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月1日，时隔60年，吴其轺又踏上了当年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从湖南芷江火车站走出来的时候，小儿子吴缘被眼前的阵势给镇住了。“前面警车开道，后面两辆奥迪，市政协主席把父亲让到他那辆车里，我和母亲坐后面一辆，一路上呼啸着住进了当地最好的宾馆。”现在跟本刊记者说起来，吴缘还有些恍若梦境的感觉。

　　如果不是那封突然寄到家里来的邀请函，吴缘对父亲的了解很可能还仅限于“一个开过飞机打过仗的国民党”。在过去的50多年里，父亲对自己的经历从来闭口不谈，如果被儿子问多了，也顶多是淡淡的一句“在湖南的芷江打过一场大仗”。甚至连相濡以沫的妻子，所知道的也就是这些。

　　吴缘记得很清楚，邀请函是2005年6月18日寄到家里来的，邀请父亲去参加第二届芷江国际和平节。很快，有北京的记者找到家里，说是要采访吴其轺的“飞虎队”经历。“老爷子跟‘飞虎队’有什么关系？”吴缘很好奇，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北京的彭嘉衡介绍来的。彭是民国中央航校第15期学员，吴其轺是第11期学员，后来两人又都在第五大队任飞行员。虽然早在1980年就恢复了联络，但两人的往来书信中，“飞虎队”几乎是一个从未出现的字眼。

　　紧接着，不断有各路记者接踵而来，在外做生意的吴缘干脆退出了公司，每日陪着父亲接受采访，曾经的战火硝烟开始一点点被打开。也就是在到达芷江的那天，警车护送到宾馆之后，已经88岁高龄的吴其轺长舒了一口气，尘封60年，他终于打开话匣子，跟吴缘讲起了那场“大仗”——芷江保卫战。

　　湘西小城芷江，抗战时期却拥有盟军在远东地区的第二大机场，能停泊300多架飞机，陈纳德率领的“飞虎队”就驻扎于此。盟军轰炸日本本土的远程轰炸机，很多也是从这里起飞。1945年4月，日军发动了对湖南也是对中国战场的最后一次进攻作战——以夺取芷江机场为目的的湘西会战(又称芷江保卫战)，中日双方共出动兵力28万，战线长达400多公里，最终以日军惨败结束，从而成为中国抗战从相持阶段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的转折点。

　　当时的吴其轺，已经是“飞虎队”第五大队的一名老飞行员了。“飞虎队”下辖第一、第三、第五共三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辖四个中队。吴其轺所在的第五大队是驾驶驱逐机的一线战斗部队，承担了大部分的作战任务。“多的时候每天要出四五次任务，小黑板上看到自己的名字就赶紧走。”虽然事后回忆起来酣畅淋漓，但当时却没有那么轻松。惨烈的空战让每一次起飞都成了可能的永别，为此，临飞之前，部队一般允许飞行员们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看电影、喝咖啡、泡酒吧、跳舞，当时的芷江几乎就是繁华的美国城”。

　　这一年的4月12日，在对武昌火车站日军地面部队进行打击的行动中，吴其轺驾驶的战机引擎被击中，迫降在离芷江120多公里的辰溪县境内一条小溪的沙滩上。村民们用轿子把他抬回家，把过年剩的一点腊肉拿出来炒给他吃。4月17日，吴其轺赶回芷江机场。吴缘给本刊记者出示的一份美国空军档案复印件中，还详细记录了他的这次空战与失踪经历。

　　据不完全统计，在芷江保卫战期间，仅第五大队就出动飞机3101架次，平均每天60架次。这已是吴其轺自1941年参加空军以来第三次遭日机重创了，大难不死。但更多的战友却没有这么幸运，因为当时不断有战友牺牲，吴其轺负责安葬，还在部队里得了个“红白喜事”的绰号。

　　那天的国际和平节开幕式上，主持人用“吴英雄”对他做了隆重介绍。面对鲜花、掌声，老人反而有些不自在起来。回到房间，他“原形毕露”，把照顾他的工作人员打发走，略有不安地告诉吴缘：“我哪是什么英雄，那些牺牲在这里的战友才是真正的英雄。”最多的一天，吴其轺接受了126位记者的采访，累到最后连自己的年龄都会搞混。安静下来的时候，老人就会独自陷入沉思，说起跟随自己多年的勤务兵就止不住抹泪。

　　坐在杭州文三新村一栋老旧的居民楼里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吴缘，面对客厅还在燃着香的父亲的灵堂，悲伤之外也不免略感欣慰。这套80多平方米的房子，还是父亲最后的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在2005年调配的，因为不断有美国和台湾的战友前来拜访，原来那套54平方米的小房子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对于从小就被人骂作“历史反革命儿子”的吴缘来说，2005年是个始料未及的转折。他转过头让记者看他后脑勺上留下的一道道疤痕，虽然有着接近1.9米的大个子，但由于受父亲的历史问题牵连，吴缘的童年基本上是在被骂与挨打中度过的。

　　也是在这一年，吴其轺获得“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奖章”，平日里的“老吴”开始被人唤作“吴老”。不过，老爷子并不喜欢这个称呼。最后在医院的日子，住在干部病房里，医生护士喊“吴老”，他装作没听见，改叫“老吴”，90多岁的老头就乐呵呵地答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