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向阳生”引发的冲突

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5人小组”扩大会议，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但就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邓拓意想不到的事情，过去与邓拓并不熟悉的关锋突然夜访邓拓，作了交谈。第二天邓拓告诉李筠，此前康生打电话给他，说关锋对“向阳生”的文章有意见，你们可以约个时间谈谈。

关锋随即就来了，对邓拓说，向阳生的文章没有谈及政治，实际上是为吴晗开脱。特别是你，同吴晗一起写过文章，这样做不恰当。吴晗讲继承忠孝等不是抽象的，有其具体内容，讲孝是骂我们的。关锋还提了一些和邓拓不同的意见。

邓拓对关锋说，《北京日报》不是我管的，我写向阳生这篇文章，原来曾想在文章中作些检查。邓拓对关锋特别声明：这件事彭真没有管。对于关锋的指责，邓拓说：我不是没有谈到政治问题，文章末尾是谈了的。

后来邓拓告诉李筠，关锋那天还对他说了不少吹捧的好话。在暴风雨来临的前夕，康生派人来谈话用意何在？邓拓没有猜透。

接着，事态严重恶化了，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同康生、江青等人作了3次谈话，指责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他还宣称，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毛泽东还点名批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就为邓拓定下了大罪，在当时是无法解脱的。

4月6日至4月11日．在刘仁、万里、郑天翔“三人领导小组”和李琪、宋硕、范瑾、张文松组成的“四人办公室”的主持下，《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前线》、北京出版社、高教局、教育局、文化局等单位，在市委交际处对邓拓进行了一次批判，主要是对邓拓提出问题，结论是“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在顶单干风、自由市场等方面同书记处是一致的”。“邓拓除《三家村札记》外，其他文章都是正确的”。但从这天起，邓拓停止工作，专事检查。

北京市委已保不住邓拓了。非但如此，还要组织对邓拓的批判。

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以3个版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标题下，发表了批判邓拓等人的文章。

倒是彭真在这批材料刊出后亲自给邓拓打来电话，劝他不要紧张，要正确对待，严格要求自己，还劝邓拓保重身体，注意健康，将来还要做很多工作。

刘仁也派人专门来安慰邓拓，让他冷静对待。

前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杨述来看望了邓拓，谈及眼前风云，两人心情都很沉重。邓拓说：“我做了一年以后再弄清问题的准备。”杨述摇摇头：“我看这一次可能会长些，可能需要两三年吧。”可惜，这场民族浩劫席卷中国竟达10年之久。

对邓拓的批判急速升温。5月8日的《解放军报》发表了江青亲自组织、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点明邓拓“为资产阶级复辟鸣锣开道”，指责《燕山夜话》“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同日，关锋化名何明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同高炬文章唱一个调子，都是针对4月16日《北京日报》对“三家村”的批判的。文章说，《前线》、《北京日报》批“三家村”是假批判，说“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这篇文章事先曾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表态说：“何明的文章我看过，我是喜欢的。”

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第二天全国各大报转载。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要揪其“指示”、“支持”、“吹捧”者，挖出“最深的根子”。

邓拓完全失去了争辩的权利，只能默默接受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