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冬天格外冷，侵华日军攻占了南京，面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烧杀劫掠，致使30万南京民众遇难，无数人亲离子散，流离失所。这段惨痛的历史记忆，史称“南京大屠杀”。

走投无路的难民们只好纷纷涌向一座佛门古刹——南京栖霞古寺。一时间，难民痛苦的求助声、孩子凄厉的哭声、伤兵的呻吟声，充斥于寺院山门前。

这时，留守栖霞古寺的监院寂然法师打开了山门，对避难民众来者不拒，在自身安全未卜的情况下，建起了中国人自己的“安全区”。

也许在当时，寂然法师并没有想到，山门这一开，将解救两万多条无辜性命，也将让自己年轻的生命飞速流逝。

越来越多的难民来到这个救苦救难的佛门道场。不久，寺院的前殿后厅都挤满了饥寒交迫的难民，有的人甚至挤在寺内千佛洞里才能避寒。

如今已过耄耋之年的老人纪耀发，就是曾在栖霞古寺避难的幸存者。他回忆道：“当时全南京的人都觉得那儿是唯一安全的地方，一人带着一个铺盖卷就来了，最多时寺里足有两万多人。”

而这时，栖霞古寺里仅有十来位僧众，以及仅够200人过冬的余粮。

面对如潮而来的难民，寂然法师却从未有一丝退却。为了解决寺内难民的温饱问题，他先是节约了僧人们的口粮，尽量保证难民每天都有两顿粥。

后来粮食问题越发紧张，他就带着僧众联系粮商，冒着生命危险进城运粮。有一次寺内四位法师到城中运粮食药材，回到寺院时只剩下两位。

根据《栖霞山志》记载，当时寂然法师说道：“修行之法，日食两餐，补济饥饿，救难民生命为第一修行大要。”

殊不知，这不仅仅是修行，更是舍身救护苍生的无上功德。

花费巨大心力解决了寺内粮食难题后，寂然法师还面临着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侵华日军沾血刺刀的咄咄威胁。

寂然法师听说其他“安全区”在地上写了“安全区”三个大字就能保安全，于是也效仿而为。但这也只让寺院免遭空袭，却仍未能将残暴的侵华日军阻挡在寺门之外。

侵华日军开始侵扰寺院，轻则强抢牲口粮食，重则奸淫杀害。面对这些惨无人道的兽行，寂然法师一面控制着寺院里的局势，避免更多无辜的人受难，一面费尽心血地做出争取寺院安全的尝试。

他先让寺院内曾留学日本的月基法师与日军交涉，让寺院在一段时间内获得了安全。但好景不长，不久日军又接连侵扰寺院。

事已至此，寂然法师内心热血涌动。1938年1月，他愤然写下一封“万民抗议书”——《以人类的名义致所有与此有关的人》。

其中记录了日军在21天内在寺院里的残暴行径，并且托人将这封“万民抗议书”转交给在南京工作的德国人约翰·拉贝先生，并向日本大使馆表示强烈愤慨和抗议，呼吁世界各国关注此事。

在“万民抗议书”的最后，寂然法师写道：“我们请求你们，不管是谁，只要能帮助我们阻止重现这种惨无人道的残暴行径即可。”

后来，这封信被约翰·拉贝先生收录于《拉贝日记》中，成为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铁证。

寂然法师如此有节有据的抗议，令侵华日军恼羞成怒，他们下命令要求解散栖霞古寺“安全区”。

但寂然法师据理力争，在巨大威胁和艰苦环境下，保持着栖霞古寺“安全区”的运作。终于在1938年3月，侵华日军才停止了在南京全城的暴行。栖霞古寺中23000多位难民也获得了平安，重返南京城中。

然而仅在此一年后，费尽心血的寂然法师积劳成疾，圆寂于栖霞古寺，年仅41岁。

当时带领这群官兵避难于栖霞古寺的是国民党第二旅中校廖耀湘。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成为著名抗战将领的廖耀湘回到了救命所栖霞古寺，感慨万千的他留字感念这一切。

廖耀湘回忆道，当时来避难的时候，官兵连武器都来不及藏，就全扔到寺门口的放生池里去了。危急存亡时刻，多亏了寂然法师的智勇双全，将官兵们藏于千佛洞中。

在和平岁月里，常有人问：“到底什么是佛门所讲的‘慈悲’？”或许答案已在那些飘摇的往事里。

寂然法师和栖霞古寺护佑两万三千众生于战火中，用行动告诉世界，这是佛门的慈悲，也是全人类对和平的热爱和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