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我想起章在上海对我大姐说的话：「毛主席说过今后大学只办理工科，不要办文科了，文科没有用。像君彦学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将来好到顶也只能到农村公社生产队当个会计，算算帐什么的。你要劝劝君彦，叫他想开点。」听她用这种口吻说我，我大姐伤心之极。其实从1949年起我与章一路走过来，我自问颇有进取心，一直是品学兼优的。那时我从大学生选拔为研究生，后留校当助教，后升为讲师又担任教研室主任。可说是一帆风顺。所以在她眼中我是个体面的丈夫。她虽然不尽满足，至少是满意的。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受到冲击后，她就认定洪君彦这个人是万劫不复，永无出头之日了。这样的丈夫既不能给她带来荣耀，更不能满足她的欲望，只能给她带来耻辱。所以她急于摆脱我，急于逃出这段婚姻，另谋出路了。就好比我原本是她一件心爱的外衣，现在嫌破旧了，要换一件新的了。于是夫妻之间的恩爱、尊重已不复见，夫妻的情份早已烟消云散，只剩下名存实亡的挂名夫妻了。

　　回想我们相识的过程也颇有戏剧性。我第一次见章含之是在1949年的圣诞舞会上，她是我同班同学朱文□的舞伴。那时我见到一位相貌秀丽、气质优雅、谈吐得体的女子。她穿着旗袍、头发卷成当时流行的发型，打扮得很成熟、入时，颇有大家闺秀风范。后来才知她只是个14岁的小姑娘。所以我们一班同学只把她看作小妹妹。那时章一家人在朱文□家借住，因章士钊与朱文□的祖父朱启钤是世交。每逢周末，我们一群合得来的同学有时到朱家玩，有时到北海划船。章也喜欢和我们一起玩。她那时正值花样年华，又活泼健谈，我们也乐意让她参加我们的活动。但只把她当小妹妹看待。因此她给我写信我也不在意，没有覆信。后来有同学告诉我：章含之对我有意思，曾因为我不覆信而伤心落泪。他还对我说，我们一群同学中也不乏她的爱慕者，但她却对我一人情有独锺。这位同学催促我表态，劝我不要辜负她的一片真情。当时燕大也有不少女同学对我有好感。所以也有几位同学持相反意见，说：一个大学生，一个初中生，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还不如找一个现成的。但最终我被她的纯真和诚意所打动，开始与她交往。我单独约她到北海划船，或约她出来喝咖啡。

　　后来我们过从甚密，几乎每个周末都有约会。多数是我进城约她出来见面，找一个她喜欢的地方游玩、谈心。晚上我便在城里寄宿在同学家中。有时我约她到燕京大学玩。一九五O年从燕大到城里，每天往返只有一班校车，所以她来一次便是一整天。我们一起在未名湖畔漫步，促膝谈心。她爱好文学，特别爱看翻译小说。记得当时她介绍我看俄国陀斯妥也夫斯基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莱蒙托夫和普希金的诗集等等。还讨论过徐訏的小说《风萧萧》。我觉得她虽是中学生，但文学修养比我好，写的信也充满感情，有文采。对她这方面我很欣赏。由于我俩都是上海人，生活习惯相同，又志趣相投，相处久了愈来愈情投意合，终于双双堕入情网。两人沉浸在甜蜜的爱河中，在花前月下度过许多浪漫时光。我是一个有承诺言而有信的人，一旦认定了章含之是我的女朋友，就一心一意等她成长。我决心等她上高中、上大学，直到大学毕业。一年又一年春来秋去整整等了八个年头。八年间不论遇到什么诱惑，我从未见异思迁过。倒是章曾经动摇过，闹过分手的风波。我与章含之相识、相恋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有志青年都自觉自愿地投身到革命的大熔炉中锻炼、改造自己。我与章也不例外，从此我们的交往从谈情说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逐渐转变成革命伴侣似的互相勉励，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