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厄运接踵而至，先是剃阴阳头，后是抄家。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天，我在校园里遇到一位也在受审查的校领导，两个人打了个招呼。冷不防几个红卫兵冲过来，说我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们两人都剃了阴阳头。红卫兵还勒令我们不准理发。按一般人的理解，当时被剃阴阳头的都是罪大恶极的「地、富、反、坏、右」。如今自己头上剃得一块黑一块白，像狗啃似的，一看就像「坏人」，谁见到都可以批一顿、打一顿。这种侮辱给我的心理压力太大了。我觉得没脸见人，一直戴著帽子。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经济系里几十名「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突然押送我上一辆大卡车，几十个红卫兵把卡车挤得满满的。他们沿途高喊打倒洪君彦的口号，直往史家胡同的方向驶去。我预感到要出大事，显然红卫兵要抄章士钊的家。顿时我的脑袋轰地一下，像要裂开似的。那年章老已经85岁高龄，怎经得住红卫兵的折磨?我怀著惶恐不安的心情被押到家中。红卫兵先批斗我，那时我已完全麻木了，根本听不清究竟批我什么。紧接著红卫兵对着章老嚎叫：「滚出来!」勒令章老站到院子中央。红卫兵用皮带恐吓，要老人低头。章老颤巍巍地站着，就是不肯低头。红卫兵折腾一番后开始抄家，他们拥进屋里，翻箱倒柜抄出许多古旧书画。他们把搜出来的东西扔得满院子都是，然后拚命在旧书画上践踏，声嘶力竭地喊叫，说这是「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后来当红卫兵抄到毛主席给章士钊的几封亲笔信时，一下子傻了眼，态度突然缓和下来。几个红卫兵头头窃窃私语，接着在大门上贴上了「痛打落水狗」的标语，在一片此起彼落的口号声中押送我回北大。我回到北大已是午夜时分，马上偷偷用宿舍的公用电话询问岳父在家里是否安好?我当时真怕年迈体衰的老人家出事。 　　过了几天，星期六我回家，见到岳父时心情既愧疚又沉重。想不到他老人家第一句话就说：「君彦我连累了你，我当教育总长时，根本不知鲁迅为何人?现在红卫兵批判我，是我连累了你。」我顿时感动得泪流满面，我说：「爸爸，您说反了，是我连累了您。」自从我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后，心里就想：红卫兵怎么样糟践我不要紧，千万别殃及我的家人。可是这次抄家还是把老人连累了。虽然章老没有埋怨我半句，反而宽慰我。可我心中的愧疚持续了很久。今年七月，我女儿洪晃在上海接受访问时也提到这件事：「父亲是上海人，北大教授。文革对他是灾难性的，史家胡同51号仅有的一次抄家便是因为他。洪晃还记得那时他对爷爷章士钊说：『「我连累您了。』爷爷说：『不，是我连累你了。』挨批挨斗时爸爸都没有哭，一听此话泪一下子流了出来。」 (《上海电视》周刊2003年7 月第27期：〈洪晃 几年未见凯歌了〉) 章士钊是位慈祥的老人，一向对人宽厚。在「文革」中章老对我的关心、爱护常常令我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一阵我情绪特别低落，回到家里总是沉默无言，有时唉声叹气。他老人家看出来了，安慰我说：「君彦啊，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有波折是很正常的事，要想得开看得远。将来实在捱不过去的话，我会向上面反映的。」这番话给我莫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