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是我党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作为一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一生紧握战斗的笔，热情洋溢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立场来观察和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他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阶段，邓拓应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本文试图就延安时期邓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参与捍卫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斗争，展现革命家的青春锐气和思想批判的锋芒

从1928年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动荡的裂变时期。1930年前后，随着中国民主革命的深入发展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在中国的思想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新旧哲学问题的激烈论战。各种反动的哲学思想蜂起，他们打着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事实上却肆意歪曲和诋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唯物辩证法的实质。邓拓的政治思想就是在这些论战中逐步成长成熟起来的。

1933年9月，资产阶级文人张东荪先后在《再生》和《新中华》杂志上发表了《辩证法的各种问题》和《动的逻辑是可能的吗？》两篇文章，挑起了—场所谓“动的逻辑”和“静的哲学”的辩论。文中，张东荪大肆攻击唯物辩证法，鼓吹形式逻辑，认为“辩证法在人类历史上已成为过时的古董，只好陈列在博物馆中了” ［1］。而形式逻辑(即所谓“静的哲学”)倒可以“对付”和“解释”“事物界一切动的事实”。［1］面对资产阶级教授、著名学术权威张东荪，邓拓毫不畏惧。1933年10月，他以“邓云特”为笔名，在《新中华》半月刊上发表《形式逻辑还是唯物辩证法》一文，对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谬误进行了反驳。邓拓首先批驳了张东荪混淆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区别，肆意攻击马克思的辩证法“只是把黑格尔颠倒过来罢了”的谬论，指明了马克思辩证法在人们观察社会中的重要性。其次，作为一篇批驳文字，邓拓的文章不仅有犀利的批判锋芒，也有严肃而精当的理论阐述，他在对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理解上充分表明了自己的深刻认识。邓拓在文章中明确指出：“每一事物本身就是充满着矛盾。它的发展就在它的本身内部矛盾的量的积蓄而达到质的转变。”［2］“唯物辩证法从关联中去把握一切事物，就是因为一切事物是互相关联的，唯物辩证法从对立的统一的，矛盾的运动和变化中，历史的发展中去把握一切事物，就是因为一切事物本来是对立统一的，矛盾的，运动与变化的，因循发展的。唯物辩证法能够符合这些客观规律，这就是它所以能够成为正确的科学方法的惟一理由。”［3］“辩证法乃自然界，人类社会及思维的一般存在运动和发展的法则，人们应用它可以认识，把握客观一切事物。”［4］当时，邓拓年仅21岁，如此高水平的论著，显示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知水平已达到相当的高度。青年邓拓抱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探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投人了这场斗争，在斗争中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二、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立足史学研究，深入探讨中国社会特点

1935年，邓拓以邓云特的笔名，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四卷一期上发表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一文。当时，有人在《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中错误地指出：“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力的作用，中国已从封建主义进入了资本主义”［5］，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内在的，而是外铄的”［5］，并且断言“现在乃至将来，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资本仍有伟大的作用与影响”［5］。邓拓的这篇论文对“外铄论”进行了义正严词地批判。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内因与外因相互关系的理论指出，“外因虽对社会发展起重大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却是内因”［6］，从而指出了“外铄论”者在理论上的错误。然后，他在文中进一步论证了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工业生产，还没有达到工场手工业的完成形态，所以在闭关形势打破之后，经不起外国资本主义的打击，才会变成国际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半殖民地的经济结构”［7］。他深入剖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指出在外国入侵以后的50多年，即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自己的机器工业仍然不能建立，仍然不能自动转向产业资本的发展道路，因为这时，“外国资本发展为帝国主义阶段了，从商品输出变为资本输出了”，从而“堵塞了中国自身工业化的道路”，“只造成了从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转变的基础” ［8］。这样，通过周密的理论分析和历史论证，邓拓有力地驳斥了美化帝国主义侵略的“外铄论”，证明帝国主义的侵略只能把中国变为帝国主义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场，变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绝不能使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社会。邓拓在这篇文章里，还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革命今后的道路。他说:“我们现在还可以进一步相信，所谓新的产业革命，绝不会是资木主义的，而必然是社会主义的。因为旧中国的命运，已经昭示了资本主义的‘此路不通’”［9］。

此后，他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三、四期连续发表了《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再论中国封建制度的“停滞”问题》两篇文章，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同托派分子严灵峰等展开论战。他立场鲜明地指出，中国“从西周到清代鸦片战争以前，在这一长时期中，都是封建制度的历史”［10］。文章粉碎了严灵峰等人借否认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之名，进而否定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妄想。

1936年，邓拓又在《新世纪》发表《论中国社会历史上的奴隶社会》一文，用大量的事实，论证了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的五种生产方式，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都是普遍存在的，从而否定了当时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错误观点。

同一时期，邓拓还写了著名的历史研究著作《中国救荒史》。由于蒋介石疯狂发动内战，大肆抓兵征税，致使农村水利失修，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国统区灾荒日趋严重。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政权发动内战的罪行和批驳资产阶级史学家歪曲历史所散布的唯心主义谬论，邓拓克服了种种困难，撰写了这部20万字的专著。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锐利武器，精辟地论述了历史上造成灾荒的原因，正确分析了中国历代的赈灾效果及弊端，提醒人们以史为鉴，并批判了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宣扬的唯心主义外因论，对灾荒引起的生产力的破坏、社会的停滞等做了深刻的阐述，特别是在对引起灾荒的自然力破坏揭示的同时又探究了社会病因。他指出：“所谓‘灾荒’乃是自然界的破坏力对人类生活的打击超过了人类的抵抗力而引起的损害；而在阶级社会里，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失调而引起的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社会物质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 ［11］。他认为，“从来灾荒的发生，根本性的原因，无不在于统治阶级的剥削苛政”。［11］他写道：“灾荒史不仅要记述历代灾荒的实况和救济政策……而且必须揭示历史上各阶段灾荒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分析它的具体原因，借以探求防治的途径。”［11］

邓拓的这一系列社会科学论文和著作，均是针对当时中国社会各种问题和各种错误思潮，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和批判的，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以新闻战线为战斗堡垒，矢志不移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党的方针路线

1937年12月l1日，《晋察冀日报》的前身《抗敌报》在河北阜平创办，为军区部队报纸。1938年4月，改为中共晋察冀省委机关报，邓拓在这时被调任报社担任社长、总编辑。1940年l1月7日该报更名为《晋察冀日报》。《晋察冀日报》是抗日根据地创办时间最早和最长的党报之一，也是晋察冀边区最重要的报纸，是边区党和人民革命斗争的喉舌。聂荣臻曾称赞该报是“民族的号筒”。作为报社主要领导人的邓拓，充分利用报纸这一重要媒介优势，高举无产阶级党报党性原则的大旗，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用马列主义的思想武装群众，引领群众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思考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为宣传马列主义，邓拓在《晋察冀日报》开辟了“文化思想”副刊，亲自撰写了长篇连载文章《唯物辩证法简篇》，还和成仿吾、江隆基、何干之等成立新哲学会。他和姚依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秘书长）向《晋察冀日报》编辑记者分别讲授唯物辩证法和金融政策以及边币和法币、伪币的斗争。邓拓还经常亲自动笔写社论。据不完全统计，在他主持《晋察冀日报》期间，报纸共发表社论、评论和专文九百多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邓拓执笔撰写的。这些社论，不仅代表了当时的舆论导向，也是对当时实际工作和战斗经验的总结。它积极宣传推广群众在实践中的经验和创造，揭示纠正工作中的偏向，坚持不懈地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成为教育群众、对敌斗争的有力武器。

邓拓不仅运用报纸这一宣传工具来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还特别注重出版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著作，把这些著作放在出版工作的首位。邓拓负责的报社、出版社、书店，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出版发行了大量马列、毛主席著作和其它书刊。除翻印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列专著外，还出版了很多普及读物，如《通俗大众哲学丛书》、《通俗社会科学丛书》、《马列主义初步》、《共产党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初步》、《社会发展简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早在1938年，邓拓就主持出版了毛泽东《论持久战》单行本，还在同年9月10日《抗敌报》上，以头版头条报道了该书出版消息；1942年又出版了《毛泽东言论选集》；以后陆续出版了《新民主主义论》和整顿“三风”的报告等毛泽东的各种论著。邓拓在《报社五年回顾》的讲话中说：四年多出版书籍129种，近80万册。从日本投降到进入张家口，一年出版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96种、57.6万册。这在战争年代，在敌后出版如此大量的书，实非易事，堪称奇迹。

1944年5月，在晋察冀中央分局领导下，由邓拓具体负责，编辑出版了有五个分册的《毛泽东选集》，这是我国出版界问世最早的一部《毛泽东选集》。这部《毛泽东选集》选收了毛泽东从抗战开始到1944年的25篇公开发表过的著作，也收录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和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全书共29篇，计46万字。虽然，它同后来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相比较，内容没有那么完备，印刷也并非精美，但它对广泛传播毛泽东思想，立下了开创性的业绩，在当时对于推动敌后根据地整风运动的开展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都具有重要影响。

在邓拓的领导下，《晋察冀日报》还十分注意宣传报道党中央和边区党委制定的方针、政策，对于中央领导同志和边区负责同志指导革命战争的重要活动、文章、电报、信件等，都及时予以报道。如1939年5月6日以“代论”形式发表了毛泽东的《八路军在新阶段中应该加重注意的几个问题》；全文刊载过毛泽东的《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新民主主义论》、《团结到底》、《反对党八股》等文章。周恩来的《论目前抗战形势》、《论今后敌人的动向》，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朱德的《巩固全国抗日军民的团结，争取最后胜利》、《我们有办法坚持到胜利》、《抗议聚歼皖南新四军的通电》等文章，也都在报纸显著位置刊登过。彭德怀《在中共北方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三年抗战与八路军》、《我们怎样坚持华北六年的抗战》等文章也在该报以连载的形式向读者介绍。此外，在抗战最艰苦的1937年至1943年的六年间，《晋察冀日报》(含《抗敌报》)发表了近60篇聂荣臻的文章、报告、谈话、书信、电报、题词等。这些文章均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回答解决思想理论战线上的实际问题，是在实践中对马列主义进行“中国化”转化的理论结晶。该报适时发表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不仅及时传达了党中央指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方针、政策，对于鼓舞军民斗志，促进革命战争胜利，起到了一定作用，而且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学说通俗化、大众化的崭新道路。

四、执笔立言，科学认识与阐述毛泽东思想，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鼓号手”和积极传播者

邓拓在1942年7月1日为纪念党成立21周年所撰写的《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和在1944年5月为晋察冀日报社编印的《毛泽东选集》所作的《编者的话》的前言中，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定义、内容等做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较早声音，显示了作者敏锐的政治眼光。

在《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和《编者的话》中，邓拓论述了毛泽东及其思想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分别使用了“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同志的学说”、“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及“毛泽东思想”四个概念。邓拓对毛泽东思想下了比较准确、科学的定义。他说：“毛泽东主义，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毛泽东主义”；“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策略的统一完整的体系，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的新的发展”；“毛泽东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运用经验的结晶”；“毛泽东主义从实践中已经被证明不但是中国革命而且是东方一切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科学武器”［12］；“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思想，就是党内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就是最能代表中国革命人民利益的思想”。［13］邓拓对于毛泽东思想的这些表述，既阐明了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致的，又阐明了毛泽东思想带有中国的具体特点，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所在；既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是“唯一正确的思想”，又揭示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产物。这些论述无疑已构成一个完整的比较科学的毛泽东思想定义。

对毛泽东思想所包括的历史内容，邓拓在这篇社论中进行了符合实际的概括。他循着这样一条线索，即“毛泽东主义”是马列主义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和中国化，“观澜以溯源”，因而他把作为毛泽东主义理论精华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军事科学三大部分对马列主义的新贡献一一予以论述，较具体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邓拓指出：毛泽东提出的用马列主义之“箭”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反对主观主义，“这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最有力的宣传，是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的进一步发挥”。［14］毛泽东“领导了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的斗争。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一直到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在这些斗争中巩固了党和党的正确路线，同时也更加确立了毛泽东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15］对于毛泽东的军事科学成就，文章说：“只有毛泽东的军事科学，把游击战提到战略地位来考察，规定了这个战略问题的各方面，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创造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中的军队组织形式和各种制度的建设原则；也只有毛泽东主义的军事科学的远大眼光，才能预见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的发展，具体规定三个阶段战争中的战略方针，提出了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的抗战前途。”［16］ 邓拓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把握毛泽东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并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体现出邓拓对毛泽东思想和对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深切认识。这篇关于“毛泽东主义”的社论，也是最早探索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文章之一。

结语

邓拓在给妻子丁一岚和孩子的遗书中曾满怀深情地说：“盼望你们永远做党的好儿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17］邓拓本人正是如此，把一个新闻战士、共产党员的炽热的心，献给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他终生不渝地维护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并为之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