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同学少年之蔡和森、向警予
口述：蔡妮（85岁，蔡和森和向警予的长女）
来 源： 潇湘晨报
作 者： 刘建勇 罗元 蔡妮
发表日期： 2008-6-27 19:30:05
时间：8月7日、8日
7月初，我去了法国的蒙达尔纪（又译“蒙达尼”、“蒙太几”）。我住的旅馆对面，就是我母亲向警予勤工俭学时候住过的女生宿舍，我住的房间正好对着母亲的房间。父亲蔡和森住过的男生宿舍，也还在。我想找他们结婚后住的房子，没找到，据说是临时搭的一个小木房子，早就拆掉了。
我是1922年，在上海生的。这次我去法国，有人说哪哪是我母亲怀我的地方，都是没根据的。不过我确实是母亲在法国怀上的，回上海没好久就生了。
向警予文武双全，蔡和森没好好读过书
我母亲是溆浦的。她父亲是个做生意的。她父亲一开始也没什么钱，后来和日本人做生意，就赚大钱了。他赚钱了，就给向警予的学校捐款，还把自己的田给学校。那是个破学校。向警予在到长沙读周南女中之前，就在那个学校读书。
向警予会武术，文武双全，在她那个县里，学生武术比赛，她得了第一名。当然，她是业余的。她会翻跟头。向警予在长沙读完书后，回到溆浦，自己办了个小学，男女生都收。向警予的文笔很好，会写歌。她的学生现在还会唱她写的校歌。
父亲最早的名字叫蔡林彬。复姓蔡林。他的先人在福州，本来姓林，先人的一个朋友姓蔡，双峰的。姓蔡的没儿女，姓林的就把自己的一个儿子给了姓蔡的，所以就有了蔡林这个姓。
蔡和森16岁才读书。我爷爷不想送蔡和森读书的，要蔡和森到一个辣酱店里，学做辣酱。奶奶葛健豪家比较有钱，葛家的孩子都读书。蔡和森和他们一起玩的时候学了点。蔡和森人很聪明，他老是跳级。他喜欢自学，老是觉得课堂上讲得太浅。他没好好读过书。他到长沙后，和毛主席在一师读了一年半，之后，又转到湖南高等师范学堂去了。最后是在高师毕业的。
“母亲是和父亲一起坐船去法国的”
爷爷蔡蓉峰很懒，又不好好学习，又不好好做生意，葛健豪很生气，就带着几个孩子到长沙来了。没地方住，就在河西刘家台子租了个房子。没钱就卖家里的田，卖首饰，另外葛健豪会绣花，绣点花卖。后面蔡畅姑姑在周南女中留校任教，一个月也有八块钱。
新民学会第一次开会就是在我家里开的。13个人。没有女的。蔡和森啊，毛主席啊，萧三啊，这些人。我母亲是第一个加入新民学会的女人，第二个是陶斯咏，喜欢毛主席的那个。
去法国勤工俭学前，我母亲是在溆浦教书的。最早知道勤工俭学消息的是杨昌济，他在北京大学教书。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向警予。
母亲是和父亲、葛健豪、蔡畅一起坐船去法国的，在上海坐的船。这一年是1919年。
“父亲和母亲到法国后的第三个月结婚了”
到法国以后，他们到了不同的学校。说是勤工俭学，其实一直没好好学。学校一直没什么老师。
父亲进了一个豆腐工厂，没做几天，他就没做了。他喜欢看书，经常一大早到蒙达尔纪的公园去，拿一个字典，拿本书。公园里有个看守，父亲看不懂，就去问他。母亲在一个橡胶厂。奶奶没进工厂，她在法国还是绣花，法国人很喜欢奶奶绣的花。一家人基本上靠奶奶。奶奶也学法文，蔡畅不耐烦，不愿教，我母亲就去教。奶奶很喜欢我母亲，她们感情非常好。
奶奶很会做饭，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喜欢来我家，邓小平啊，李富春啊，经常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看到邓小平和李富春关系很好，他们那个时候就认识了。
父亲和母亲到法国后的第三个月（1920年5月）结婚了，当时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喊他们是“向蔡同盟”。他们是政治上的同盟。他们都赞成向俄国学习。当时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分成两派。另一派是萧子升，他们主张改良。
“父亲带着男学生游行，母亲组织了一个助威团”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感谢双峰县蔡和森纪念馆、蔡妮供图。
蒙达尔纪是一个小城市，离巴黎大概一百多公里。当时勤工俭学的学生大多数是在蒙达尔纪。当时组织勤工俭学的人没搞好，好多人没找到工作。到1921年，有些人又没面包吃，又没钱治病，死了好多人。
1921年，中国政府又派了一批人到法国留学。这批人有钱，安排到了里昂的一个大学。这个大学拒收勤工俭学的穷学生。父亲觉得这很不公平，就带着男学生游行，把那个学校占领了。我母亲也组织了十几个女学生，组成助威团。
那个学校没办法，就把警察叫过来了。警察那次一起抓了104个中国学生。我这次去法国，看到了当时被抓学生录口供后签的名。看到了我父亲的名字，陈毅的名字。他们签的是汉字，法国警察在旁边写上他们的法文名字。
这次事情以后，我父亲他们被遣返回国了。没多久，我母亲也回来了。
85岁的蔡妮和她86岁的老伴洪戈是对和蔼可亲的老人。2007年8月7日，晚饭后，我们在北戴河有色金属疗养院里散步。他们回忆起长沙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木屐，“走在石板路，哒哒哒”。散步后，采访开始了。让一个老人回忆她父母亲的悲欢离合，是件很残忍的事情。我小心翼翼地问，老人断断续续地讲。
“他们没钱，有时连吃饭都困难”
我父亲在法国的时候，给毛泽东写过两封信，给陈独秀写了一封。说应该要建立共产党，向苏联学习。毛泽东给他回答说“一个字也不反对”。
1921年，父亲回国后，主要负责工人运动和联系共产国际。母亲主要是做妇女工作。奶奶葛健豪也要加入共产党，父亲笑了，讲，你还是不要加入了，你在党外对我们的帮助还大些。父亲不想奶奶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奶奶年纪大了，不想让她受风险。
我生下来10个月，母亲就没带我了，把我交给家里的人。刘昂（蔡和森大姐蔡庆熙的女儿，曾任周恩来秘书、农业机械部副部长）的母亲照顾我，奶奶葛健豪照顾李特特（蔡畅的女儿）。
我小的时候，他们没用过保姆。他们没钱，有时连吃饭都困难。他们老是搬家，今天这里，明天那里。
父亲主要是靠稿费生活。为了（帮蔡和森）弄到钱，李大钊后来找过胡适（1922年5月，胡适主持创办了政治性刊物《努力周报》）。我父亲写过很多反映当时的文章，如《党的机会主义史》等，另外还有在上海大学的讲义。上海大学是我们党的一个据点。李大钊、瞿秋白、我父亲经常去那里讲课。我父亲写了很多书，但是没得钱，后来李大钊通过胡适把一些书卖（出版）了。
“他们两个人只顾着工作，
谁也照顾不到谁”
我父亲第一次去苏联是1925年，母亲向警予也去了。李立三夫妇也去了。李立三的夫人是李一纯，就是后来我的继母。他们是一起去的。当时陈独秀是领导（陈独秀当时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派他们去的。
到莫斯科以后条件就好了。我母亲在东方劳动大学读书，它有好多名字，开始的时候叫孙中山学院，后来就叫东方劳动大学。我母亲住在集体宿舍，没和父亲一起住。我父亲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一个成员，跟瞿秋白在一起工作，代表团的头是瞿秋白。瞿秋白比我父亲去的早。瞿秋白1920年就去了苏联。
父亲在莫斯科的时候，见过斯大林，也跟他谈过话。父亲还批评过苏联共产党的一些（做法），那个时候，苏联共产党对中国有一些错误的了解，苏联好像同情蒋介石（1924年，国共合作建立以后，共产国际片面地认为，国民党已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并在1926年2月的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上，把国民党作为“同情党”纳入第三国际）。
1925年在莫斯科的时候，他们（蔡和森和向警予）两个人就分手了。怎么说呢，（他们）两个人感情变了。这个也自然。他们两个人只顾着工作。也没时间做饭，也没雇个保姆。谁也照顾不到谁。后来，李一纯回忆说，我父亲身上有虱子。这不是我父亲脏，主要是他接触的人，底层的一些工人，当时卫生条件差。呆久了，就有虱子了。
“我没过过家庭生活，
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很短”
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毕业，我都是在苏联，过的是集体生活，没过过家庭生活。我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很短。
1927年4月份，母亲从莫斯科回来，到武汉去工作（向警予牺牲前负责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工作，兼地下党报《大江报》主笔），经过长沙。在家里呆了一两天。睡在一个小屋子里。她说“谁跟我一起睡觉”，我说“我”。我就跟她睡了一夜。早上她就走了。我们几个人，我、蔡博（蔡和森和向警予的儿子，蔡妮的弟弟）、李特特三个小孩，背着我们去的是刘昂，她说她陪我们一起去送。母亲坐的是一辆拉货的车，我记得那个车是绿的颜色。她走以前，给我们每个人买了个大橙子。后来到武汉没多久（1928年5月1日）就牺牲了。母亲是被叛徒宋若林（湖北省总工会交通员）出卖的，那个叛徒第一个出卖的是夏明翰。母亲被抓的时候，父亲给在国民党做官的萧子升写过信，要萧子升想办法救我母亲。
我1928年到的上海，谁送我的我记不清了，接我的是我继母李一纯。我是1929年到的苏联。父亲没时间管我，把我送到莫斯科的一家儿童院，儿童院里是没有父母或者父母经济困难的小孩。父亲把我送到那里就走了，我听到他跟儿童院的主任讲，他要回去了。他走的时候给了我一张他的相片。我那时候小，儿童院又老是搬家，那张相片被我弄丢了。
父亲也是被叛徒出卖的。叛徒叫顾顺章。当时（指1931年6月10日，1931年初，蔡和森从莫斯科归国，中共中央派他到香港去指导两广党的工作）在香港开海员大会。被英国人抓起来。当时我们党筹了些钱，想把他赎出来。结果英国人还是把他引渡给了国民党。解放后，有一年在北戴河西山，李富春告诉我，本来海员大会是李富春要去的。李富春那天发高烧，我父亲就代替李富春去了。父亲的死有两种说法。有的人说是钉在十字架上死的。蔡博说，当时报纸上登了，我父亲是在监狱得了气喘病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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