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洪君彦母亲去世后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搞跨省跨市的大串连,名曰革命小将互相传授反封、资、修,反走资派的革命经验。一九六六年底,章含之也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大串联」。她的同伴主要是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教职员,其中有一位张某。他们的目的地是南方的杭州、宁波和上海。章准备到上海后住在我大姐家,所以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我大姐的儿子。当时我仍在北大监督劳动,只有周末才可以回家。我没资格串联,无法陪她同行,只能写信给大姐,请大姐好好款待她。我认为她在文革后心情也不愉快,出外串联是件好事,可以散散心。所以我全心全意支持她,乐意为她安排一切。
我的大姐洪君慧大我十七岁,一直非常疼爱我。一九六四年我母亲去世后,大姐对我的爱护又深一层。那时我家兄弟姐妹七人,只有我一人远在北京上学、工作。逢寒暑假我如返沪探亲,大姐总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真所谓长姐如母。所以章住在她家,她对弟媳也照顾周到。那时大姐看到章在上海与张某眉来眼去,出双入对玩得欢天喜地,而把我完全置于脑后。想到我只身在北大捱斗受罪,不知掉了多少眼泪。当时我外甥见章与张某上街时拉着搂着的亲昵样,感到十分诧异。章说:「我们外语学院出来的人都是这样的,都很洋派。」似乎反倒是我外甥大惊小怪。后来大姐与大姐夫发现章与张某在她家里发生不轨行为,并掌握了确凿证据。大姐真是心如刀割,她认为:弟弟在受苦受难,而弟媳却在跟一个有妇之夫寻欢作乐,实在有违夫妻之道。她简直无法忍受,但又怕我知道后受不了打击会寻死。她含泪对我的兄弟姐妹说:「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君彦知道。」要大家守口如瓶。所以,事发后我完全蒙在鼓里。一九六七年三月章串联回北京,对我冷冰冰的。我总以为是政治上的原因:她是革命群众,而我是批判对象。按照她的性格,跟我划清界线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