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歌》

“战士们拿宝贵的生命，抵抗日本强盗的猖狂；

  我们拿优良的科学技术,保障战士们的健康。

 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

 我们忠实热情地医治战士们的创伤。

 研究新方法,培植新力量,

 使科学的种子生长再发扬。

 环境越艰苦难当,

 我们要越加努力，学习白求恩的榜样。

 消灭人类的痛苦,做和平战士的保障。”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前身是八路军军医院，系八路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领导的直属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从创办到结束长达约13年，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37年军委直属医疗所到1939年八路军军医院为第一阶段；从1939年12月1日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到1946年10月为第二阶段；从1946年11月改名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后勤部卫生部第二后方医院，1947年8月又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野战医院，到1949年全国解放为第三阶段。

 在创办八路军军医院前，1937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在延安城东的拐峁村(今属宝塔区李渠镇)有中央组织部的一个干部休养连，1938年间该连归军委卫生部领导，并将休养连改为拐峁直属卫生医疗所。由蒲荣饮、徐根竹任正副所长，杜国兴任政治指导员，同年秋两位所长调前方，靳来川任所长，白崇友任政治指导员。当初，这里就收治从前线转来的伤员，由于战争频繁，山西沿黄河一线伤病员不断送到陕北绥德、清涧、延川的第一兵站医院和甘谷驿第二兵站医院，重伤和高于伤员则转延安治疗，这样一来拐峁直属医疗所实难担负这项繁重的任务。为此，中央军委卫生部决定组建八路军军医院。

经过积极紧张的筹备，1939年八路军军医院在拐峁正式建成，由苏井观任院长(是年秋由鲁之俊接任)，汪东兴任政委，靳来川、祁开仁任副院长。此项建筑费“用法币8000余元，分内、外、妇产3个科，开设有手术室、化验室、X光室等。印度医疗队担任外科工作，全院可收容病人120余名，工作人员112名，医生9名、护士长1名、护士45名，其余为行政事务人员”。

5月3日举行了成立典礼。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和总参谋长藤代远、兵站部长张令彬等前来祝贺。军委卫生部长姜齐贤和医院院长苏井观分别讲话，要求医院“成为八路军的模范医院，成为全解放区的模范军医院”。

    医院开办后，医生的工作很忙，根据最初两个月的情况统计，就医的患者日平均达178人。“这里更值得我们提及的是国际友人——印度援华医疗队的3位印度医生也在这里很辛苦的工作着。他们非常热心地忍受着生活的艰苦和工作上的限于物质条件的诸多困难,用着正义感和伟大的同情,来帮助边区艰难困苦的医疗工作。”1939年5月，朝鲜友人方禹镛来医院工作，任内科主任；7月德国友人米勒来延安后，立即投身到医院工作。此间在医院工作的有廖由洁、汪石坚、肖志功、许若维、斗争（刘景晏曾用名）、魏一斋、曲正、邵达、刘允中等。

八路军军医院的开办，不仅接收八路军伤病员，也为广大群众实行免费治疗，还为中央领导和军队高级干部检查身体和治疗疾病。1939年7月10日，爱德华、柯棣华和巴苏华一起为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诊治右肘骨折，鲁之俊等参加了会诊。此后，3位印度大夫多次前往探视，并做治疗。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大夫为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前线以身殉职，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继承和发扬白求恩精神，12月1日军委卫生部呈报军委，决定将八路军军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后来又加改总院。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从命名改为第二后方医院，在延安先后居住过三个地方，长达7年之久。

医院命名后，由于八路军更加发展壮大，医院的床位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随后军委卫生部又决定将医院由拐峁迁移到柳树店,重建新址。这次建院历时半年之久,从1940年1～4月底为建新院址计划阶段，5～8月是全院医护人员参加建筑阶段，9月便开始接收病人。建有病室、手术室、化验室、X光室等，并添置病员一切用具。医院院部后从拐峁迁到柳树店，鲁之俊任院长，汪东兴任政委(后为刘新权)，祁开仁、马荔任副院长。工作人员260名，床位200张，医院组织与分工较前更为严密，共分内、外、妇产、五官四科，后又增设小儿科。同年10月13日，在柳树店新址举行了落成典礼，朱德、王稼祥、肖劲光等领导到会并讲了话。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迁移后，拐峁医院旧址改设为和平医院分院，将原驻柳树店第二兵站医院的第四所，迁到拐峁成为和平医院分院，可收容慢性病员近200名，工作人员100名，由总院副院长祁开仁兼任分院院长，总院总支书记兼任分院政委，廖由洁为医务主任，杨汉辉为管理科长。1941年4月，拐峁分院奉命改为军委总后勤部卫生部直属所，肖志功任所长，谭治任副所长，业务上仍属和平医院领导。1943年秋，直属分院撤销，人员与病床并入总院。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是在边区极为困难条件下兴建的，就在建院中一年收住病人300名，治愈率为96%，门诊病人780人次，施行手术176人，X光透视288人。这时和平医院有一批技术骨干，如鲁之俊、祁开仁、马荔、黄树则、谭壮、李亭植、王抗搏、李沛文、王逐北、曲正、涂通今、徐根竹、肖志功、李润诗、尹醒、周百期、徐诚、廖作庭、斗争（刘景晏曾用名）、李生和、郑明峰、陈敬持、王学礼、朱朝政、张羽、边齐等。同时，由塞克作词，向隅谱曲，为医院创作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歌》。

1943年春，因院址不敷应用，医院又迁移至刘万家沟，将原柳树店旧址改为和平医院第三部，将留守兵团的部分工作人员调入(医院作为中国医大的附属医院)。迁移后，新建手术室、病房、工作人员住室及添置各种用品等，共支边币260万元，建设历时7个月，终于使国际和平医院成为当时延安具有正规化设备的第一流医院，各种规章制度进一步健全和正规。此时，鲁之俊仍兼院长(1941年任联防军卫生部副部长)，马荔、黄树则任副院长，刘新权任政委。院内除设内、外、产妇、小儿、传染等科外，尚建有门诊室、换药室、婴儿室、特别饮食房、牛奶房等。至此，这里为总院，下设两个分院，第一分院在晋察冀边区，可收容病人1000名；第二分院在晋东南，收容病人800余人；延安设三个分部：第一部在城北李家(即中央医院)；第二部在城南白家坪(即边区医院)；第三部在城东柳树店(即医大附院)。人员配备：根据上表各科设主任1人，医生2人；药房设药长1人，司药1人；化验室设技师1人，助理员1人；休养病室设医生1人；护士科除设主任外，有护士38人，护助6人，清洁员3人；办公室设秘书1人，收发员1人，通信员4人；总务科设正副科长各1人，管理员3人，会计1人，粮秣员1人，其余各班除班长外，班员由四、五名至九、十名不等。

此时可谓国际和平医院的全盛时期，它在国外爱国华侨(特别在东南亚地区)中，有着一定的影响和广泛联系，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从1939年至1945年冬以前，就为救济延安国际和平医院伤病员，从香港通过周恩来直接向医院捐赠过几批当时延安奇缺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儿童用品。后来，宋庆龄接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字样的纪念章，还为鲁之俊院长送了一张她亲笔签名的照片。医院在1943年11月12日纪念白求恩逝世四周年大会上，提出并通过《学习白求恩十项公约》。评选出一批学习模范，使白求恩的伟大精神和事迹传遍世界各地。许多友好人士捐款赠药，有的并直接参与医院的工作。美国医生马海德，就在这时由军直门诊部调至和平医院外科工作。当时医院里既有外国朋友，也有国内名医，还有医大培养的卫生干部，成为人才荟萃、技术优良的医疗中心和教学基地。

正是由于和平医院具有上述条件，所以医院与甘谷驿第二兵站医院除收治驻陕甘宁边区的军委机关和各部队的伤病员外，还收治从山西、河北等前线部队送来的伤病员。各抗日根据地把延安这两所医院当成大后方医院。一些领导同志到延安向军委汇报工作，常常要到医院检查和治疗疾病。如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贺龙、陈赓、续范亭、关向应等，都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总院治疗过疾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经常到医院来看望伤病员。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大量干部外调，先后从总院调往东北、华中、晋绥、晋察冀等前线的各类干部和工作人员80余名，主治医生以上的技术干部几乎全都被调走，总务科正副科长和几位老管理员等行政、生产干部也调走一半。当时又从延安各院和本院中选拔了医护人员补充缺额，使医院工作处于正常状态。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挑起新的全面内战战火，对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奉命改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卫生部“第二后方医院”(此时将和平总院名称转交给中央医院，延安中央医院改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卫生部第一后方医院，后又称西北军区第一后方医院)，此时科室取消，改为4个医疗所，以治疗战伤、外科为主的医院。先后完成了撤离延安，四渡黄河，二进山西，解放大西北、救死扶伤的光荣任务。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总院在延安的7年中，取得了许多成绩，1944年10月3日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代表参观后，赞扬了医院的工作和设施，也得到许多国际友人的赞颂。总结医院7年来的工作，除过参加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外，在医学上亦有许多发明和创造。

(1)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7年来总院共收治伤病员7505名，其中内科300多名，外科1500余名。此外,医院经常派医疗队深入连队为战士看病，1944年3月，涂通今和肖志功到甘泉附近的部队去扑灭疥癣和治疗其它疾病；同年6月,徐根竹和肖志功到清泉沟教导一旅，对斑疹伤寒、回归热传染病进行诊断、预防和治疗；10月涂通今和李资平到南泥湾，为八路军南下支队的伤病员作手术，他们均受到好评和欢迎。1945年7月,国民党胡宗南军队向关中马栏分区的爷台山猛烈进攻，奉军委总卫生部命令，曾育生、靳来川、斗争（刘景晏曾用名）、李资平、肖志功等10余人，到战地抢救伤员，如此等等，医院真正起到了为战争服务的作用。

    (2)免费为群众服务。据不完全统计，7年来除收留住院者外，还为群众门诊达11470人，仅1944年11月22日《解放日报》报道：医

院在1月至6月，为群众门诊、出诊看病达1096人。全部实行免费，有的还免收饭费。特别是经常派医疗队巡回治病，如1941年秋，医院外科副主任谭壮和边齐等5位组成医疗手术队，到关中马栏为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开展手术，并进行了“大骨节病”的调查；1944年5月，又先后派徐根竹、黄树则、谭壮、马荔等到南泥湾等地调查“吐黄水”病。至于延安周围，哪里发生传染病，医院便及时派人去哪里医治。

    (3)培养医护人才。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从1942年2月创办了白求恩护士学校，1943年2月第二期,1945年6月第三期,共毕业护士160多名；此外，因和平医院同中国医大共驻一村，医院除收治伤病员外，又担负了培养医务干部和医大的授课临床教学实习的繁重任务。主治医生以上的医务人员都担任了临床教学和实习指导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11月迁驻志丹县孙岔一带。1947年春，决定将第四所留在联防军后勤卫生部作为直属卫生所，所长吴兴，协理员杨克真(1947年7月在绥德田家岔撤销，后来收复延安后扩编为一个医院)，在3个所的基础上扩编为6个连，随西北野战军转战陕甘晋三省。1947年7月31日，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番号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医院于8月上旬在山西临县石板头村又奉命改编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卫生部第二野战医院。此时，医院下辖4个所。此时由徐根竹任院长，刘允中、刘凤山任副院长，薛峰任政委。1947年2月24日，该院在一所举行自卫战争中模范工作者颁奖大会。1947年8月，榆林战役中徐根竹院长牺牲，刘允中任院长。在随军转战一年多，医院及时抢救伤员，保证了战争的胜利。随后又随西北野战军参加解放大西北的多次战役。

 1949年，此时医院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卫生部第二野战医院，完成扶眉战役服务后进军兰州。同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当天医院人员进兰，当时医院下辖3个所，全院663人，收病员5180人。进兰后，医院奉命收编了国民党军队的57和249两所医院。1950年春，上级决定已被野战军接收的原“兰州中央医院”编入第二野战医院。同年7月，即将医院改编为西北军区第一陆军医院，完成了解放西北的光荣任务。1951年7月，该院奉命将三个部扩编为三个医院，即现在的兰州军区总医院、解放军第一医院和解放军第三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