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期间，亚洲慰安妇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其中，一些慰安妇更为悲惨。据韩国媒体近日报道，现年83岁的慰安妇朴英沈揭露说，残暴的侵华日军曾令人发指地把一名慰安妇杀死后烹煮，供其他慰安妇当作“牛肉汤”喝。
被日军骗到中国“做工”
朴英沈回忆说，她被推进火炕是在1938年。那时，她才17岁，是一个充满美好憧憬的少女，住在现在的南浦，在一个有钱人家当女仆。然而，3月的一天，一名日本警察找上门来，告诉她说，给她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她信以为真，就跟着他走。日本警察把她带上火车，火车把她送到了中国一个地方。后来，她才知道，那地方是中国的南京，日军已经攻占了这座城市。她终于明白，自己被骗了。然而，为时已晚。残暴的日军把她拉来，就是要迫使她成为法西斯的性奴隶。


惨遭蹂躏多次自杀
朴英沈回忆道，那时，南京有许多日军设施。其中，在日军一个哨所附近大约500米处，有一个“Geumsuro慰安所”。这个慰安所是个三层砖楼，每层都有单间，每个单间有一张2米宽、2.5米长的床，专门供日军发泄使用。一天，她被日军带到这个慰安所。她一走进房间，就感到极度恐惧，十分担心自己很快就要遭到不幸。过了一会儿，一名日军走了进来。她看到他一副淫荡的样子，就知道他要干什么。她害怕极了，拼命反抗，但遭到日本鬼子凶狠的毒打。那名日军用脚踢她，用手打她。她几乎全身都挨了打。然而，她依然不从，拼命反抗。最后，丧心病狂的日军士兵从腰部抽出长刀，架在她的脖子上，威胁说，要砍断她的脖子。无奈，她只好屈从了。

从此，她开始了痛苦万分的奴隶般生活。在日本法西斯的淫威下，她每天要为大约30名日军提供服务。每次为日军提供服务，她都感到恶心极了。有的时候，她实在太累了，就不想提供服务，然而，很快就会遭到法西斯的毒打。现在，她的身上还有当年法西斯刀砍留下的伤疤。
时间长了，她感到很难受，也很痛苦。她听说吸食鸦片能够解除痛苦，就设法搞到鸦片。然而，她一番腾云驾雾后，痛苦依旧。她终于知道，自己受到的伤害是多么沉重。她感到痛不欲生。好几次，她试图自杀了结自己，但均没有成功。 惨无人道的“牛肉汤”
其后的日子里，随着战局的发展，朴英沈不时地被日军押到一个个地方做性奴隶。在慰安妇中，一些人因不愿与日本法西斯合作而惨遭杀害。然而，大家谁也没有想到，日本法西斯采取了极为残忍的手段。
一天，几名日本鬼子来到朴英沈所在的慰安所，阴险地说道：大家好长时间没什么吃的，都快饿死了，日军特地为大家准备了“牛肉汤”，以犒劳大家。大家信以为真，纷纷用碗喝汤吃肉。等到大家把汤都喝了，日本鬼子们突然哈哈奸笑着说，“牛肉汤”是用一名韩国慰安妇的肉做成的！这时，大家傻眼了。原来，日本鬼子把一名韩国慰安妇杀害了，然后，把她的肉割下放在一口大锅里烹煮。朴英沈愤怒地控诉说，日本鬼子就像畜生那样毫无人性可言！
回国后生活极为痛苦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太平洋战争胜利结束，朝鲜半岛也结束了日本法西斯的殖民统治而获得解放。朴英沈获得了自由，准备离开中国回国。在中国朋友的帮助下，朴英沈终于回到韩国。然而，由于多年惨遭不幸，她仍生活在极度的痛苦之中，无法享受胜利带来的幸福，无法过上正常人的日子。首先，她不敢回到从前的家乡面见父老乡亲，只得一人来到一个远离家乡的地方。其次，由于身体长期受到无情摧残，她不得不请医生做了子宫切除手术，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再者，由于在法西斯淫威下多年担惊受怕，她的心脏也出了问题，神经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她回忆说，夜里睡觉时经常做噩梦，半夜惊醒后就一直睡不着觉。
苦难的中国慰安妇
在2005年首届国际新闻摄影比赛上，有一张照片描绘出了这样一幅场景：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双手遮着脸，满是斑点的两腿交叉而坐，我们看不到她的神情，看到的只是她的白发和细得惊人的四肢。这是以中国慰安妇为题材的照片中的一张，它在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社会生活新闻金奖。
它的作者叫陈庆港，目前是杭州一家媒体的视觉总监。
为了拍摄这组照片，陈庆港做了充足的准备。2004年一年，他都在全国大海捞针似地寻找幸存下来的慰安妇，请她们站出来讲述历史，并用自己的镜头为她们记录下生存现状。目前，陈庆港正要把其中的故事汇集成书。八月初，这本名为《血痛》的描述中国慰安妇经历和现状的书，将现身于全国各大书店。
7月29日上午，陈庆港接受了周末报记者的采访。
“我能等到他们道歉的那一天吗？”
采访之前，记者收集了一些陈庆港的资料。在拍摄慰安妇之前，他曾经用很长的时间拍摄过一组照片《无法愈合的伤口——侵华日军细菌战遗祸调查》。他向记者述说了拍摄慰安妇的初衷：“两三年前我就已经做了大量准备，那时我就在琢磨，她们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呢？她们的生存现状又是怎样的呢？很多问题围绕着我，我决定走近她们。”
“我通过一些途径拿到了曾经当过慰安妇的妇女的名单，看着那串名字，我的心里有着一种无法言说的痛苦。”陈庆港坦言道，“我去了好多地方，都是当年遭日军铁蹄践踏的城市或者偏僻乡村，像海南、上海、江苏、湖北、山西……最后，我把目标定在了山西和海南，因为那里的慰安妇愿意站出来诉说她们的苦难。”

对于寻找慰安妇的过程，陈庆港并不愿意细说，他只是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困难当然是有的，难度和内容都超过了我的想像，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最后结果是找到了。”
“她们的平均年龄在八十五岁左右，小一点的七十五六岁，基本都患有疾病，除了妇科病，就是伤残病，病重的也没钱治疗，就只能在家等死。她们有的结婚生了孩子；有的就是一个人，因为身体受到摧残不能生育，就领养了孩子养老。”
“在她们十几岁正当青春年华的时候，非常不幸地被日本人抓去，沦为倾泄性欲的工具。白天她们被逼着在慰安所干活，晚上日兵就跑来轮奸她们，最多时一晚要接待二三十个日兵。由此，她们伤痕累累。”陈庆港的声音越发低沉，他点燃了一支烟。“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几乎所有的老人都一边讲述自己的苦难，一边用干枯的双手擦拭眼角的泪水。而后，她们都会拉着我的手问：‘他们什么时候能向我们道歉？我还能等到那一天吗？’听到这些话，心里确实难受啊。”陈庆港深深地吸了口烟，沉默了起来。

“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慰安妇”
说起他的采访对象，陈庆港不禁感慨万千：“我一共采访了38位老人，每一位都让我难忘，像杨阿布、陈亚扁、林石姑……只要你站在她们面前看着她们，听她们讲述完自己那段屈辱的经历，你就再也不会忘记了。”
“我给你说说其中的两个老人。第一个叫陈亚扁，住在海南岛东南部的鸟牙峒村。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并没有询问有关慰安妇的事情。直到一个星期后，老人一边往可乐瓶做成的水烟筒上装着烟丝，一边平静地对我说：‘孩子，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慰安妇。你有什么要问的就问吧。’”然而，看着这位饱经磨难的老人，陈庆港说他怎么也问不出口。“老人似乎觉察到了我的不忍，深吸了一口水筒烟，自己就缓缓道来。1942年的春天，未满15岁的陈亚扁和嫂子、姐姐在家干活。在她织着筒裙的时候，几个端着枪的日本兵突然闯入，姑嫂三人不知所措。日本兵扫视了三人一会儿，将目光停留在陈亚扁身上，他们将嫂子和姐姐赶出门。不管陈亚扁怎么呼喊嘶叫，怎么挣扎，日本兵都没有停止他们罪恶的行为。他们轮奸了陈亚扁，直到她下身大量出血，昏死过去才罢休。后来，日本兵就经常找陈亚扁泄欲，有时抓到军营中，有时在马背上，若不从她就会遭到毒打。3个月后，她被送到慰安所，和其他女孩一起被关在盒子式的木楼里。由于她年龄小，例假还没有来，奸淫她的日本兵整夜不断，她常常麻木地失去知觉。”陈庆港的语速相当快，语气里充满了愤怒。

“四年的时间，她每日以泪洗面。直到日军投降，她才走出魔窟。但她已经不能再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村里人骂她是‘日本老婆、日本妓’，无奈之下，她躲进了深山，过着野人生活。解放后，她才被找回到村里，分得土地。30岁以后，她才有了她的两次婚姻。她共怀孕九次，但活下来的只有一个女儿，丈夫去世后，她一直与女儿生活。‘现在我什么也不怕了。我是慰安妇！我要把我的经历告诉所有的人！’老人说这个话时的神态，激动又愤怒，这一幕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掉。”

“还有一个生活在山西的老人，名字叫万爱花。值得一提的是，她是中国第一个站出来控诉日军慰安妇暴行的女性。老人很矮，由于曾被日本兵毒打，致使她的脖子陷在了肩膀里，腰陷在胯骨里，身体完全变了形，身高只有1．4米左右。她告诉我她从来不照镜子，‘难看，人不人，鬼不鬼的。’”叹了口气后，陈庆港继续说，“15岁的万爱花是个童养媳，日军扫荡山西，她被强行捆走，放在毛驴上运到炮楼里，日军在那里残暴地折磨了她21天。后来，她趁日军不注意的时候弄断了窗格，逃到了亲戚家里，丈夫嫌弃她便把她卖给了一个老光棍。后来，她又一次被日军抓获，惨遭轮奸。这一次，她的下身开始溃烂了，性格坚强的她第二次从日军手中逃脱。但可惜的是，她又第三次被抓，日本兵先是轮奸，然后又对她施以酷刑。老虎凳，压杠子……万爱花孱弱的身体遭到致命的损害，在被关了整整50天后，她的大腿折了，右边的耳朵也被撕开了。”陈庆港声音开始变了，越来越低：“正月里，她昏死了过去。日军以为她死了，扒光了她的衣服，把她扔进了河里。一个老汉路过时救了她。她活了过来，但已经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肋骨、胯骨都断了，十七八岁就没了月经。无奈之下，她只能领养了个小女孩。”


“每次听完他们的故事，我痛苦得根本无法入睡，失眠了很久。”陈庆港说。
“没有刀她晚上根本睡不着觉”
让陈庆港揪心的是这些老人的现状。“她们过得普遍都不好，在我接触到的这么多慰安妇里面，只有一两个过得还可以。”他停顿了一下，接着告诉记者，“这些老人们年轻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村子里最漂亮的女孩，但因为有过慰安妇的经历，她们中的大多数都嫁不出去，即使嫁出去也是迫不得已嫁给了村里最穷的、最丑的或是残疾找不到老婆的男子。由于被迫做慰安妇那段时间给她们的身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她们中有的人残疾了，有的人染上了妇科病，更多的是失去了生育能力，一般男人是不愿意娶她们的。”

他告诉记者，这些慰安妇现在生活的条件并不大好，很多老人一把年纪了，还不得不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在海南，很多老人早上挑着担子去捡人家割胶的时候掉在地上的胶泥，卖掉来生活。
陈庆港又举了个例子：“我在三亚凤凰镇文史办公室听说，有一位快90岁的蒲阿白老人曾经被日本人抓走过。我来到老人家里，家人说她在市场上卖槟榔呢。于是，我就到市场上寻找老人，我看到她坐在一个小凳子上，面前放着一个蒲匾，里面盛着槟榔，她自己也在嚼槟榔，红红的汁水染了一嘴，当时是下午最热的时候，市场上根本没有买菜的人。那幅景象让我一直不能忘怀。”

“与身体相比，更严重的伤害是精神上的。”陈庆港说，“由于有一段不堪的经历，她们总认为自己是不洁的。这么多年来，她们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包袱，心里有着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我在海南保亭县找到的杨阿布老人每天晚上做梦都会梦到日本兵来抓她，她的床头永远都放着一把刀，没有刀她根本就睡不着觉。尽管她们是受害者，但周围人还是不能理解和同情她们。十年以前，人们对她们的态度都是鄙视和凌辱。她们不得不隐姓埋名，在家人面前，从来不提及自己的遭遇。”
陈庆港坦言：“有些时候我根本就不想再向她们提问了，一个后辈去问她们几十年前那么不堪的回忆，我没有办法说出口。每个人讲述自己过去的经历都非常痛苦，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不停地抹眼泪。她们不愿意当着自己孩子的面讲，如果孩子在身边就不说，或让他们避开。”
尽管人们对慰安妇的认识逐渐改变，但陈庆港认为这还远远不够。“我们以前很少正视慰安妇问题。这些慰安妇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她们希望得到日本人的谢罪，并且得到一定的经济赔偿，毕竟她们现在生活得很艰苦。”陈庆港说。
“是她们说出真相的时候了”

陈庆港说：“这些老人已经沉默了60年，现在她们都已是垂暮之年了，都不年轻了。如果现在再不说，她们的这段经历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公之于众了。我认为她们应该站出来，告诉大家事情的真相，告诉大家这么多年她们隐匿于心的苦痛。我在寻找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有幸存者去世的消息，常常是到了一个地方就得知要找的人已经去世了。她们中很多人没有说一句话就离开的，一直没有机会告诉别人，真的很让人遗憾。”
接着，他给我们算了一笔账：“据专家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大概共有20万的慰安妇，我能肯定的是幸存在世的还有几万人，但我们确知的寥寥无几，我们应该鼓励她们讲出来。”
对此，他显得很无奈：“我只是一个记者，没有太多的能力，我能为她们做的仅仅是让更多的人关注他们。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也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慰安妇，她们是真正的受害者。”他还表示，如果有机会，他会尽自己努力去帮助这些老人。
“这段历史其实离我们很近很近，但很多人对它是陌生的，特别是年青人，他们可能对新鲜的事物感兴趣，喜欢探求其中的奥秘。我真的希望年青人能够多了解一点这段历史，毕竟离我们并不远。”陈庆港最后说，“慰安妇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我用镜头记录她们的悲惨经历，以及她们因为那段经历而被改变了的现在的生活。这数十位老人的悲惨经历，其实只是日军侵华期间所有慰安妇的一个缩影，她们的苦难，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苦难。而慰安妇代表的正是我们这个民族近代史上最最苦难、最最饱含血泪的那一页。我们应该正视这段历史，帮助这些老人。”

作者：袁婷
2007年6月11日，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否认“慰安妇”史实的言论，再次激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受害国人民的愤怒。此前，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智良编著的《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于2007年6月7日出版。该书第一次公布了上海市当年日军149处慰安所旧址，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

苏智良先生及助手，经过13年的艰苦调查后发现，中国竟是日军慰安制度的发源地：在人数上，中国有20万妇女被迫充当慰安妇，是日军慰安妇最主要的来源；在时间上，日军在上海建立了世界第一家慰安所，而且上海慰安所持续时间最长、数量最多。可以说，中国妇女是日军慰安制度最严重的受害人群。
发现世界上第一个日军慰安所：“大一沙龙”
苏智良教授在日本留学时偶然发现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有两排日式木屋，中间是碎砖铺就的路，一个日本兵在女性管理者的陪同下，正准备进入“慰安妇”的房间。旁边的文字说明是：上海杨家宅慰安所，1938年1月建立，日本上海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管理。


在此之前，苏教授并不了解这个位于上海的慰安所。看到这张照片后，他走上中国慰安妇调查之路。“我首先从杨家宅慰安所查起。原来以为这个慰安所的地点在杨家宅，但经过照片比对及走访当时住户后我发现，这个慰安所建在东沈家宅。杨家宅慰安所是当时最出名的一家慰安所。通过调查我发现了一个更让我震惊的事实，位于今天东宝兴路125弄的‘大一沙龙'竟是世界上第一个日军慰安所，也是世界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日军慰安所。”苏教授说。
慰安所采用日本和式，房门挂有“慰安妇”名字
根据知情者的回忆，东宝兴路125弄1号为二层西式砖木结构建筑。最初此处的日本“慰安妇”只有7人左右，由于这里地处北四川路(现四川北路)旁，为日本海军陆战队集中之地，所以海军陆战队员相约而来，生意十分兴隆。于是，经营者便又从日本国内招来20名少女，并逐渐吞并了后面的两幢中国人的住房(今125弄2号、3号)，形成一个规模颇大的慰安所。


据知情人陆明昌等人回忆，大一沙龙和杨家宅慰安所的式样都是日本和式。有的慰安所有10个小房间，每个房间的面积约4个半榻榻米大小，约合7平方米；宽的建筑中间有走廊，两边是“慰安妇”的房间，有的房间有6个榻榻米。房间里面陈设十分简单，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房门上写着编号，并钉有插“慰安妇”名字的金属牌。木墙上开了一扇50厘米高、30厘米宽的木窗，窗上有6块玻璃，下面4块是磨砂玻璃，外边不能轻易窥探屋内的情况。为了让日军官兵感到安宁，慰安所里还设立神龛，让日本官兵和日本“慰安妇”参拜。
1931年，日军开始实施慰安妇制度
1931年11月，日本海军为了给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提供性服务，在虹口选择一批日本妓院作为其海军的特别慰安所，其中就有“大一沙龙”。随后“大一沙龙”被定为“海军指定慰安所”而获得了扩张。这一情况也得到了日本外务省的一则档案的证实。到1932年，在上海开业的日海军慰安所共达17家。这些慰安所以日本海军官兵为客人。同年底，这17家慰安所有艺妓279人、“慰安妇”163人。