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荣是袁世凯的爪牙段芝贵镇压的
辛亥年(1911)八月十九日，湖北武昌城头的炮声响了，是湖南履行“协约”诺言的时候了，湖南的工作必须全面展开，潘鼎新闻讯便致函焦达峰，要求将逗留在长沙的黄荣派回故乡协助自己组织响应。黄荣八月下旬离开长沙回到家乡。焦达峰任命潘鼎新为第三镇统制，黄荣为副统制。以后，黄荣就同潘鼎新率领会党群众二、三百人武装攻入华容县城，活捉知县，宣布华容反正。原来黄荣奉命返回故乡，先在岳州河东同李纯生、周四维接头传达了焦达峰的旨意，准备河东河西配合行动。接着他就秘密回到河西华容县，同潘鼎新等一起对河西巴华一带的革命党人和原兰谱会旧部进行联络。九月初一日长沙反正的胜利消息传来，华容革命党人更是欢心鼓舞。他们一面在大元口设立秘密办事处，具体策划起事响应的工作，派人四出通知党人前来集合，一面安排黄荣回到黄家湾老家，在自己家里为他父亲德贞先生举行家礼祭奠仪式，实则为搞好前来集合人员的接待工作。
黄荣这次阔别回家，声称是由陆军大学毕业归来，身着陆军制服，头戴陆军军帽。黄荣一到家便宣布，隆重举行家礼，即为他已故的父亲德贞先生烧灵牌入祖先位的仪式，还摆酒设筵，开门拜客，并且请来戏班子，在门口禾场外边收割了稻谷的空田里搭起戏台唱连台戏。于是，道贺的，送礼的，探亲访友的，执事帮忙的，演戏看热闹的，送信赶场的，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各道人等，远近咸集，迎进送出，攘攘熙熙。有说有笑，有哭有号，有喊有叫，通宵达且，夜以继日。这等场面，从表面上看只是人世间悲欢离合的寻常闹剧，而实际则是革命党人组建义军的誓师大会，用会党的话说，便是一次开山堂。
由于事起仓促，时间紧迫，革命党人，会党群众，当时能赶到黄家湾来的并不算多，大抵一、二百人。到了正式进攻华容县城的时候，义军便有二、三百人了。以后在黄湖山反背的东岳庙树旗招兵，义军又增加到七百二十人。为了实现同焦达峰的密约，又将义军扩编为两个营队，乘二十四只帆船分两路开赴长沙，以巩固新生的省府政权。但是，革命的发展也有不顺利的时候。长沙反正刚刚十天，焦达峰、陈作新正副都督同时被刺，省府立宪派党人上台，焦达峰部属被诬为土匪，受到排挤和镇压，风云突变，地方反动势力复又抬头。潘黄率领的两营华容义军在洞庭湖受到清军阻击，只好退守君山。以后，久困师疲，军心动摇，兵目走散不少，义军损失重大。既而获悉湖北方面，清军大举南下，汉口失利，武昌危急，亟需支援，潘鼎新、黄荣遂将所余义军二百七十人全部带往武昌，保卫首义之区。华容义军到达武昌，被编在湖北系统的混成一协输送第三标，参加了汉阳、武昌保卫战。
黄荣没有直接参加汉阳保卫战。由共进会第三届会长刘公任命为总监察处书记官。十月六曰，汉阳失守。十月十日，清军在汉阳隔江开炮轰击都督府，武昌城内谣诼繁兴，人心惶恐，各处办公人员纷纷离去，总监察长刘公挺身出面督令死守危城。这时，黄荣积极支持刘公守城，竟至连夜不寐，除了办理文件，还不顾生命危险出外稽查内奸外特，为刘公探悉重要情报，武昌危城遂在坚定的革命党人舍身维护之下得以保存。武昌一城的保留，为以后南北议和提供了重要基础，黄荣支持刘公守城的行动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
民国元年二月，刘公统军北伐。这年春夏，黄荣在武昌一带搞“五族少年保国会”，自认会长，并介绍蒋子辉参加。袁世凯篡夺国家权力以后，反动面貌日益显露，派北兵屯驻武汉，革命党人普遍受到排挤和镇压，黄荣在武昌难以立足，便跟随京山刘英、刘铁兄弟转入地方进行反袁活动。民国四年春天，湖北革命组织破坏，在汉口教堂做事的涂寿卿被捕，供出巴陵刘星炜、华容黄荣等皆为同党，均已返回原籍。这年五月，北兵将军段芝贵(时为湖北都理，即都督)行文湖南，并派便衣先到巴陵抓获刘星炜，又由刘星炜带路在墨山铺茶馆里把黄荣捉到。在墨山铺与黄荣同时被捕的，还有周荷池等五名华容同志。他们先被押到华容县城，再由县署增派武装解送武昌。当黄荣被押到华容时，县知事徐世镛连忙给他双膝跪下。黄荣见了说道，“你给我下跪，意思是说你不能保我。我知道，这次不单你县知事一人保不了我，恐怕全华容人也保不了我。不过，我却可以保住所有华容人的。你放心，起来吧！”以后，黄荣在武昌受审，直到被抽肠绞死，他始终没有供认一个同志，与黄荣同时被押往武昌去的周荷池等，由于没有确证，湖北方面不能定罪量刑，遂又解回华容。
黄荣是袁世凯的爪牙段芝贵镇压的，其时为民国四年（1915）乙卯四月二十六日午时，终年三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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