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心里话，我本人对于洪老师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一直都很好奇，可作为学生，也从不便，而且也没机会来问。最多的是听别的老校友说说。

         在北大上学其间，我们与洪老师的接触并不多，当时他是北大经济系世界经济校验室的主任，临近毕业时，北大经济系升格为经济学院，世界经济专业也升格为国际经济系，洪老师也自然地升为国际经济系主任。当时在经济系前后几届的同学中，都流传着这样一中说法，说国际经济系教授国别经济的老师，教哪国经济的，看上去的气质就象哪个国家的。我们的班主任田万仓老师最典型，他是教授日本经济的，人看上去总是毕恭毕敬的样子，说话时不停地点头微笑，看上去绝对象从日本来的访问学者；教授苏联东欧经济的几位老师，一般都是威襟正坐，一脸的严肃；而教授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老师，则无论从着装到举止作派，都充满着朴实；洪老师教授美国经济，看上便真有些领导世界潮流的感觉。

         正象洪晃在她那本《我的非正常生活》中所写的，洪老师是个能把所教的课程讲得绘声绘色的人。洪老师为我们讲授《美国经济》好象是在他刚刚结束在美国一年多的客坐研究回来不久，他用的讲义应该是刚刚整理出来的，听起来真是有种全新的感觉，特别是关于美国民族精神和特点的概括，至今仍印象深刻。那时候的学生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渴望，也就是在这个课上，洪老师教会了我们要努力地从深层次去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要从社会历史的层面去分析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要本着开放和务实的态度去学习别的国家和民族的长处。八十年代中期的确是个思想解放的年代，当时在北大几乎每周都有大型的系列讲座，当时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象于光远，薛暮桥，刘国光，马洪等，还有当时一批思想积极的学者，如温元凯，都在北大举办过讲座。在当时举办的一个全校性的关于国际经济的系列讲座中，洪老师主讲美国，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很多外系的学生跑到来听洪老师的《美国经济》，本来为专业课安排的小教室，常常挤的没有座位。

         记得那是1986年的夏天，暑假将近，我们世界经济专业的30名同学结束了紧张的考试，分成几个组，准备南下广东实习。当时我们每个同学都热切期盼着这个实习。那天系里来了通知，召集全班同学晚上在第三教学楼开会，由洪老师来给大家公布实习的具体安排和介绍实习的要求。和平时上课时不同，洪老师那天穿的很随便，他的讲话好象是这样开始的：“实习以后你们就是毕业班的学生了，从这次实习开始，你们就要慢慢地走入社会，大千世界，漫漫人生，你们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会把握自己的命运”。这好象是洪老师第一次对我们讲课程以外的东西。“你们这一代人比我们幸运的多，我们好象是‘运动员’，一生最好的时候都在不停地搞运动，从五七年反右，到大跃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击右倾反案，等等，我们的命运基本是自己控制不了的”。洪老师那天讲了足足有两个多小时，从文革其间被红卫兵揪斗讲到改革开放后到美国做访问学者，从周总理指示在北大建立世界经济专业到目前经济系的课程改革。从国内的改革开放讲到正在兴起的第三次浪潮。最后他嘱咐我们要认真地对待这次实习，要努力地在实践中发现问题，然后积极地用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去解决这些问题。当时，我只是感到我们的这位老师真是有着不平凡的经历，从他的身上可以隐隐约约看到那段厚重的历史，但毕竟由于年龄和经历的关系，我当时并不能完全理解洪老师讲的很多内容，现在想想，很多东西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才渐渐地理解的。

         再次听洪老师这样海阔天空地讲话是七年之后的了。1993年8月我从中国银行巴黎分行到纽约莱曼兄弟公司学习，期间一天，在莱曼兄弟公司工作的校友许国庆邀请我参加一个在他家里举办的聚会，说是为洪老师庆祝生日。我知道洪老师1989年再次到美国之后一直住在纽约。那天去了20几名经济系的校友，有的是从D.C.和马里兰那边开车来的。七年不见，洪老师看上去和原来一样，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红光满面的。他简单介绍了自己1989年来美国以及在美国的生活情况，接着是校友们一个一个地发言，介绍毕业后自己事业和家庭的情况，很多人谈到洪老师对他们的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当时在场的校友都是毕业后又到美国学习的，多数人申请学校的时候是用了洪老师写的推荐信。大家普遍的感觉是当被要求写推荐信的时候，洪老师总是马上坐下来就写，丝毫不会搪塞或者打打官腔。我当时代表我们班的同学讲了话，接着洪老师开始聊起了我们班的同学，他几乎记得每个同学的名字，一个一个地了解他们毕业后的情况。谈到我在纽约的学习，他还特别嘱咐说在纽约要注意安全，晚上最好别去坐地铁。当时很多人在纽约遇到抢劫，他还教我一个预防抢劫的办法。他说：“你遇到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千万别慌，也不要故意绕开，那样没用，他们会追上你的，解决的方法是要主动和他们打招呼，要用纽约人的方式打招呼”。他当时还模仿纽约口音打招呼：“Hi, How are you doing Man? ”。他说那些坏人本来想抢你的，可是看到你这样打招呼，一定以为你是原来认识的什么熟人，就不好意思抢你了。说心里话，当时我真的怀疑这种办法的有效性。感谢上帝，直到离开纽约时，我也没有遇到实践这种方法的机会，否则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那天聚会结束的时候，洪老师邀请我有时间去他住的地方看看，刚好我们当时在美国的另两个同学姚志明和杨秋梅也在纽约，于是几天后我们三个一起去看望了洪老师。洪老师当时住在纽约中心公园北边的一个公寓里，我们三个到的时候，洪老师已经准备好了饺子，当时我们三个都是旅居海外多年，吃惯了那些垃圾食品，能吃到一次手工的饺子，真个是一种享受。洪老师那天讲的不多，更多的是询问和倾听，询问我们所在公司的经营与发展，倾听我们聊侃同学毕业后的经历。那天我突然感觉，洪老师讲话已经不再是象一个老师对学生，而更象一个的家中的长者，甚至是象一个朋友。

        1998年我从欧洲搬来香港，和洪老师见面的机会多了很多。刚来的时候很多东西需要安顿，刚好和洪老师一样都住在跑马地，衣食住行很多东西免不了要咨询洪老师，真的没少麻烦老师和师母。那一阵子北大准备庆祝百年校庆，香港校友会为回北京庆祝，捐款组团活动很多，我也常常会和洪老师聚在一起聊天。在以后的几年里，不少同学校友陆陆续续从美国等地回到亚洲，每每有同学校友归来，或者有内地同学来港，我们必把洪老师和师母请出来小聚一下。香港工作紧张，生活压力大，商业的应酬常常使人觉得难以应付。在这种环境里，同学校友和洪老师的聚会便更加显得轻松舒心，渐渐地这也成为了一种减压消遣的手段，特别是国际或香港发生了什么事件，象金融危机，互联网泡沫，台湾大选，SARS，七一游行等等，这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听一听洪老师的评述，在海侃争论一气，顿时会觉得清醒和轻松许多，仿佛我们又紧紧把握住了这飞速变化的世界。更加让我觉得感动的是，每年新年，我都会收到洪老师和师母寄来的贺年卡，那美丽的贺年卡一定是用他们两位老师的近照精心制成，一定工工整整亲笔签上他们两位的名字，那问候语的字里行间也一定会让你体会到老师对学生永远的爱！

         今年是我们毕业20年。五一长假期间，我们班的同学聚会北京，纪念我们离开母校20年。昔日风华正茂的青年，如今都已步入不惑之年。当大家一起漫步燕园，再次亲吻那熟悉的湖光塔影的时候，我们便自然地想起了那些老师。很多老师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联系，也有的老师甚至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看看今天同学们的成就，回想起当年老师们的教诲，我们庆幸，我们和我们的同龄人一样，都没有亏对这20年的历史。而想想洪老师这一代人，与他们交往中折射出的那厚重的记忆，仿佛在不断地提醒我们，他们所经历的像这本书里将要描述的那段历史，对他们这一代人亏欠的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