预防工作，市卫生局党组决定派一名副局长主管防疫工作。等翟景龙书记说完后，爷爷主动表态说：“防疫工作很重要，既然没有哪个局长专管，我就分管防疫吧，因为我在县里工作多年，对防疫工作也熟悉。”局党组成员都一致通过了该意见。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后，爷爷先到市防疫站了解情况，吉炎照站长详细地介绍了全市防疫队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并陪同爷爷一起到巴县、长寿、南岸、万盛等区、县进行了调研，和爷爷他们一起调研的还有市委宣传部卫体处处长高培福同志。根据调研发现的问题，向局党组和市委宣传部作了专题汇报。刘文权部长听了汇报说，防患于未然很重要，看来当前急需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抓好防疫队伍的建设，二是改善工作条件，防疫经费要有保证。根据领导的指示，市卫生局于1979年4月召开了全市防疫工作会议，市委宣传部王耀祖副部长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经党组讨论，这次会议定了四项硬指标：第一加强对防疫工作的领导，各区县卫生局必须有一位局长分管防疫工作，区县防疫站领导没配齐的年内必须配齐。第二防疫经费要在卫生事业费中单列，专款专用。第三改善工作条件，增加业务用房，添置检验监测设备，每年装备三个区县防疫站。第四抓好防疫队伍建设，提高业务素质，由市防疫站，市预防医学会会同重庆医科大学公卫系，第三军医大学公卫系举办防疫人员短期培训班，每期50人，时间六个月，地址就设在市防疫站内，由市防疫站管理。会后，爷爷着重抓了这四项任务的落实，使全市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上了一个台阶。

参加卫生部培训班 开拓了视野
1980年3月，组织上派爷爷参加卫生部在桂林举办的全国厅局长培训班，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学习。全国各知名专家到会讲课，内容主要是世界各国医疗卫生的新进展，现代医院的模式，卫生工作和医院现代化管理。在讨论中，同学们对以往的工作进行了回顾，大家一致认为，过去的三十年，卫生工作尽管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十年动乱给卫生工作造成很大损失，但总的来说，发展还是迅速的，成绩也是很大的，一九七九年全国有医院六万五千多个，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二十四倍。门诊所和妇幼保健站比1949年增长了一、二百倍，医院病床有一百九十三万多张。已经建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基本配套的医药工业和医疗器械工业体系。我国农村已经县县有医院，五万多个公社建立了卫生院，生产大队一般都有自己的赤脚医生。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婴儿成活率升高，疾病减少，死亡率下降，人们平均寿命大大延长，根据解放前的不完全统计，我国城乡人口平均寿命三十五岁左右，至1978年我国人口平均寿命男性达到66岁，女性达到69岁。对国家工作人员和高等院校的学生实行了公费医疗，企业职工享受劳动保险福利，农村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计划生育用具和某些地方病治疗实行了免费，许多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例如天花已经被消灭，鼠疫、性病已经得到控制，肺结核、流行性乙型脑炎、疟疾、麻疹等发病率大大下降，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广大医护人员的积极工作，应该充分肯定。通过学习还了解了世界各国医疗卫生的新进展，现代医院的模式，卫生工作和医院现代化管理，这些最新的信息都使爷爷增长了知识，扩大了眼界，提高了水平，卫生事业现代化的意识大大增强，同时广交了朋友，进一步找到了过去在工作中的差距，收获很大。

投身改革开放的洪流
1980年11月9日爷爷接到中共重庆市委通知：“任命司明勋同志为重庆市卫生局党组书记。”12月10日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司明勋同志为重庆市卫生局局长”。这两个决定都使爷爷感到非常突然，他认为：“还有几个副局长资格都比自己老，还有潘龙同志是老红军，自己担这个担子感到很吃力。”于是他就到市委反映了自己的想法，市委孙先余书记接待了他。爷爷说：“孙书记，卫生局的一把手还是让比我老的同志担任好，我恐怕胜任不了，请市委再考虑一下。” 孙书记说：“明勋同志，你的任命是经过多次研究，严格考察的，群众对你的反映不错，瞿景龙同志是个好同志，工作也不错，但是年纪大了，中央要求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你年轻，又是白求恩医科大学毕业的，你就大胆的工作吧，不懂就多向老同志们请教学习，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呀”。孙书记没有答应爷爷的请求，等待了两个礼拜，爷爷只好服从组织决定，把工作接了过来。
担任重庆市卫生局局长后，爷爷坚持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基本方针，始终心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爷爷记得，他上任后的第一次党组会就是讨论“公社卫生院的建设问题”，会议决定组建工作组，先把公社卫生院的现状搞清楚，内容包括：“布局是否合理？规模多大才合适？设不设病床？设多少合理？人员编制怎样设置？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各占多少？区、县每年事业费补助多少？自筹业务收支多少？收支能否平衡？发不起工资的有多少？”由医政科牵头、人事科、防疫科、财务科参加，12月底完成。通过这次调查论证，为公社卫生院的建设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1983年3月，全国卫生会议上提出：“解放思想，振奋精神，搞好卫生工作的改革。”改革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重庆市卫生工作到底有哪些不适应？哪些需要改？改革先从哪里起步呢？如何去改？为了搞好改革，爷爷没有忙着先开会贯彻，而是先调研，开了两个“诸葛亮”会，俗话说得好，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先听听基层的意见，最后把意见集中起来，再提到党组会上讨论。通过调研，爷爷对重庆市卫生工作的改革有了初步想法。爷爷在局党组会上提出：“重庆市的综合性医院不少，但布局不合理，特色不突出，相互竞争，大家都吃不饱，而有不少专科病人又没有专科医院看病。”于是，爷爷提出了重庆市卫生系统的改革方案，建议：先进行资源整合，首先解决合理布局的问题，近郊区大医院集中，迁出去一时也办不到，是否先从改变服务对象，改变专业着手，找到改革的突破口。
一是结合重庆市是一个大城市，意外事故多，突发性事件也不少，应建立完善、迅速、敏捷的现代急救医疗指挥系统，建议将第四人民医院改为重庆市急救中心。
二是结合重庆市中医力量实力雄厚，但科研成果不多的现实情况，本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方针，提出科研为催生人才和事业发展的“倍增器”，是否以加强科研、教学为目的，以促进医疗专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科研成果的转换为目标，将第一中医院改为集医、教、研为一体中医研究所。
三是市第二工人医院，地处沙区，有西南医院、新桥医院等大医院与其竞争，长期吃不饱。但重庆市肿瘤病人发病率高，重庆还没有一家肿瘤专科医院，若依靠发挥第二工人医院技术力量雄厚的特点，打造出一个新型的肿瘤专科医院，既可解决重庆市肿瘤患者的治疗问题，又可解决医院任务吃不饱的问题，建议将市第二工人医院改为重庆市肿瘤医院。
四是结合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在全国各省、市开展得轰轰烈烈，而我市没有一个中西医结合的医院的现状，建议将第一人民医院改为中西医结合医院，逐步探索出一条中西医结合的新路子。
五是结合重庆市是一个大工业城市，职工有200多万人，职业病发病率高，没有一所职业病医院，而地处三江的第六人民医院，每天门诊只有100多人，病床使用率不到50%，职工子女升学、就业都比较困难，技术人员不安心，留不住，大学生有分不下去的现状，建议将六院搬回南岸组建职业病院。”爷爷的建议经党组会热烈讨论后，统一了认识，大家一致同意将此方案报市政府和市委宣传部。
1983年12月市政府批准了这一改革方案，并指示：“要把思想工作做细，道理给职工讲清，不要着急，成熟一个改一个。”从此，拉开了重庆市卫生系统改革发展的序幕。
为了加速重庆市的改革开放，1983年，中央批准重庆为计划单列市，这样，重庆市的自主权扩大了，中央和各部门召开的会议可以直接参加了，中央给的经费和项目也增加了，卫生部分配的物资可以直接下达到市，这对重庆市的改革开放和市政基础建设都是一个极大的促进，全市人民为此振奋，全市各行各业都表示一定搞好改革，决不辜负中央的期望，卫生部门的职工也乘着全国改革的东风奋勇前进，改革方案逐步变为现实。
1984年，市计委对职业病医院的搬迁立了项，在南坪划了土地，所需资金由市财政分期划拨。重庆市职业病医院在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拔地而起。他如今是一所市级综合性医院。该院除保留综合医院功能外，还增设了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功能，技术力量雄厚，有高级专业人员30余人，中级专业人员100余人，拥有全套先进的医疗、教学、科研设备，全院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性传播疾病专科、职业病科等临床科室，是一所实力很强的职业病医院
市急救中心改制后立即得到了意大利政府的援助，市政府拨了专款，建了急救大楼，意大利援助的设备也很快到位，市急救中心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交通枢纽两路口地区，占地20,275平方米，建筑面积64,733平方米，是一座重庆市的标志性建筑。市急救中心开放床位518张，有职工730名，专业技术人员632人， 中心配备有先进的医疗设备，有先进完善、覆盖全市的GPS（卫星定位）急救指挥系统和"120"急救网络，27台装备齐全的急救车和国内一流、设备先进、功能齐全的重症监护部ICU。建成后的医院担负着重庆市3,000万人民以及川东、川北、川南等地急、危、重病员的现场救护和转送任务，同时担负着国家领导人和重要外宾来渝的医疗保健任务，以及全市各种重大活动的急救任务。在组织协调指挥重大灾害性事故的医疗急救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为重庆市的经济建设和急救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重庆市肿瘤医院现在是集临床、科研、教学于一体的肿瘤防治研究机构，占地50000多平方米，环境优美，有固定资产6000万余元，现有职工576人，专业技术人员占80%以上，拥有阵容强大的专业技术力量，是目前重庆市唯一的一家肿瘤防治中心，医院拥多种先进的医疗设备，为肿瘤病人的检查、治疗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医院每年收治全市及川东南的各种肿瘤病人6000余人次，担负着重庆市3200万人的肿瘤防治工作。肿瘤学专业为重庆市首批医学重点学科，医院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提高，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
通过改革，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群众反映很好，他们说：”卫生系统的这项改革填补了重庆市专业医院的空白，突出了特色，方便了看病。”
在完成医院合理布局和专业设置的改革第一阶段目标后，爷爷又带领局党组一班人于1983年底着手卫生系统的第二阶段改革。第二阶段改革的目标是解决重庆市卫生系统普遍存在的责、权、利不清和吃大锅饭问题。局党组决定：首先在市急救中心和九龙坡区人民医院进行“院、站、所长负责制”的试点。层层签订领导责、权、利责任书，完成任务和奖金挂钩。经过半年的试点，得到了广大医务人员拥护和赞同，局党组决定于1984年在全市开展这一工作。经过5年的实践，总的来说，院、站、所长负责制是可行的，他明确了各级岗位领导的职责，以及职责范围内行使的权力，遵照多劳多得，按劳付酬的原则，根据责任的大小，任务完成的好坏，和奖金挂钩，这样，有量化指标，操作起来容易，便于群众监督，克服了过去职责不清，管理混乱，效率不高的局面。改革中也发现了新的问题，比如行政权力大了，处理不好与党委的关系会出现一些矛盾；再就是奖金的分级差距拉大了，如果不注意适度，不注意单位的经济和群众的承受能力，会造成新的分配不公。但改革的主流是得到广大群众认可的，出现的问题在改革的进程中也逐步得到解决。
为了稳定边远艰苦地区的医疗队伍，改善高山地区工作的医务人员的生活条件待遇，爷爷向市政府递交了申请进行山区补贴的专题报告，经市政府同意，从1984年起，各区、县公社卫生院凡在海拔1500米以上工作的医务人员，每月补助50元山区补贴。
作为改革的试点，在山区医院推行了院长“承包制”，即除国家固定拨给的防疫补助外，其他实行“自筹资金，自我经营，自我分配”的“三自”政策。这种“承包制”试行三年后发现“弊多利少”，普遍出现乱收费，提高药价的现象。有的办成了“夫妻店”，“父子医院”，只抓赚钱，不重视卫生防疫和妇幼保健工作，有时县、区卫生部门开会也找不到人，农村卫生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医疗质量，服务态度明显下降，这些举措显然不符合卫生事业的公益性性质，违背了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于是，坚决及时地叫停了“承包制”，由于问题发现较早，“承包制”的问题很快得到了纠正。
由于爷爷努力工作，一切从人民的健康出发，用不懈的追求，围绕着救死扶伤这个永恒的主题，维护着医疗事业的圣洁，顺应着时代发展的要求，丰富着改革开放的历史画卷，用汗水和精诚铸就重庆卫生系统的改革基础和蓬勃发展，得到群众的广泛好评，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肯定，在1986年的部局领导干部民主评议中，爷爷被评为先进局长。获市委通报表扬，并获得市委赠发的奖品，一套《》丛书，书上题词为：“望永葆公仆风貌，日添政绩新辉。”

到市人大工作
1987年，爷爷步入花甲之年。1987年12月的一天，重庆市委书记于汉卿同志找爷爷谈话，他对爷爷说：“明勋同志，市里明年要换届了，按规定你的年龄已经到了，现在卫生局的班子正在考虑调整，先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也可以留任，过渡两年，新局长来了，你再下来，你考虑一下。”爷爷立即果断地回答：“感谢领导的关怀，我愿急流勇退，让年轻的同志上来挑担子，我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安排，保证站好最后一班岗，请市委放心”。就这样，爷爷急流勇退，从市卫生局局长的岗位上退下来。
1988年4月重庆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了，会上通过了爷爷为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并任命爷爷为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冯克熙同志兼主任）。按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大是一个立法机构，负责立法和执法监督，一切必须依法办事，一切按法律程序办事，非常严格。这就需要每一位进入人大的新兵，要重新学习，人大办公厅对新进常委会的同志每人发了一套学习资料，还举办了一些法律法规讲座。通过理论学习，案例分析，提高了爷爷的法律水平。特别是冯克熙主任他工作认真，态度和蔼，法治观念和事业心都很强，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经常带着科教文卫的主任一起到基层做调查研究。他说：“我们参政议政就是要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他的工作方法，思维方式，实事求是的作风使爷爷受益匪浅。教科文卫委员会的几位副主任仇九华、谭显殷、王大昭同志都非常平易近人，注意团结，谦虚谨慎，每次常委会上，他们都对社会上的一些丑恶现象进行揭露，说真话，讲实情，提建议，受到常委们的赞扬。
几年来，教科文卫委员会同政法委的同志们一道，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向常委会报告，经多次讨论，先后通过了几部地方性法规，如“重庆市食品卫生管理条例”；“重庆市狂犬病防治条例”；“重庆市药品管理条例”；“重庆市传染病防治条例”等，这些条例和办法的制定和实施，使行业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执法人员有了依法办事的依据，执法管理更加规范，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在人大工作了7年，爷爷从立法的角度，为重庆市卫生事业的发展耕耘着，努力着。

为红十字事业奉献余热
1994年，爷爷已经67岁了，市委决定让他离休。这是组织上对老同志的爱护和关怀，也是自然规律，接近古稀之年，的确也力不从心了。离休以后还能为社会做点什么呢？爷爷还在思考着。不料没过几天，市政府窦瑞华副市长就来找爷爷谈话，他说：“老司同志，你离休以后有什么安排？”爷爷说：“先休息一下，抽时间到全国各地走一走。”窦副市长接着说;“你的身体还不错，对市里的情况又熟悉，特别是对卫生系统和红十字会的情况更熟悉，虽然我兼着红十字会会长，但由于市政府工作繁忙，抽不出更多的时间过问，你现在有时间了，我打算请你到红十字会担任副会长，帮我管一管。”爷爷说:“现在我离休了，恐怕有些事情不好办了”。窦副市长说：“没关系，你大胆工作，有什么困难，你到市府找我，我会全力支持你的，你就帮我这个忙把。”爷爷说：“那我就试试吧”。第二天，窦副市长就把爷爷带到市红十字会，对刘宗量秘书长说：“司明勋同志原来就是我们红十字会的副会长，他情况熟悉，大家也互相了解，现在他有时间了，就请他做我们的专职副会长吧”。就这样爷爷又走马上任了。但这一回与以往不同，他给自己立下规定，这就是：“多出主意不包办，启用年轻人受锻炼；体制健全又完善，工作规范好交班。”爷爷用这几句话来规范自己的行动，他先后启用了一批年轻人，建立了党支部，提张红为秘书长，雷代富为党支部书记，出版了“重庆市红十字报”。
在红十字会工作期间，爷爷操心最多的，就是红十字会的地位和发展问题。从爷爷少年时代进难童教养院开始，爷爷就对社会慈善事业有了深厚的感情，对社会慈善事业所具有的巨大能量有着深刻的感受，通过在卫生局和市人大的岗位上的工作经历，爷爷更进一步体会到有许多问题单靠政府、单靠法律是不能完全解决的。当灾害或战争发生时，依靠道德和人性的力量，依靠社会和每一个人的力量集合，聚沙成塔，滴水成河，可以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对社会有着更积极的意义，而红十字会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很重要的，红十字会应该有更重要的地位。过去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把市红十字会划归健康教育所的一个科室，是极不正常的，应该为红十字会求得自己应有的生存地位。因此爷爷和红十字会的同志一起，向市委汇报了关于红十字会的编制体制问题。市编委非常重视这一问题，李玉琴主任亲自带队到市红十字会现场办公和调研，于1998年给市红十字会正了名。1999年，市编委下达市红十字会行政编制15人，设“三部一室”，副厅级单位，归口市政府领导。在2000年重庆直辖后的第一届会员大会上，程贻举副市长当选为重庆红十字会会长。程会长上任后立即以重庆市政府的名义向各区、县政府发了“关于加强红十字会”领导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各级红十字会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经费保障，业务开展等事项，要求严格按照会法办事。市政府通知下发后对各区县红十字会的体制理顺方面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市人大也非常关心红十字会的建设，自“中国红十字会法”颁布后，市人大经过调查研究，很快就制定了重庆市贯彻“中国红十字会法实施办法”。该办法公布后，使各级人大思想上更加明确，操作起来更方便，更切合本县区实际，也推动了“中国红十字法”的贯彻，市人大每年还组织人大代表对红十字会法的贯彻执行情况进行视察和调研，通过这些工作，使各区县红十字会工作得到很大发展。
为了使红十字会的宗旨得到更好的履行，使红十字事业得到更得的发展，爷爷提出由红会会同市公安局举办“机动车驾驶员卫生救护培训班”，他们在市政府和市公安局的支持下，在全市成功举办了“机动车驾驶员卫生救护培训班”，先后培训了60多万人，这一工作得到了红会总会和红十字国际联合会的肯定和赞扬。红十字总会在重庆召开了现场会，推广重庆的经验。这一工作取得较好的效果，要特别感谢市公安局的何海忠副局长，他非常重视卫生救护培训工作，亲自到会动员，到基层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他把卫生救护工作当成是公安局的份内工作，他常说：“卫生救护工作搞好了，车祸事故抢救及时，减少了伤亡，也是对公安工作的支持。”

扶危济困
秉承红十字会扶危济困的宗旨，爷爷和市红会的全体工作人员一道，不辞辛苦，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积极筹集善款和救助物资，他们设置了红十字募捐箱，建立了备灾仓库，筹建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重庆分库，募捐专款50万元，征集志愿者2000余人，入库资料达1000余人份。无偿献血、遗体（器官）捐献、红十字青少年、查人转信等工作也深入开展。
每逢重庆市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红十字会都积极组织募捐，并在第一时间把救济物资和捐款送到灾区，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如1994年，重庆市遭受特大洪灾，许多农民面临断粮威胁，1994年12月15日至23日重庆市红十字会向綦江县、大足县、潼南县及合川市发放35吨救灾粮，1400户贫困灾民领到了救灾大米。1996年6月5日至7月22日，重庆市部分地区先后发生8次大风、冰雹、暴雨灾害，灾区群众生活困难，市红十字会及时在潼南县、荣昌县发放了救灾大米20吨。1998年7月以来，重庆市及长江中下游地区遭受特大洪灾。7月21日，爷爷与市红会一起，呼吁各级红会及广大市民捐款捐物。在70多个日日夜夜里，全市红十字工作者挥汗如雨，夜以继日，发扬伟大的抗洪精神，募集款物达1023万元，还接受美国心连心国际组织捐赠药品、医疗器械价值2056万元，并及时送往湖北、湖南、江西重灾区及我市万州、黔江、巴南、綦江等40个区县的重灾区，在巴渝大地谱写了一曲全民动员抗洪救灾的壮丽凯歌。当其他兄弟省市发生灾害时，市红十字会也积极组织募捐救助，几年来，先后为张家口地震灾区、内蒙雪灾地区、青海雪灾地区进行过捐款。
每逢春节前夕，红十字会还组织到边远贫困的地方进行慰问，为生活困难的群众送去年货，在寒冷的冬季为贫困的人们送去棉衣棉被。“九.九”重阳节，市红十字会还对歌乐山红军休养所的老红军及养老院的孤寡老人进行了慰问，向他们赠送了慰问品。
红十字会还积极开展弱势群体助学活动，计划每年募捐帮助500个贫困家庭子女。为此开展了为“5个100”困弱人群募捐活动，募捐50万元，用于资助500名困弱家庭的子女上学。于1998年4月，创建了扶贫助学基金，建立了红十字博爱学校，向市聋哑学校、合川五尊完小等6所小学进行了捐款。
近年来，市红十字会加强了与国际红十字会的联系，红十字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美国、德国、法国、日本、朝鲜、韩国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同仁多次来会参观考察，重庆也先后组织代表团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及香港参观学习，加强了对外交流，增进了友谊。当我们遇到困难时，国际红十字会和国际友人、港澳同胞都慷慨相助。
近几年来，重庆市水旱灾情不断，面对灾区人们缺医少药，缺吃少穿的情况，爷爷与市红十字会的同志们一起积极在国外开展救灾募捐工作，通过他们的大力宣传和努力工作，香港、澳门、美国的红十字组织及市民，通过市红十字会，向我市灾区捐献了大量大米、药品、及救灾款。几年来，共在国内外募集到救灾款物一亿多元，爷爷不顾年事已高，经常亲自将救灾物资送到灾民手中，城口的岩洞，酉阳的土屋，都留下过爷爷的足迹，当他看到人们领到救灾物资时的感动和欣喜，看到孩子们又背起了书包时的快乐，爷爷感到了欣慰。
2003年上半年，当非典袭来时，为了抗击非典，市红会接受社会团体及个人捐款187人次，现金571.09万元；接受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捐赠的药品、保健品、治疗机、防护服、口罩、体温计等防治非典物资27批次，价值人民币450.64万元；款物合计1021.73万元。在市红十字会的指导下，区县红十字会募集捐款861.37万元，募集物资价值41.47万元，款物合计902.8万元。全市红十字系统共募集款物价值人民币1924.57万元。红十字会的人道救助行动，为全市人民抗击非典做出了积极贡献。
由于市红十字会的努力工作，受到总会表彰，被评为95年、96年度先进，并荣获先进红十字会称号。1998年1月6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钱正英视察重庆市红十字会，对重庆市红十字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2000年，爷爷到北京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第7届代表大会，受到国家主席的亲切接见，对爷爷来说，这是巨大的鞭策和鼓舞。
红十字会的工作也引起了市委的重视，市委先后派冉茂民和周清梅两位厅级和五位处级干部加强红十字会工作，市委批准市红十字会成立了党组，党的关系归机关工委，由市政府划出，归市委领导。体制理顺了，领导加强了，经费得到了保障，办公条件大大改善，2004年市政府给市红十字会每一个在编职工在加州花园分了一套宿舍，大的180平米，最小的120平米，调配了四部汽车，当时职工异口同声地感谢市委、市政府的关怀，说现在是市红十字会发展的黄金时代。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红十字会发展的速度如此之快，冉茂民、周清梅、赵幼宇几位同志功不可没，没有他们的辛勤工作，上下协调，要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不可能的。
市红十字会组织健全了，体制理顺了，干部成长起来了，工作后继有人了，爷爷真的该休息了。2004年在第二届会员大会前，爷爷申请辞去了副会长职务。爷爷虽然离开了红十字会的工作岗位，但作为一名老红十字会工作者，他的心将永远和红十字事业联系在一起，因为红十字事业是慈善事业，是救死扶伤的事业，扶危济困的事业，也是爷爷一生追求、向往的事业，能拯救和帮助更多在死亡和贫困线上挣扎的人们，能为之奋斗终身，是爷爷一生最大的荣幸。爷爷从1955年就任市红十字总干事，1982年任重庆市红十字会副会长，1982年任四川省红十字会副会长，爷爷的一生，和红十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也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的奉献给了红十字事业。

相濡以沫共享天伦之乐
爷爷回家休息了，开始了他宁静的离休生活。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爷爷有着积极健康的良好心态，还有着与时俱进的头脑，别看他已年近80，接受新思想的能力连我们80年代的人都自叹不如。电视和报刊的时政要闻他是每日必看，计算机、网络这些现代的高科技他也冲浪其中。新华网的国内外新闻，证券之星的股市行情，QQ上与我们视频聊天，这些都是爷爷现在的最爱。
爷爷和蔼可亲，对我们这一代特别关爱。以前爷爷成天忙工作，对家庭照顾很少，几乎见不着他。现在有了时间，爷爷是乎想把以前失去的都补回来，家里的事，他总是抢着做，深怕奶奶累着了。每当知道我们要回家时，他总是提前把我们最喜欢的东西买回家，然后站在阳台上眺望，等待着我们的归来。我们每次快到家门时，第一个习惯动作就是抬头看高高的阳台，然后大声欢叫“爷—爷—”，不管是寒冬或是酷暑，爷爷一定是在那里等着我们，这一幕，无论何时何地，都令我们无比感动和温暖。记得我们儿时，爷爷经常和我们玩打仗和藏猫的游戏，我们用布蒙住爷爷的双眼，自己躲藏在家中的某个角落，让爷爷在黑暗中来抓我们这几只小老鼠，特别有趣，至今难忘。
当我们考入大学时，爷爷拿出他珍藏的笔记本，用他那工整的字体，为我们整整齐齐抄写了几十页格言警句，勉励我们认真做人，认真做事。
爷爷对奶奶非常关心，经过了人生路上那么多的坎坷，他们一直相知相伴，相亲相爱，共同度过了53年，他们那种为对方着想，那份相互的牵挂，令我们都非常羡慕。
爷爷今年80岁了，但他身体非常健康，特别是当你和他一起行走时，你就能马上觉出他的与众不同。因为你走不了几步，你就能发现自己跟不上他的步伐。这是一种十几年形成，又保留了几十年的军人步伐，这一步一步里透出了一个老军人特有的气质和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爷爷一生生活简朴，特别节约，没有任何嗜好，也怕麻烦别人，他所有的心思，以前就在工作上，现在就在我们每个家人身上，当我们大家都回家时，是爷爷最幸福的时刻，当我们学习进步的时候，是爷爷最高兴的时候，天伦之乐，这也许是爷爷内心最美好的享受。
在追寻爷爷一生足迹的过程中，我们有了一种感悟，人生会经历各种艰难困苦，但只要有理想，不畏艰难，踏踏实实去做事，就会战胜困难，成就一番事业。每个平凡的人，如果能够做到为理想奉献出自己的毕生精力，上至为国为民，下到为儿为女，那么，国、家会由此而兴盛，生命会由此而光辉。这样的人生，就是有意义的，就是幸福的。爷爷的一生是有意义的，也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