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
发布时间：2013-10-04 20:40:25
发布人：
孙明
一路人生
几多偶然
常有人问我，孙双庆这名字有什么含义？我曾一再介绍：1930年农历4月20日我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县城北小桥弄，同年同月初一，我叔叔的儿子已先我降世，我祖父因为家里20天内得了两个头生孙子，就给我俩分别取名叫同庆和双庆。
我至今不知道我祖父叫什么名字，懂事后从长辈口中陆续得知，人称“孙老二”的他，做茧行生意，在丹阳的商界中颇有些声望。可惜教子无方，2个儿子都终日沉湎于吃喝玩乐，挥霍成性。特别是大儿子——我的父亲孙植甫还吸食鸦片成瘾，背着家人在外债台高筑。大约在我三四岁的时候，祖父病逝。早前茧行仓库还曾发生大火，家道倾刻败落，立时债主盈门。父亲经常在外东躲西藏，祖母和母亲不时变卖家产，苦于应付讨债者的情景，在我脑海里依稀留存。不久。我8岁时，日寇入侵，我家住宅也毁于战火，家境更是一贫如洗。父亲潦倒街头，贫病而死。我从小就依靠母亲为人缝纫以及娘家亲戚的不时周济，勉强过着缺衣少食的贫困生活。到了我小学五年级虚龄十一岁的时候，母亲在上海定居的姐妹和表兄弟们经过商量，为了同情和减轻我母亲的负担，招我到上海一个远亲开设的小押当铺里当学徒。
我母亲因幼年患伤寒症，听觉神经遭彻底破坏而严重失聪，亲戚邻里都通呼她“聋婆阿姨”，很少人知道她叫施筱珍。她为人厚道，心灵手巧，吃苦耐劳。在我来沪2年后，因大姨母家的长女早年病故，下有三个弟妹乏人照顾，大姨母又不善家务，就接我母亲到她家共同生活，实质成为她家不拿工资的贴心“保姆”，直到我结婚生子，我母亲才离开大姨母家，跟自己的家人共同生活。她一生视我这个独生子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有了自己的家之后，更把自己当成这个家的“保护神”，不遗余力地操持，直到1993年大热天中暑而亡，享年87岁。终其一生，完成的仅是一个慈母的任务！
我从1941年9月离开丹阳到上海，开始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有人说，人生如行路，行进中总有几个拐点成为关键，而影响其人生方向和内容。这话很有哲理，我就深有体验。闲暇时，曾将自己经历中的几个拐点，作成《人生转折之歌》：
香港谋生一年还， 政历存疑大半生。
偶然解题显“才华” 一举跨入大学门。
毕业“发配”到青海， 贵人相助返江南。
一纸调令意外来， 结束分居重团圆。
如逐句诠释，则无异书写本人片断传记。我想，记下那些事，那些人，藉此对曾经有恩于己的人表示感谢；把有思念价值的事，用文字告知后人，也不失练笔消闲的乐趣。
（一）香港谋生一年还，政历存疑大半生
首先说说我怎么会有香港之行的前因后果，这其间有很多的偶然因素。
在此之前的1941至1950年，我起先在已成为日寇沦陷区的上海南市南阳桥的小押当铺学徒，1945年抗战胜利，原来依附“赌台”而林立的小当铺，因赌台被取缔而相继关闭。我又经表舅郭振涛介绍到淮海路（旧称霞飞路）他的朋友胡文彬投资附设在冠乐百货公司的时装部当练习生，此后又在也是胡投资的附设在“蝶来”、“青鸟”、“关开”等照相馆礼服部任职，最后转往复兴中路万象照相馆礼服部任职，这十年纯属为生存而奔波，无甚可记可叙。
到了1950年夏秋之交，上海解放已有一年多，因为战事，很多有钱人外逃，加上“二六”大轰炸造成停电，照相馆生意一落千丈，人人都想另谋生路。有一天，在淮海路万氏照相馆礼服部的同行好友梁民华来电话告诉我说：人民解放军的军政大学，在威海路民主中学内招生，他已被录取，还说考试很容易，叫我快去。我当即兴冲冲赶去，不料站岗的士兵告诉我：“考试时间已过”，我说：“那么明天我再来”，他又回答：“明天不用来了，招生工作已经全部结束。”高兴而去，败兴而返！谁知走进店堂，就看到一封施金木从香港寄来的信，他原来也在万象工作，跟我很要好。来信大意是说，经师兄陆振球介绍，已在香港一照相馆工作，很满意。并称香港一时涌进很多大陆人，市面繁荣，照相馆急缺人手，尤其欢迎上海来的技术人员，并鼓励性地说我人聪明，只要叫蒋鸿根（当时万象的高级技师）帮助突击训练，掌握一项技术，就可去香港，他保证帮我找到工作，并且表示在待业期间，吃住都由他负责。言词诚恳，我的心被打动了！不知怎地，此事又被万象的老板朱天民知道了，他通过蒋鸿根怂恿我应该去，并许愿可给我三个月工资的遣散费。蒋还保证教会我修照片的技术。（后来我才意识到老板早就想赶走我这个在店内积极配合工会、共青团开展工作的积极分子）。当时头脑简单，生性活跃的我想。既然施金木保证介绍工作，又有一笔钱可拿，还可去香港这样的大码头见见世面，何乐不为呢！加上母亲在姨母家，无后顾之忧，于是乎，毅然收拾起简单的行装，搭上拥挤的火车，冒险“闯世界”了！
1950年深秋季节我到了香港，施金木以及他的师兄果然不失诺言，热情负责地安排我的临时宿食，很快就帮我在湾仔菲林明道（近东方电影院）的青春照相馆落实了工作。
这家照相馆的结构很特别，投资者是三个文化人。记得主要负责人是香港文汇报的一个副刊编辑麦天健，另2人一个是香岛中学教师，画家陈海鹰，另一个是华润公司职员陈炳衡。后2人晚上和职工一起睡在店堂里。日常店务则交给一个也是大陆去的姓曹的管理，据说他是著名记者曹聚仁的族人。在香港工作这段时间，麦天健还经常借很多进步的报刊杂志给我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邹韬奋编辑的《生活周刊》中许多宣传民主自由的文章，给我启发教育很大。七八个同事无一当地人，分别来自附近的佛山、东莞、珠海等地，其中小青年张文耀跟我非常投缘而亲近，我通过他认识了很多在香港打工谋生的珠海同乡。
由于香港归属英国，殖民地统治气氛甚浓。对已在上海感受过解放翻身生活的我来说，很快对当时殖民地环境感觉极为不适。恰在此时，由于张文耀的关系，结识了他的同乡姑娘柯文绮，时为孙中山故乡翠亨村中山纪念中学的学生。她父亲是中国银行印度加尔各答分行行长，来香港是陪母亲接回家探亲的父亲的。几天聚会交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送他们一家离港赴澳门时，更有依依惜别之情，表示一定争取再相晤。此后通信连连，她一再鼓励我离开香港，到她家乡一起去投军参加抗美援朝，并称她家在珠海地方很有影响力，一定能成功云云。
我又再受感召而心动，毅然决定离港回国投军。孰料在办理返归申请时，得知政策规定，我从上海来，只能仍返上海，并且要两家“铺保”，不准绕道他地。全部申请手续当然由我母亲央求亲戚办成。
1951年秋，我回到上海，恍然知晓，全国在抗美援朝的同时，还轰轰烈烈地开展“镇反”防特运动，象我这种从海外归来的社会青年，岂能被吸纳参军！稍后从表弟表妹处获知，我已被派出所、居委会等列为监控对象，当然也不可能去广东珠海与柯文绮会合了！为了生计，我只能重新进入大姨夫之弟开设在复兴东路的“义泰当”工作。真是：
投军不成去海外， 只缘好友一声唤，
壮志报国却落空， 反累政历不明案。
所谓“政历不明”，是到了1961年我从青海调无锡时，因规定个人档案随身走，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自己档案中一份《反右运动总结》的组织调查一栏中，赫然写着：“个人历史清楚，有海外关系。”一句“有海外关系”，在阶级斗争高于一切的年代，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从此，不管我到哪个单位或部门，都只有使用的价值，而无重用的资格。好在我本是个淡泊名利的小人物，更自感无愧，乃坦然相对，愉快地生活着。
至于我和柯文绮的交往，那要另书一章了，不能赘述。也有小诗一首，权作交代：
欢聚恳谈恨时短， 惜别誓约重相见，
国难期间失踪迹， 十年飞鸿从此断。
（二）偶然解题显“才华”，一举跨入大学门
1956年我怎么会考进大学呢？其间也有偶然因素。
1951年我到“义泰当”工作不久，“三反”“五反”运动开始，我因为表现积极，被抽调脱产参加蓬莱区五反工作队，并火线入团。运动结束回原单位，旋被推选为上海金融行业工会蓬莱邑庙二区联合分工会主席。1956年对私改造进入公私合营高潮，我再次脱产任江宁区典当行业合营工作小组（后称“小额质押贷款处”）任工方代表，公方代表为中国人民银行江宁区支部派任的侯瑞云同志，办公地点设在万航渡路区行内。1956年夏季，我经常看到有十几个青年行员中午或下班后聚在一起，讨论着一些问题，有时还争论不休。一次我好奇地过去看他们在争论什么？原来他们正参加高考复习班，进行课后作业复习，对一些复习题答案经常有分歧而争议。我拿起复习题目看看，觉得并不难，就发表了自己解题的意见。不料他们觉得我很有水平，并告知，今年国家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大力扩大高校招生名额，因高中应届生不能满足，号召有同等学历的在职青年报考，并广泛开办“高复班”进行培训，问我为什么不参加？其时我虽已在职工业余夜中学从初一读到高二，成绩都很优良，但自觉还没资格考高校。他们鼓励我说，没有关系，根据你的实际水平完全可以，只要请单位出一张同等学历介绍信，就可以报名。在大家的怂恿下，我又心动了。顺利报了名，借了他们的复习提纲，突击十天，竟然学校和专业都以第一志愿，被列为全国重点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真是喜出望外。
回顾这一阶段光阴，白天要上班，业余读夜校，还要参加工会和团组织的诸多活动，同时已在团活动中结识了如今成为终身伴侣的严爱云，免不了要挤时间“谈恋爱”，正所谓朝气蓬勃充满青春活力，称之为我的黄金岁月也不为过。
（三）毕业“发配”到青海， 贵人相助返江南
1956年到1960年在华东师大的四年，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真正静下来读书学习的时间并不多。毕业分配时，我早已成家，大儿子才三岁，小儿子还在娘胎里待产，上面还有一个耳聋残废的老母，按理应该得到照顾。可是当权者只强调服从“祖国需要”，个人也习惯了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结果是我们全班百分之九十五分配到边疆各省，我则具体安排在青海省西宁市青海民族学院政史科任助教。在我之前，这个岗位由贺龙元帅之女贺捷生担任，主教是北京调来的王姓女副教授。因二人工作关系不和，我到任后，贺捷生调学院人事处工作。那时正值自然灾害最严重时期，青海地区到了有粮票也买不到粮食的境地。据说我们华师大分配去的外系毕业生中已有人患“浮肿病”死亡，类似情况更是传说纷纭，人心惶惶！贺捷生家当然例外，因为青海省军区司令是贺龙的老部下，享受特供，每周有吉普车送生活品来。由于生活在一个院里，闲暇时与贺捷生常有接触，交谈中，她流露出非常同情我家情况，特别同情我爱人的困难。
有一天晚上，我和同宿舍的徐志超（师大同学）已经入睡，贺捷生突来敲门，把我叫到门外，告诉我说，中央来了文件，批评青海省犯了冒进错误，人口稀少的草原地区，不该办八所高校，并要来过多的大学毕业生等等。实际是供应出现严重困难，出了人命，引起中央注意，因此中央特批，青海可酌情“放五千人回去”，她强调我的家庭情况完全符合条件，并称此文件要两天后才正式传达，叫我立即写请调报告交她办理，同时给了我几张学院组织处的空白介绍信，嘱咐我立即去买火车票，到上海附近城市落实调入单位（当时正值全面贯彻“八字方针”规定四大城市不能进），她会负责办妥后续手续。
那时那刻，平时印象中娇小清秀的她，突然在我脑海中显得高大起来！她那富有正义感，同情弱者，热心助人，敢作敢为的高干子女的特有形象，久久印在我的记忆中，永难忘怀！
几经奔波，终于得到堂兄孙同庆的介绍，他时任无锡光学仪器厂厂长的好友赵锁富同意调我到该厂厂长室任秘书。不过从青海调无锡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体制和人事变动而相当曲折，得到很多好心人帮助后，才办妥全部商调手续，具体过程就不赘述了。
我调到无锡后不久，光学仪器厂并入五机部（现兵器部）所属湖光仪器厂成为军工企业，我则调到无锡量具刃具厂，仍在厂长室任秘书,“文革”期间下车间，后来到厂办技校以及供销科工作，前后总共在无锡工作达二十二年之久。
（四）一纸调令意外来， 结束分居重团圆
我离开上海在外地工作二十多年，长期两地分居，生活多有不便，一直想调回上海，却始终不能如愿。到了1984年，我已虚龄55岁，又怎么能调回上海工作呢？当然根本在于邓小平同志的人性化政策，同时也有其偶然的机遇。
此前，我在无锡量具刃具厂长期工作，因为诚恳的人品和较强的能力，颇得方方面面的好感，虽无一官半职。却是全厂的“知名人士”。为了让我既可以照顾家庭又能安心在厂工作，1978年起厂领导特意安排我到供销科任常驻上海代表一职。就在我调上海前不久，厂里的一把手王仁永书记还对我说：你就打消调往上海的念头吧！我们厂正在修建职工住房，完工后保证给你一套，将来退休后，无锡、上海两头住住有什么不好呢！语重心长，甚为感人！
岂料1983年11月的一天，我爱人所在医院的副院长杨海萍到区卫生局开会，散会后有时间，就去普陀区政府人事处看望任处长的老同学，她同学告诉她，为了落实邓小平重视的知识分子政策，规定凡分居二十年以上对象，可调回上海团聚。并透露83年度普陀区分配到11个名额，因为“珍贵”只用掉8个，还有3个一直“舍不得用”，眼看年底要过期作废了，问杨海萍单位里有没有符合条件的人，杨海萍与严爱云既熟悉又要好，就将我家情况据实反映。该处长表示完全可以，叫杨海萍通知严爱云赶快写报告申请，单位批示意见后送给她办理。严爱云因为没有把握，事前并未告知我。
1983年11月底，我厂组织科倪爱霞突然接到上海市普陀区人事处发来的关于我的调令，就找常务厂长席文浩请示怎么办。事有凑巧，当时书记和正厂长去北京开会，而席文浩家在郊区，平时住厂，和我同住一间宿舍，因为跟我性情相投而成为莫逆之交。席文浩看到调令之后，就问我是否仍想回上海，我当然是求之不得。席文浩当即表示：“为了你，我用权了！”马上批了“同意”，交倪爱霞立即与上海联系落实。据说，书记老王回来知道此事后，曾责问他：“老席，你怎么把老孙放走了？” 席文浩是厂里出了名的高参角色，乃慢条斯理地回答：“这是人家上海落实邓小平同志的知识分子政策，我们怎么可以顶？再说老孙在厂里工作了二十多年，贡献也不小，现在有此机会，我们就应该做个顺水人情，将来到上海办事也方便些。”一番话入情入理，再说彼此都是厂级干部，也就不了了之。我调上海后，无论是老王、老席以及许多老同事，都还是知己朋友，两地往来，经常亲切相聚。
这次调动，偶然中还有偶然。原本普陀区人事处调令中指定我到长风中学教政治经济学，算是按学历对口安排。我在报到之前，免不了要将自己调沪的事，作为喜讯通报方方面面的人，特别是长期有业务往来的工量具行业的朋友。他们知道后大多认为学校工资低，又没有奖金是“清水衙门”，不是很理想的单位。尤其是在上海工具设备公司任职的杨文荣，极力表示象我这样在行业中有一定知名度的“人才”，他们公司一定会录用无疑。当即热情地把我推荐给主管销售工作的副经理袁文道，面谈之后，袁经理当即表示欢迎我到他们公司工作，主管局人事处的审批手续由他负责搞定，并叮嘱我到普陀区人事处说明目前工作的实际情况，要求放行。我去了之后结果获得同意。我就此未去学历对口的学校工作，而到经历对口的上海工具设备公司供销经理部，从事管理和组织基层企业的销售工作。
我到公司报到后，适逢全局系统为了适应经济工作转型而举办销售人员培训班，公司临时让我担任辅导老师。由于我对市场经济营销理念的超前意识以及联系我实际工作的经验积累和处世哲学，在辅导中颇受二十几位学员的“欣赏”，因此很快我的名声就在公司和基层企业中广为传播。接着又因我大力组建“双爱斯量具工具联合销售公司”，在上海乃至全国工量具行业更是名噪一时。不久公司即任命我为办公室主任，并吸纳为中共党员。当时我已被公司领导层当作紧跟党中央积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政治筹码。此后的具体工作，大量的是忙于组织接连不断的展销活动的会务工作，组织一班人到处安排落实供需双方的吃、住、行、玩的事务，我曾把这些工作戏称为“业余旅行社”。一年到头，风尘仆仆，也自有其价值和乐趣。如今“会展”已成一个很大的行业，当初却被视作有创意的行为。
1990年9月我年满60岁而退休。那时还没有实行“养老金”制度，按政策，我最初的退休金只有153.60元，比起同时期因为政策倾斜，待遇节节升高的教育系统的同窗，以及实行养老金制度以后退休的同事，真可用少得“可怜”二字来形容。为此，很多好心者为我惋惜，说什么“当初如果去学校工作就好了”，更有人说：“如果你留在香港不回来就好了”、“如果你留在青海大学里就好了”等等。当然说者可能指的是发财致富，功成名就的一面，却忽略了可能我会流落他乡，客死非命的另一面。对此我总是付之一笑，因为这是生在政策决定一切的大环境里很多人的共同命运，我无怨无悔，心平气和。
再说，在我工作经历的最后阶段，自己具有的一定组织能力和公关意识，有了充分发挥的机会，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工作乐趣，兴奋时曾写下《感言》一首：
学非所用别有才， 政策开放展陪同，
不遗余力勤奉献， 黄昏实现艳阳天。
坎坎坷坷一路走过，也有些许人生感悟：
一是我不信“如果”信“已经”，前者毫无意义，后者则是真实存在。应该理性面对现实，毕竟显赫者少，平凡者多，凡事不能强求，只能顺应。我渐渐地形成了随遇而安的乐观精神。
二是我也许踏进社会早，经历了旧社会人吃人的“悲惨世界”和新社会人斗人的“特定年代”，历史的、现实的、听到的、看到的人间故事太多太多，为此向来淡泊名利、于世无争的我，慢慢地养成了安贫若素的生活作风。
三是我认为世上所有烦恼的人，百分之九十五是自找的。凡事事计较，处处攀比；眼高手低，永不满足者，必然烦恼不断。我不如此，虽无事业，也无财富，却有人缘，我默默地构成了与人为善的平和心态。
经常有人说以我的性格，定能长寿。为此，我常对应些逆耳背道甚至会犯众怒的话。我认为人人长寿，对国家，对社会，对晚辈并非好事。因为人老就只会消费，无力创造，而且必有许多衰老病痛缠身，于人于己都无益甚至有害。诚然这现象难以人为避免。我总主张不要刻意追求长寿，一切顺其自然。只愿活着生活能自理，死前死后不要糟蹋人！”
虽属废话，确为心声，个性使然，不吐不快！
孙双庆写于2006年12月。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