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是千百年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自古以来许多仁人志士为祖国的自由、独立、繁荣、富强作了不懈的努力和贡献，铸就了伟大的民族之魂。我们爱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就是要树立以热爱祖国、报效人民为最大的光荣，以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民族尊严为最大耻辱的观念

    李大钊从容就义

    1926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犯天津大沽口，国民党被迫还击，击中了日本军舰。日本政府不但不对侵略行为认罪，还公然要求中国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腐败的段祺瑞军阀政府竟然全部接受了日本政府的无理要求。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五千名群众在天安门召开了抗议大会。会后，李大钊亲自举着一面红旗，走在队伍中间，到铁狮子胡同军阀政府门前示威。游行队伍来到军阀政府门口，段祺瑞反动政府开枪扫射示 威群众。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史家胡同小学学生周正铭等四十六人惨遭杀害。面对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李大钊为了使革命群众减少损失，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枪林弹雨，指挥示威群众疏散。当他看到几个受了重伤的青年倒在地上时，便一个个地把他们搀扶起来，织力量把他们背走。直到绝大部分群众脱离险境，李大钊才随着群众朝胡同东李大钊口走去。兵警见到他，用枪口对着他的胸膛，厉声喝道：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做买卖的。”李大钊从容不迫地回答。

    当时李大钊穿着长袍马褂，微胖的脸庞留着八字胡，并戴着一副眼镜，很像个商人的样子。兵警信以为真，便用力搡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做买卖到这儿来，找死呀!还不快走!”

    李大钊机智地通过了敌人的检查。

    当天夜里，李大钊召集了北京党组织的紧急会议，研究部署了新的战斗计划。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了，关在京师警察厅拘留所里。敌人对他软硬兼施，妄图逼他供出党的机密。李大钊坚贞不屈，不仅没有透露一点党的机密，他的“供词’’却成了一篇宣传马克思主义必胜的宣言书。敌人对他施用了种种酷 刑，并用竹签扎他的十指。十指连心啊，剧烈的疼痛折磨着他，手指骨都碎裂了。酷刑折磨得他死去活来，敌人却没有得到一点东西，只得把他押回牢房。

    在拘留所里，李大钊不放过一切斗争机会，他领导被捕的难友进行狱中斗争;他向监狱的看守进行革命宣传。一个看守同情革命，李大钊争取了他，让他帮助传送消息。一天傍晚，这个看守悄悄地塞给李木钊一封信。他打开一看，是党组织写来的。信里说，北方铁路工人知道他被捕后受了毒刑，义愤填膺，强烈要求组织一支武装，化装潜入北京，打进京师警察厅看守所，营救他和同志们出狱。党组织来信征求他的意见。李大钊感到无限欣慰，因为工人同他心连着心。但他毅然拿起笔，借着从铁窗透进来的暗淡光线，写了回信。信中写道：

    “……这种行动自然是工人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对党对我的爱戴，但今天完全没有可能实现这种计划，拘留所处于重重武装戒备之中。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的，这已经是党的损失了。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的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当党组织把李大钊的意见转告给铁路工人的时候，工人们都为自己领袖的高尚品德而感动得落泪。

    4月28日，敌人用绞刑杀害李大钊等二十位革命同志。李大钊同志视死如归，大义凛然，从容不迫，缓步登上刑台。当刽子手把绞绳套在他脖子上的时候，他面对十九位即将遇难的同志，发表了最后一次简短的演说：“我们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培养了许多革命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全国各地。这种子需要用鲜血浇灌，他们会开出艳丽的花。我深信：共产主义必将得到光荣的胜利，将来的环球，必定是赤旗的世界!

    我要回祖国，不要美金

    1948年，李四光在参加完国际地质学会大会后，来到了英国南部的博恩默斯养病。

    在博恩默斯，李四光特别留心登载中国消息的《工人日报》。一天清早，李四光满脸喜色地看《工人日报》，消息说：“……11月2日，沈阳解放，共歼敌四十七万余人……”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多少年的梦想实现了!新中国就要诞生了!他知道，新中国刚刚成立，物质条件，个人生活，肯定不如国外优厚、舒适。但是，祖国百废待兴，是多么需要人才呀!回到祖国去，建设新中国!李四光毅然下定决心。第二天，李四光办理了回国的签证，预定了船票。眼看再有一个月就启程回国，李四光和夫人许淑彬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他们的心早已飞回了祖国。李四光天天忙着买书，搜集科学资料，加紧整理自己的写作文稿，他设想着回国以后，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找煤、找铁、找石油……为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而拼命工作!

    这样一来，触怒了台湾国民党的“外交部”。国民党驻英“大使馆”的秘书找到李四光夫妇，掏出一张五千元美金的支票说：“请你向全世界发表一个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接受政协给你的全国委员的任命。”然后又威胁说：如果你不肯发表公开声明，我可以采取必要措施，将你扣留在国外!”

    国民党以为金钱是万能的，可以诱惑任何人。但他们打错了算盘，遭到李四光夫妇的严厉斥责：“你们想干什么?难道我们归国之心能用金钱收买吗?我们要回国，不要你们的美金!”

    “使馆”秘书发窘了，举在手里的那五千美金的支票掉落在地上。他没有办法说服他们，只好悻悻地走了。一直站在李四光身旁的许淑彬着急地问：“我们的船票下月才能使用，怎么走得成?”李四光愤怒地在屋内踱步，心中暗想反动派妄图用卑劣的手段阻拦我们回国，这件事情绝不能让他们得逞!他便对夫人说：“不能再等船票了。我先走，连夜赶到普利茅斯港去。那里是货港，没有客船，而且从那里渡船到法国路远浪大，一般旅客是不从那里走的，更不会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你先在这里等我，等我到了安全的地方，我们再会合到一起，一同回锅。”说着，就同夫人一起整理行装。一切妥当，李四光变坐在桌前，给国民党驻英“大使”郑天锡写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年来日夜盼望的理想的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启程返国------”写完信，他没吃晚饭，趁着夜色，大步奔向火车站。李四光几经周折，辗转到比较安全的瑞士城市巴塞尔，等待夫人许淑彬。

    1950年4月，李四光夫妇迎着温馨的东风回到上海，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