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宁生

    汪宁生（1930--2014）研究员。云南民族大学首席科学家。曾任云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顾问，主编“民族学报”。中国民族考古学创始人。笔名林声、任焦。

    汪宁生一生历经社会动荡不安。在动辄得咎年代，谨言慎行，专致学问，为人低调。

    幼时逃离南京躲过了日本大屠杀。在老家灌云板浦镇读私塾。

    童年頑皮但已萌发正义感。曾与日本统治下的小学老师发生争执，差点被开除。母亲通过族人与学校沟通方幸免。

    曾入读国立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费全免，减轻了家庭负担。1949年6月随全体同学参加了苏南地区土改。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当政府号召干部读大学时，他做为调干生考入北大，欣然致力于专业学习。除正常上课，课余时间及节假日均要进城，是北京图书馆的座上客。当时查阅古书抄写的卡片，纸张厚薄大小颜色参差不齐，如今已陈旧不堪，生前仍时时翻阅不断。古书中有关原始社会结构，原始经济模式，原始艺术，原始工具制作及使用，原始生态环境保护，乡规民约，婚丧嫁娶习俗、民间残存的碑刻、.......他无不抄写在案。这些卡片在少数民族地区都能听到或看到原型或接近原型，是无数篇文章的素材。有意思的是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时隔40余年，他远在昆明竞然收到北图的来信，征求他对图书馆工作的改革意见。至今谁都不清楚北图是怎么千里迢迢找上门来的。

    在“阳谋”时代，他侥倖躲过了“帽子”，但仍遭班上同学批判。对同班同学的批判，他直到去世前都是无法忘记的羞辱。昧着良心承认不关心政治、白专道路、灰色人生观。生前无数次提及此事，可见当时对其思想和生活影响之大。当时就连谈恋爱他都忐忑不安，生怕女孩子不了解真实的自己。事实上当年不少同学同事都另眼相待。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在民族调查组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大家聊天，兴致所至，有人买酒，三位男同胞划拳玩。平时老汪常出差在外，今次回来大家难得小聚。男同胞喜喝酒，每次都心照不宣的灌醉一个以为乐亊。这回果然把老汪灌醉了。在老汪胡言乱语中，我们听他说了一句“我没有政治问题啊”。我听了之后感到震惊。俗话说酒后吐真言，如今在他潛意识情景下流露出来的话，足以说明同班同学莫名的批判，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如此深的阴影。 记得我最初参加民族调查组，一个十分進步正在积极入党的男生偶尔向我漏两句“老汪政治有问题......”。在政治无处不在时代，政治摧残人性，是这一辈人的痛楚。

     提起红专和白专，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无论是批判别人或被批判者都要经历过的，谁也逃不脱，汪宁生更是如此。大学挨批判且不说了，直到离开北京来云南历史研究所工作，大家公认的有两位白专人士，其中之一就是老汪。那时候大凡一心搞专业技术，没时间过问政治者都被视为白专。即便是共产党员，只要一心做专业研究也躱不过这种帽子。何况不是党员的老汪！白专就白专，你当面或背后说你的，我该做什么还做什么，老汪就是这么活过来的。

      喜欢讲点怪话，说说自己独到见解，特别在老乡，同学，熟悉的同事面前常常无所顾及。这在当时全国人民思想从众的环境下，理所当然地会出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