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进新   口述     

                                                                                                                                   秘书记录整理

                                                                                                 （一） 

         我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时候，只有十二岁，人比枪高不了多少。首长看我年龄小，就分配我当勤务兵，成天干的是扫地、打水、送信一类的事情。战友们掮枪背刀，冲锋杀敌，而我的水壶不能当炸弹，扫把不能上前线，所以，干着干着就觉得心里不是滋味，身上就没了劲头。

     连长看我成天耷拉着脑袋，撅着个嘴，就邀我到田间小路上散步。他亲切地问我：“小唐，有什么事心里不痛快”？我气鼓鼓地回答说：“连长，这工作我不干了。我要扛枪。”“嘿，看不出小唐人小志气还蛮大哇”！连长拍拍我的肩头，笑着说：“你想过没有，如果没有炊事员，大家就会饿肚子；没有人送信，部队就不知道应该怎样行动，还不变成瞎眼走黑路一样？革命需要有人扫地打水，如果你不干，他也不干，那么叫谁干呢？”对呀！部队还有司号员，没有他吹号，该冲锋了，大家也不知道；还有卫生员，谁生病长疮，他就会把药送来；┉┉越想越觉得是那么回事，我不由地点点头。 

    连长站住，严肃地对我说：“你要扛枪打仗，这很好。红军战士天天都应该想着去消灭敌人。但是，革命工作有个分工，大家在不同岗位上，为消灭敌人而共同奋斗。我们干革命，不能挑挑拣拣，应该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一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为什么要参军？还不是受不了地主的剥削，当兵干革命，翻身求解放。那么扛枪是干革命，现在我扫地打水，也是干革命，为什么就不想干了呢？┉┉我越想心里越亮堂，便下定决心，从今往后，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一切都要服从革命需要。从此，无论是扫地、打水、送信，还是站岗放哨、参加生产，我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一天忙到晚，还总自己干得少。 

    有一次，首长命令我，趁夜间好隐蔽，把十三名伤员护送到一个指定的医院去。来回要走几十里山路，沿途都是豺狼虎豹出没的地方，领导问我怕不怕，我把小胸脯一挺，干脆利落地回答说：“不怕，红军站士就是要消灭世界上吃人的野兽。”出发前，首长牵来一头毛驴给我，我说：“不要，伤病员能走，我还不能走？”首长向我解释说：“谁骑都可以。主要是你一个人回来时，天黑路远，弄不好会迷失方向，这毛驴能把你从原路带回来”。领导为我想得这么周到，我心里感到暖烘烘的。

       黄昏时，我们出发了。一路上，轻伤员扶着重伤员走，我也把毛驴牵给一个行走最困难的伤员骑，自己还为伤员背着东西。天黑以后，一会儿是狼叫，一会儿是虎啸，我心里好紧张。但是，一想到自己是在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是在做革命工作，勇气就来了，胆子就大了，什么也不怕地摸着在前面给同志们引路。下坡了，给他们打个招呼；跨沟了，在旁边指点着；有时还端着枪在队伍前后跑来跑去察看。一位姓张的伤员，看出了我的紧张心情，开玩笑说：“别怕，咱们这么多人，来了四条腿的家伙，就把它活捉，到医院去加一餐。”把大家都逗得发笑。 

    经过七个多小时的夜行军，我们安全到达了目的地，医院首长拉着我的手说：“小同志，多亏你送来，要不，我们还真派不出人去接呢，说不定突然转移，那就啰嗦了！”

       这是我参加红军后，第一次独立完成的任务，所以，印象特别深。我从中认识到：任何一项平凡的工作，都是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都要有人去做。许多具体工作看起来细小、平凡，但是不能没有。只要把自己从事的细小、平凡工作看成革命的一部分，随时随地和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目标联系在一起，那么，就会干得有劲，认真负责。 

                                                                                            （二）

        １９３９年，我在延安甘谷驿二兵站医院当看护班长。大概是九月间，白求恩大夫带领救护医疗队，从延安去抗日前线，路过我们医院，住了一晚，参观了我们的药房和手术室。 

    白求恩大夫到手术室参观时，我们的军医正给一位伤员做取弹片的手术，他看到那位军医采用的是纵刀截口的方法，便立即叫他停止操作，并马上向护士要了一把手术刀，亲自动手，做了一个斜刀截口的手术示范。他一边做还一边通过翻译讲解技术要领，手术结束以后，白求恩说，伤员已经在战场上为革命流了血，我们医务工作者有责任减轻伤员的痛苦，使他们少流血，斜刀截口方法不仅能够达到这个目的，而且可以防止细菌感染。你们应该学习这些新技术，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治好更多的伤员，为抗日前线增添更多的力量。

        白求恩大夫第二天就走了。我们却从他的言行中，进一步学会了了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自己从事的平凡工作，做到为伤员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 

    延安的冬天，北风呼呼叫，冰冻三尺深，说不好听的，鼻泪流出来就能冻住。为了使伤员不受冻，看护班的陈颜秀、张玉兰等几个二十来岁的女同志，不顾风雪，跑到十多里外的山沟里去砍柴，背回来给伤员烧炕。为了保护伤员伤口和身体清洁，必须经常给他们换药、换衣服。女同志便天天都要砸开河上的冰，给伤员们洗衣服，洗掉药棉、纱布、绷带上的脓血，以备再用。可是这些东西一放进水里，就冻硬了，只有把它们快点捞出来，飞快地洗，才能防止冻成冰块。这样一来，女同志的两只手背就冻成如发面馒头一样，肿得好高。天天如此，有些同志的十个指头就变得象十根红萝卜一样，手背也裂开一道口子，不断流黄水。我实在看不过去，便再三再四阻止她们去洗，可是说破嘴皮她们也不听，一个个仍然嘻嘻哈哈笑着拣起东西就跑，还说：“不要紧，我们都注射了白求恩精神剂。”

        记得在那个时候，医院的物质条件很差，就连常用的药棉、纱布、药捻子等都经常没有。我们便拆了自己的被子，把棉花掏出来，做成药棉；把被里被面撕成条儿，代替纱布、绷带，用完以后就洗干净，消了毒，再用。一般用品都这么缺，至于什么显微镜等等比较高级的化验设备，那就连想也敢想的。可是，有一个时期，我们医院二所患痢疾合并症的人很多，军医要诊断治疗这些病，还非得化验病人的粪便不可。怎么办？护士长姜月文同志就成天守在病房里，只要那个病人一泻完肚子，他就端起病人的便盆，一遍又一遍地用鼻子去闻，将粪便的气味记下来，然后又仔细观察，把粪便的颜色、状态搞清楚。他对每一个病人都进行这样的连续观察，然后，把自己观察到的情况一一告诉军医，军医反映很有效果。大家看到这个方法不错，一个个跟着学，用自己的鼻、眼代替化验设备。这样一来，军医的诊断和治疗就准确得多了。没有多久，大批病人治愈归队，投入了新的战斗。 

    还记得在平型关战役以后，一天中午，一副担架抬来一个伤员，我走上前一看，见他左臂被打断，一颗子弹打进了胸膛，还在不断流血，伤员痛得额上渗出一片汗珠，牙齿咬得格格响。我立刻三步并作二步走，把担架带进手术室，找来主治军医刘景晏，刘军医检查了一下，命令说：“准备输血，抢救！”虽然当时因物质条件差、工作繁忙，大家的体质都很差，但为了抢救阶级兄弟，谁也顾不得想别的，全所的同志个个捋起袖子，争先恐后要求献血。后来，根据血型情况，党支部决定，从刘景晏等五位同志身上抽血，700毫升殷红的鲜血，缓缓注入了伤员的血管里，他苍白的脸慢慢呈现出一点血色，大家才微微松了一口气，而刘景晏同志刚刚抽完血，又立即给伤员做手术，一个接着一个，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连喝一口水啃一块馍的时间都没有，他挽起一个个生命在和阎王赛跑，把一个个战友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刘景晏同志是医院里少有的当过红军的知识分子，技术好威信高，身材魁梧。他刚当红军时还在连队当过机枪射手打过仗，经历过革命战争的考验，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为办好医院，提高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开展一线战场伤员救治，因陋就简自制和筹集药品器械，为劳苦大众救死扶伤，在一切革命需要的方面，他都积极想办法开展工作，对革命对伤病员总是抱着极端负责的态度和极端的热忱。在教我们专业课时待人和蔼，可亲可敬，循循善诱，我们常常把刘景晏同志围起来，兴致勃勃地不停地提问题，他总是面带笑容反复讲解，直到大家理解弄清楚为止。有一次他给我们讲解战地救护伤员，卧倒在地做完示范动作后，站起身拍拍身上的土，让我们演练，我们一次没有掌握好要领，动作不到位，他给我们继续讲解为什么要这么作并且又卧倒在地再一次示范，直到我们熟练掌握方才作罢。

        我们在护士这样平凡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送走了一批又一批伤愈归队的同志。他们回到前线以后，还经常给我们写信，报告自己的战斗情况。有的同志立了战功，也把喜报寄给我们，我们把这一切都看成是战友们对自己的鼓励，便更加努力地为在院的伤病员打针、换药、端屎端尿、洗衣砍柴、喂水喂饭。…… 

                                                                                        （三）

        1935年8月，张国焘拒不服从中央命令，欺骗四方面军部分指战员，南下天全、芦山、大小金川及阿坝区域，另立“中央”，打出叛党旗帜。后来，经过朱德、贺龙等同志的坚决斗争，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抵制，党中央毛主席的严肃批评教育，张国焘才不得不带队继续长征北上，于1936年10月到达陕北。 

    一天黄昏的时候，我们二所得到通知，问有没有条件接受四方面军的一批伤病员。要说条件，确实没有，当时正护理治疗着西征作战送回来的一大批伤员，二十几孔窑洞住得满满的。我们十二个看护员担负了几百人的护理任务，每天天不亮就起身，打扫室内外卫生和给病员打好洗脸刷牙水，帮助他们解大小便。开饭号一响，又要忙着给重伤员喂水喂饭。我们的饭碗还没有放下，军医就开始查病房，他们前面走，我们后脚跟，按照医嘱，给一个个伤病员又是洗伤口，又是打针，又是吃药，……一干就是十三、四个小时，忙得口渴顾不上喝水，冒汗都来不及擦一把。但是四方面军也是党的部队，广大指战员心向毛主席，用实际行动回击了张国焘的分裂行动，往返草地，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胜利到达了陕北，不管条件多么困难，给他们治好伤和病，就能用我们的行动，使他们更加感受到党和毛主席和温暖，增强我们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因此，我们很多同志便自动搬出窑洞住露棚，把能够空出的窑洞全部腾出来，烧上热炕，亲亲热热地迎进了四方面军的伤病员。他们很多人都得了冻疮，我们就用雪水反复揉搓他们冻疮部位，把他们的伤脚放进自己的怀里，用自己的体温煨暖，使其慢慢恢复知觉。……革命事业把我们汇拢在一起，阶级感情沟通了彼此的思想，没有多久，我们就相处得十分友爱了。他们经常感慨地对我们说：是张国焘坑害了他们，是毛主席救了他们。张国焘坏，毛主席亲，现在大家都看得清。

         白求恩精神是经过毛主席【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后归纳总结提升传播的。在此之前，在当时革命队伍中的医务工作者，尤其经过延安时期的医务工作者不断的深化凝聚，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的热忱，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早已植根在他们的心里，融化于他们的血液中，成为一种精神力量和崇高境界。这种精神和境界更多的是体现出中华民族所具有的那么一种蓬勃向上，不屈不挠，真善美的优秀品质和传统美德，经过革命熔炉的锤炼而淬结出的高尚情操。前面提到的姜月文同志、刘景晏同志以及许许多多我提到或还没有提到的同志，他们不是白求恩，却又是真实的白求恩，在延安的医务工作者中随处都可以见到，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最不平凡的事，把最平凡的事做到了最不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