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先师孙景尧先生

刘耘华

1988年5月的某一天，我收到了苏州大学研招办的一封来函。打开一看，原来是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里边说，我已被该校文艺学专业录取，在比较文学方向下攻读硕士学位。当时，我是湖南省茶陵县文化馆的文学专干。

入学以后，我才得悉我被录取的原委。那一年，我其实报考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我是一个理科生，大学毕业后又阴差阳错地被分配到县公安局，接着被派遣至一个山区派出所任内勤（通常，晚上只我一个人住在所里）。我干公安的最大体会是，作为一个“公家人”，任何人都有权利在任何时间来敲你的门（周日可以休息，那是后来的事）。有的时候，我半夜被叫醒，就因为一对小夫妻打架。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我实在没法长期忍受这种生活。所以，当一个偶然的机缘让我结识了县文化局领导，后者在读了我发表的一些散文、诗歌之后，征询我是否愿意去文化局工作时，我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样，在1986年10月底，我就来到了到县文化馆，担任内部刊物《铁牛潭》的编辑。

那时，我算得上极热忱的一名文学青年，一心一意做着“作家梦”。但是，几年下来只发表了少数诗歌、散文。在派出所工作时，我曾与团县委（书记是我的大学同学）一起邀请株洲市知名青年诗人刘波来茶陵讲学。刘波对我说：你过的是最文学的生活了。他的意思是，派出所整天接触三教九流，生活理应最丰富生动了。但我当时的反应，却不是庆幸，而是难受，甚至还略带一点惭愧：过着“最文学”的日子，却写不出“最文学”的作品，太不像话了！自己捉摸原因，以为是文史根底浅，表达力难以到位使然。因此，我便矢志读书，准备报考研究生，盘算着等到自己有了更高的文史素养之后再回头来搞创作。我从一位“考友”那儿获得一本全国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反复翻阅之后，决定以苏州大学作为报考目标，该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只考“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写作”两门课程，对于我这个在中外文学与文论等方面均所知甚少的理科生来说，这无疑是上上选择。

1988年1月，我记得天气相当冷，我与本县的一些“考友”同赴株洲市教育局参加考试。考试结果到4月方收到，五门科目总分303，刚过线；政治与现当代文学都是45分，恰好压线。无疑这是一个令人羞愧的分数，但我还是收到了复试通知，不过，被调剂到文艺学下的比较文学方向。负责复试的应启后先生告诉我：我之所以被现当代文学“抛弃”，主要是因为我的英语考分在本届考生中最高，“适合”做“比较文学”。我当然不太相信这个善意的解释，除了当时所自责的初试成绩不理想之外，我现在猜想，原因可能还有该方向的指导教师（我不知道是孙景尧先生）当时在美国讲学，他正好没有过线的考生，现在逮着一个“差生”，就正好塞给他吧（倘若是“优生”，他们舍得放弃吗？）。孙先生看到我的成绩后，当然也不满意，但是他还是录取了我。先生后来跟我解释：一来应先生替我说了好话，说我仓促从数千里外的湖南赶来，准备不充足，但从口试情况来看，灵气还是有的，写作成绩也很好；二来是王智量先生说，理科生改读文学，成绩当然没法跟中文系学生比了，但说不定可以尝试一下呢？三个先生在特定场合下的因缘际会，就这样决定了我的大半生。

1988年9月，在导师与新生见面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孙先生。先生的头发黑白相杂，但是极其繁茂；身着暗红偏褐的格子衬衫，显得十分洋气、精神而有风度。第一感觉是先生很自信，语气和神态透露出这样的意味：你来我的门下就读，算你走对了！他问我：曾经读过什么比较文学的书吗？我怯生生地回答：读过杨第翰的《镜子与七巧板》。先生马上正色纠正道：是杨周翰！我当时又羞愧又佩服：怎么我偶然碰到的一篇文章，先生竟这样熟悉！另一个我仍然记忆深刻的事情是，先生说我的普通话，湖南口味太重了！

20多年来，我从一个“差生”，变成一个自以为“差强人意”的比较文学学者，有两个阶段最为关键：一个是从1998年至2004年，六年里我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除了2004年关注过台湾“总统”选举，我不记得这期间还看过什么别的电视节目；这六年，北京对我来说，只是一间宿舍。另一个就是硕士研究生阶段。

先生待学生可谓宽严相济。“严”的时候，他甚至一点面子也不给。记得有一次，我们老乡聚会，边吃边聊，玩得很尽兴，一直到晚上九点仍未散场。那天，先生与师母先是去我的宿舍，后来竟然找到我们聚餐的地方。先生当场就给我一顿臭骂，大意是：你个理科生，基础那么差，你还心安理得与人家同享乐！真是羞得我无地自容！另一次是刚开学不久，我参加校园歌手大赛，最后得了第3名，同门吴立华兄（他本是中文系的教师）则参加体育竞赛，是中文系排球队的绝对主力。先生得悉后，召集我俩去他家吃饭，餐中调侃我们说，以后刘可去娱乐业发展，吴可作体育明星，用不着青灯黄卷苦读圣贤经典了。我们知道，先生的意思是，在别的消遣方面花费过多时间，势必会影响学业进步。至少，我个人从此以后便也再未参加过唱歌竞赛之类的娱乐活动了。

在学业方面，先生更是要求严格。最初我提交的课程作业，把论文当成散文来写，先生立马告诉我，要摆脱文学青年的习气，做学问是科学研究，应当注重学理性和逻辑性，少用一些情感化、个性化甚至花哨离奇的辞藻。有一次，在审读我的硕士论文初稿时，先生对某一论述不满意，退回来要我重做。我记得反复修改五六次之后他才点头称许。我的硕士论文，答辩时获得较高评价，全文又分两个部分发表于海外知名刊物《文化杂志》（澳门），而且稿酬之高，在上世纪90年代初简直如同天文数字！我把这一情况告诉先生，他也感到很快慰。但我心里明白，我所取得的些微收获，饱含了先生的心血。

先生对待我们，更多的是宽容与慈爱。我们之间有很多聊天的机会，因此也知晓了他个人的一些小秘密，比如他的右手如何受伤落下“微残”、他的家族如何由盛而衰，等等。他说，他出生后，算命先生说他命里缺“土”，要长期在外闯荡，名字里带个“土”，就有可能得到补救。父母于是给他取名“景尧”（繁体的“堯”有三个“土”），寄托了将长子留在身边的深深期盼。不过，天命果然难违，1966年先生从复旦毕业后，就先后在贵州铜仁、广西柳州以及南宁等偏远地区“闯荡”了整20年方重新回来。硕士在读期间，我和吴立华兄有两次与先生同乘火车的经历。一次是1989年11月，随先生赴金华参加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会，来回都一起坐硬座。回来时，先生说：与会的老师很羡慕我呢，怎么一下子就招了两个这么标致的后生！最让我感动的是，先生说：以后我会把你们当儿子一样看待。从金华回来后，我和吴立华兄每逢周末就会被先生和师母招去吃饭，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年之久。硕三以后，刘阳兄和李界元兄也进来了，吃饭的次数便明显少了。我捉摸，以先生和师母的工资收入，是很难再承担这笔开销的。

另一次是赴贵阳参加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3届年会，我和吴立华兄还是买的硬座。从上海到贵阳，正常的行走时间是48小时，但那次坐车，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因为先生一大早就从卧铺车厢赶过来，把他的卧铺票给我们，让我们轮流去睡卧铺，自己则在硬座处与我们聊天拉话。先生是很健谈的，他的见闻丰富，又善幽默，各种话题经由他演绎之后，无不变得风趣生动。我个人很大程度上是在与他的谈话中接受了他的影响和感染：他对于学问的执著，他对于理论的沉迷，他对于前辈的尊敬，他对于人生的达观，等等。

先生总是告诫我们，心气要高，姿态要低。所谓心气高，就是要敢于超越前人；所谓姿态低，就是要谦虚谨慎，戒除浮躁。他认为，青年学人不妨先尝试摹仿某个心仪的大学者，仿效其治学理念与方法的独特之处。因此，他给我们讲解《管锥编》，就不只是传授篇中的观点和知识，而是更强调钱钟书先生是如何逻辑地驾驭材料来证成或反驳某一观点的。“鸳鸯绣出把君看”，不如“金针度人修鸳鸯”，所谓“金针”，这里就是指论文撰写的方法诀窍。他自己上课，善于把讲授与讨论相结合，但是又有所创新：因为学生所造未深，见识毕竟较为肤浅，讨论的效果常常难得尽如人意。有鉴于此，先生便针对性地布置一两篇英文论文，让我们先评述现有的中文翻译，再谈文章的论旨以及论证的逻辑结构。我印象最深的是围绕雷纳·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名称与实质》一文的阅读，我至少读过不下10遍，其精彩见解和论证风范，时至今日，依然记忆犹新。

先生很强调历史研究者的理论素养。他特别要我们多读《小逻辑》。此书（贺麟先生译本）我前后细读过三遍，还是感觉难得甚解，于是又旁搜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美学》、《历史哲学》甚至《精神现象学》等著述来一一精读，现在总算对黑格尔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悟。这些阅读，对我而言，最大的裨益是培养了我对理论的兴趣。我自己给学生多次开设过“《美学》导读”、“西方诗学经典导读”、“比较文化方法论经典导读”等课程，特别注重从文化系统之诸构成性要素的结构关系来理解文学和文论，这样一来，就既可看到文学与文论的独特性质，又可审视文学与哲学、伦理、科学知识等其他构成因素间的互补和依存关系，整体宏观与个别微观就能得到较好的结合。我深切地感到，我对于中西文化比较方面的一些体会和领悟以及所取得的些微收获，都离不开先生的教诲。

先生具有辽阔的学术视野（vision），因而洞幽烛微，常有先见之明。他不仅在上世纪80年代末建议我研究当时极为冷门的天主教与明末清初文学关系（现在已是中外学界的一大“显学”），而且在更早的80年代初就创办《文贝》英文杂志，向国外介绍我国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替我国学者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90年代末，先生又与时俱进，创立了第一个比较文学专业学术网，力求全面搜集相关资料，向世界呈现中国比较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先生为何对中国比较文学能够如此热爱和执著？我的体会是，他已然将他的生命与比较文学事业融为一体了。在2011年仲秋举办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工作交流会暨高峰论坛”（无锡）上，身患重病的先生托我向与会专家表达他的心愿，当说到“今生选择了比较文学，我感到很幸福；若有来生，我还会选择比较文学”时，全场学者均为之唏嘘不已——因为，在当今物欲横流、浮躁竞取之风甚嚣尘上的时代，有多少人还在坚持自己的纯真理想、把学术事业视为生命的寄托与慰藉呢？

先生于2012年7月10日凌晨2时18分与世长辞。去年的此时，他正率领上海师大的团队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10届年会在上海顺利召开而忙碌奔走，筹划妥当的各项接待内容，先生安排学生们一一预先演练，以确保会议万无一失。去年看上去还那样生命旺盛、活力四溢、永远不知疲累的先生，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古人，从此与我们天悬地隔、永不相见？先生于今年6月刚刚办理退休手续，我原以为自己可以像对待父亲一样略尽绵薄，孰料从此永别，深恩厚泽再也无以回报了。思念及此，肝肠欲摧。

所遇为良师，何忍遽永诀？逝者已去，正在路上的人便愈显任重道远。先生祈愿来世再作比较文学学者，我们就权且把它释读为先生的一个心愿吧：以更加坚韧、更加平实、更加严谨的作风把中国比较文学事业发展得更灿烂、更美好！

先生，请您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